第二十九章 方光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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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署银行从富饶银行调来一个名叫方光的人,被单位暂时安排和吴为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吴为曾经听二哥吴贵谈起过这个人。吴为还纳闷,这么个人怎么招惹那么多人讨厌生恨?既然这样怎么还能调到上级行。阴险狡诈、不动声色,慢声细语,赶上当口说上那么一两句就够你喘的。大家上来情绪时他再加把火助燃一下,就容易把哪个人烧成灰烬;在别人议论是非的基础上他跟进再溜上两句够你瞧的;该他表态的事他不吱声便是无言的反对;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他说还差那么一点,你听了不叫你舒服;领导本来对他极好了已经不能再好的时候,他自己看上未来的接班人便暗渡陈仓,和未来的领导热乎近乎的不得了;看有新来的领导情况不熟马上趋近附庸一番。这样的人遇到有好事的机会,大家不是去成全,而是纷纷上前拆台,闹得他事不成。吴为听他的亲属讲,那个人,可了不起,把人分得亲疏远近薄厚,一清二楚,怎么对待搞的明明白白,咱可不行,但说回来,对人分的那样清楚多累呀,对人应该怎样就怎样,多爽快。
方光的处世哲学,也是在现实中养成的,在人与人往来中表现出来的,对他自己来说,何尝不是自我保护、自我实现?是对挨整被整的一种应对反应,虽然这样的应对也许会给他自己招致更大的不利、更深的困境,身陷此中难于自拔,最后不明不白地被淘汰出局。
一天晚上,方光也不知和谁刚喝完酒回到招待所,脸上红扑扑的,本来就寡言少语很沉稳的性格,显得越发凝重。那晚却拉开话匣谈兴浓浓起来,与吴为从社会到人生,从工作表现到青年人如何把握,侃侃而谈,有问有答,吴为多年后回忆提及那次谈话,方光不带感情地道,当时也是喝了点酒。现将谈话内容照录于此。
现在是两头着急,中间凉。中央三令五申,左一个会议,右一个政策下达,政策是受到群众拥护,倒是中间打横车的太多,落实不到底。为什么呢?政策落实要触犯中层人利益。思想路线没有落实到底,实践检验真理贯彻不到一切工作中,结果,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无法落实。本来不大个小单位,有个老干部,62岁了,已经不中用,不称职,工作打不开局面,上级经过研究说让他退休,他说我还能干呢,没法安排接班人,考虑过去贡献,动不得了。
群众呢,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不搞运动,反而不习惯了,在等待运动。运动假若来了,怎么办呢?看到人家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管对不对,没有错。运动来了总有投机的抓住机会跑到前面去,出了问题也是枪打出头鸟,处于中间靠后的没问题。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是僵化了,没有灵活性,大家头脑成了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从个人角度看,你看着又能怎么办?即使你有能力,有办法,使不通,你要干除非什么也不顾,但那样一来,叫你上下、左右都为难,又怎么能行呢?于是就随着干、干着看,还是这种态度比较多些。
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总得要与周围人打交道,结果群众运动、群众生活,你没有兴趣,也不想参加,另搞一套,当然大家不满意你了、看不惯你了,于是群众干群众的,你去干你的事情,这叫界限分明,互不干扰。结果怎么样?群众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你反倒受到了孤立。与大家感情上合不来,行动上难以结合,你走来走去,让人敬而远之。
至于青年人么,总应有理想、有抱负才行,结果也有可能实现不了,但毕竟不象要求四十几岁人那样要求二十几岁人。这叫做谅解。但是,理想要切合实际。马克思列宁讲了武装夺取政权,又是从城市开始,毛主席来了个农村开始,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就成功了。一个人要实现理想也是如此,走适合自己的路,适合自己的路是什么路?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实际出发,看条件办事。总不能脱离实际。对待现实,要讲策略。你要改造现实,怎么改造呀?两极化,各干各的,你看群众不满意,人家看你是另类。还改造什么?闹对立去吧!
自己对现实一切不满,有其对也有其错,确有坏事、坏风气、坏习惯,不应学,不应习惯,也有好人好事,你也看不惯,岂不糟糕?不正是你看错了?所以要鉴别事情,不要不加分析看待一切。比如,工作态度,有些人混,有些人出于迫不得已,还有些人工作积极、热情高、干劲大,要不工作谁干的,你不区别,那是你没看到,或者是你自己看不出门道。
对待现实,主要是区别对待,只有区别对待,才能正确对待。现实确实有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至少不能同流合污,但是,对一切都如此,只能导致自己在现实中被孤立,最后一事无成。
随大流不行,一点不随流也不行;不区别随什么不随什么,自己一意孤行,只会把自己葬送,弄得一无是处。
吴为听了方光这一番高论,忽然明白了。方光是太明白了,不由得莫名其妙地对他的处境生出一种同情心,干吗那么明白啊。但是,有些事非明白不可,别人给自己介绍了一些对象,一看没有感觉,奇怪地也想,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两个人长期不见面,要想啊,思念啊,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才能有意思,才能长期生活下去,不然,结为夫妻没有味道,那还不早早散伙。
行署银行从富饶银行调来一个名叫方光的人,被单位暂时安排和吴为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吴为曾经听二哥吴贵谈起过这个人。吴为还纳闷,这么个人怎么招惹那么多人讨厌生恨?既然这样怎么还能调到上级行。阴险狡诈、不动声色,慢声细语,赶上当口说上那么一两句就够你喘的。大家上来情绪时他再加把火助燃一下,就容易把哪个人烧成灰烬;在别人议论是非的基础上他跟进再溜上两句够你瞧的;该他表态的事他不吱声便是无言的反对;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他说还差那么一点,你听了不叫你舒服;领导本来对他极好了已经不能再好的时候,他自己看上未来的接班人便暗渡陈仓,和未来的领导热乎近乎的不得了;看有新来的领导情况不熟马上趋近附庸一番。这样的人遇到有好事的机会,大家不是去成全,而是纷纷上前拆台,闹得他事不成。吴为听他的亲属讲,那个人,可了不起,把人分得亲疏远近薄厚,一清二楚,怎么对待搞的明明白白,咱可不行,但说回来,对人分的那样清楚多累呀,对人应该怎样就怎样,多爽快。
方光的处世哲学,也是在现实中养成的,在人与人往来中表现出来的,对他自己来说,何尝不是自我保护、自我实现?是对挨整被整的一种应对反应,虽然这样的应对也许会给他自己招致更大的不利、更深的困境,身陷此中难于自拔,最后不明不白地被淘汰出局。
一天晚上,方光也不知和谁刚喝完酒回到招待所,脸上红扑扑的,本来就寡言少语很沉稳的性格,显得越发凝重。那晚却拉开话匣谈兴浓浓起来,与吴为从社会到人生,从工作表现到青年人如何把握,侃侃而谈,有问有答,吴为多年后回忆提及那次谈话,方光不带感情地道,当时也是喝了点酒。现将谈话内容照录于此。
现在是两头着急,中间凉。中央三令五申,左一个会议,右一个政策下达,政策是受到群众拥护,倒是中间打横车的太多,落实不到底。为什么呢?政策落实要触犯中层人利益。思想路线没有落实到底,实践检验真理贯彻不到一切工作中,结果,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无法落实。本来不大个小单位,有个老干部,62岁了,已经不中用,不称职,工作打不开局面,上级经过研究说让他退休,他说我还能干呢,没法安排接班人,考虑过去贡献,动不得了。
群众呢,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不搞运动,反而不习惯了,在等待运动。运动假若来了,怎么办呢?看到人家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管对不对,没有错。运动来了总有投机的抓住机会跑到前面去,出了问题也是枪打出头鸟,处于中间靠后的没问题。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是僵化了,没有灵活性,大家头脑成了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从个人角度看,你看着又能怎么办?即使你有能力,有办法,使不通,你要干除非什么也不顾,但那样一来,叫你上下、左右都为难,又怎么能行呢?于是就随着干、干着看,还是这种态度比较多些。
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总得要与周围人打交道,结果群众运动、群众生活,你没有兴趣,也不想参加,另搞一套,当然大家不满意你了、看不惯你了,于是群众干群众的,你去干你的事情,这叫界限分明,互不干扰。结果怎么样?群众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你反倒受到了孤立。与大家感情上合不来,行动上难以结合,你走来走去,让人敬而远之。
至于青年人么,总应有理想、有抱负才行,结果也有可能实现不了,但毕竟不象要求四十几岁人那样要求二十几岁人。这叫做谅解。但是,理想要切合实际。马克思列宁讲了武装夺取政权,又是从城市开始,毛主席来了个农村开始,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就成功了。一个人要实现理想也是如此,走适合自己的路,适合自己的路是什么路?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实际出发,看条件办事。总不能脱离实际。对待现实,要讲策略。你要改造现实,怎么改造呀?两极化,各干各的,你看群众不满意,人家看你是另类。还改造什么?闹对立去吧!
自己对现实一切不满,有其对也有其错,确有坏事、坏风气、坏习惯,不应学,不应习惯,也有好人好事,你也看不惯,岂不糟糕?不正是你看错了?所以要鉴别事情,不要不加分析看待一切。比如,工作态度,有些人混,有些人出于迫不得已,还有些人工作积极、热情高、干劲大,要不工作谁干的,你不区别,那是你没看到,或者是你自己看不出门道。
对待现实,主要是区别对待,只有区别对待,才能正确对待。现实确实有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至少不能同流合污,但是,对一切都如此,只能导致自己在现实中被孤立,最后一事无成。
随大流不行,一点不随流也不行;不区别随什么不随什么,自己一意孤行,只会把自己葬送,弄得一无是处。
吴为听了方光这一番高论,忽然明白了。方光是太明白了,不由得莫名其妙地对他的处境生出一种同情心,干吗那么明白啊。但是,有些事非明白不可,别人给自己介绍了一些对象,一看没有感觉,奇怪地也想,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两个人长期不见面,要想啊,思念啊,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才能有意思,才能长期生活下去,不然,结为夫妻没有味道,那还不早早散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