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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贵姓？
“高朗秋。”他晒得黝黑的脸咧出一口白牙，在六月的婆罗洲，我们再次相遇，这回我问了他的名，而他如此回答我。
我四月分的时候抵达澳大利亚，看了袋鼠和毛利人的部落。
很遗憾他说对了，他们喜欢哺乳能力较强的女人，幸好这并不影响我与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
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昆士兰适应、学习牧场的生活。兰多是牧场主人的长子，也是我的马术教练，五月中旬我离开牧场时，已经学会了驾驭马匹和帮牛只挤奶。
我原本五月初就准备离开，但我委托当地旅社替我办的纽西兰签证迟了几天才下来，所以离开的时间比预估的晚了些。
我利用这几天来写稿，写完了就用e-mail寄给公司。有一度我几乎忘记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幸好我终究想了起来。
在纽西兰我只待了十来天，其中有一半的时间花在拜访它周围的小岛。
我在澳洲的时候天天晒太阳，却没有晒伤，来到纽西兰时，天气转阴，我一时大意忘了防晒，结果才一天光景，我的脸就红得快脱皮了。
我是带著晒伤到印尼的。
这里的赤道型气候跟大洋洲又不太一样，它没有季节变化，只有早晚温差。
一个多岛的国家，著名的观光胜地峇里岛近年已被大量游客攻占。
当地的妇女原本是裸著上身的，没有穿衣服的她们在自己的岛上绝对不会招来异色的眼光，这是个绝对自由的人间天堂。
然而随著观光产业兴起，大批的游客却无法用单纯的眼光来看待她们赤裸的胸脯，女人被迫穿上衣服，以杜绝外地游客的异色眼光。
文明社会向来习惯把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
许多年前，一个欧洲画家来到这个岛上，惊讶于这片土地的淳朴之美，他替一位照顾他在此地生活起居、名叫波丽的少女绘像，在画画的过程里，画家爱上了她
我在市集里听到这个故事，讲故事的人没把故事讲完就离开了，我试图揣想画家与少女后来的遭遇，但发现想得到的都是悲剧性的结尾，便放弃不再想了。
不管画家和少女后来如何，起码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停留在一个男人坠入爱河的纯粹喜悦，而不是死亡与分离。
我在岛上的休闲饭店住了四天，这四天我最常做的事是躺在洁白的沙滩上发呆和看来来去去的人，猜想着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又为什么原因而来。
第五天，我将大多数行李和手提电脑寄放在饭店保险柜里，只收拾了几件轻便的衣物和必备藥品，便跳上一艘开往婆罗洲的船。
婆罗洲保存著大片原始的热带雨林，是不适合在文明社会里生活太久的人们进入的世界。
到印尼之前，我在纽西兰的医院里注射了疟疾的疫苗，希望这能帮助我从雨林里平安出来。
我打算展开一趟原始之旅，但不意味我想染病于此。
我背著行李上了船。这艘船是普通的渔船，不是游艇或邮轮之类的，驾驶员是当地的渔民，我给了佣金，要求跟他们同行。
船并没有马上开，问了一个略懂英文的船员，他告诉我，要等另一群人上船才会开。这艘船本来是那群还没上船的人包下来的。
我走到遮阳蓬下等待，猜想待会儿是谁会来。
有人打开了船上的收音机，音箱里飘出一个南洋女子的慵懒歌声，懒洋洋的天气与懒洋洋的情调，令人不禁想闭上眼睛，在随著海浪摆荡的小船上飘。
我躺在船蓬下方的一张摺叠椅上，闭著眼，尝试用触觉感受温度和风，用嗅觉感受海的咸味以及在阳光下蒸腾的汗水，用听觉感觉身边人们杂沓的脚步声和他们声音里的情绪这些是我张开眼睛时所无法感觉到的，我讶异世界竟然有如此多的面貌。
船身在摇晃，或许是因为有一波浪打了过来，硬底的鞋底踩在木造的甲板上，宣告外来客的来临。
在一声声搬运物品的吆喝声中，我知道我们等的最后一群上船的人到了。
人数不少，我听见几句英文飘荡在闷热的空气中。
我好奇地睁开眼睛，戴上一顶我刚买不久的大草帽，走向前头的甲板。
一群高大的外地人搬著沉重的箱子陆续登上船，询问之下，才知道那是美国某影片制作公司的外景队，他们制作的影片性质有点像是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常播的那种。
他们也是要去婆罗洲吗？他们去那里拍摄什么？
我好奇地在甲板上张望，大胆地打量著这群年龄大约介于二十到五十之间的外国人。说来好笑，在印尼这个地方，我也是外国人，然而我自己却没有身为“外国人”的自觉，看到肤色、发色不同的人种，直觉就将他们划分归类。
似是察觉到我打量的目光，一个穿著短袖卡其衬衫和长裤的金发男人朝我投来一个友善的微笑，然后他就走了过来。
“嗨，你好，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我不知道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人搭这艘船。”
我用英文说：“我也不知道，船长大概是认为多载一个乘客就可以多赚一点燃料费。”
“该死，我早知道他们嫌我们付的租金太低。”他笑道：“我是大卫道格拉斯，你可以叫我大卫。”
我说：“我是齐亚树，是中文名字，你可以叫我小姐或是女士。”
他大笑出声，伸出手握住我的，接著绅士地吻了一下。
“很荣幸认识你，女士。”他顿了顿，眼中跳出一抹顽皮，他突然改用中文说：“不过我懂中文，所以我会叫你亚树，希望你不会介意。你来自香港或是其他地方？”
我笑了，用我许久没听见的中文说：“我不会拒绝一个将中文说得如此字正腔圆的金发师哥。嗨，大卫，很荣幸认识你，我来自台湾。”
就这样，我交到了一个朋友。
旅行有时候会让人很容易交到朋友，也许不见得知心，但都是非常温暖的那一种。
大卫很快地将他们其他成员一一介绍给我。这群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的男人竟然没有一个来自相同的国家！
金发的大卫是美国人，旧金山出生，年纪在三十上下。
蓄著一把大胡子，身材像熊一样壮硕的山卓来自爱尔兰，今年已经四十六岁，是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皮肤较白、头发偏褐色的法兰克年纪只有二十六，比我小一岁，他在瑞士出生，却在法国成长。
还有一个成员在岸上还没登船，大卫说这个人跟我一样是黑发、黑眼的东方人，也来自台湾，不过目前并不住在那里。
所以这个team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而且他们都未婚。
大卫告诉我，他们正在为全球各地的热带雨林拍摄记录片，上个月他们才刚刚结束在亚马逊雨林里的探险，略事休息后便飞来印尼。
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我好奇地想看看那个最后登船、与我有著相同发色和眼睛的人。
“是史帝夫，他来了。”大卫在我身边说。
我往大卫指示的方向看去时，史帝夫已经登船了。
他戴著一顶宽边帽子，身上穿著一件棉质t恤和洗到泛白的牛仔裤，脚上则踩著一双有多处磨损的短统靴，裸露的两条强健办臂被太阳晒得黝黑。
他背对著我跟他的同伴在说话，距离太远，阳光太炽热，我拉了拉帽沿，希望能让视线清楚一些。
大卫突然喊了一声：“史帝夫，来一下，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史帝夫正在叫船长开船，船开始移动以后，他迈步朝大卫和我走了过来。
他迈步的姿态放逸不羁，宽大的帽恰在他脸上造成一道阴影，在阳光下，我只看得见他那张似乎惯于讥诮的薄唇和下巴。
这个叫作史帝夫的男人让我不舒服。
我绞著手指，等著迎战可能到来的攻击。是的，攻击。我的直觉警告我，这男人攻击性太强。
他终于来到我面前，用他的身高带给我某种压迫感，我不服输地仰起下巴，正巧看见他伸手摘掉他那顶碍眼的帽子。
我随即瞪大了眼，他却笑了，他一笑，那悬在他嘴角的讥诮就统统不见了。
乌云散去，但他的嘴巴还是很坏。
“看看是谁，我几乎认不出你了，你晒得好黑。”
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卫便在一旁哇哇叫：“搞了半天，原来你们认识啊！”他的反应是挑起一边眉毛。
“不，我们不认识。”我看着他，笑问：“先生贵姓？”
“高朗秋高山的高，晴朗的朗，秋天的秋。你呢？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笑着要开口，不料大卫竟抢著替我答话：“齐亚树，是中文名字，你可以叫她小姐或是女士。”
一时我啼笑皆非。“齐亚树齐家的齐，亚洲的亚，树木的树。”我补充。
他伸出手。“很荣幸认识你，齐小姐。”
我翻了翻白眼，握住他的。“我也很荣幸认识你，高先生。”
我的天，真是多礼的中国人。
不过，我们“总算”是认识了。
命运之神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我再也不敢说这次分别之后，我们不会再相见。
入夜后，雨林里的蚊子不大容易对付，为了不让自已成为蚊子的大餐，我们决定明天天亮以后才登陆，今晚则在船上过夜。不过这艘船只有一间简陋的舱房，我怀疑晚上我们要睡在哪里。
我研究了半天，决定甲板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傍晚时，船在岸边漂流，在甲板上用过简单的晚餐后，其他人便各自忙去。
阳光的威力已经稍减，迎面吹来的海风带来些许凉意。
我穿著在观光区买来的凉鞋，坐在船尾吹风。
海面很平静，远处有几艘船已经亮了船灯，偶尔船身会随著海浪晃动，但幅度很小，感觉上就像被轻轻推著的摇篮。
脸颊突然一冰，我吓了一跳，转身去看，发现大卫站在那里，手里拿著两罐冰啤酒。
他丢给我一罐，很自然地在我身边的空位坐下。
“谢谢。”我打开拉环，喝了口啤酒。
“一个人躲在这里，在想什么？”
“什么都不想，”我说：“我在等日落。”
我把视线投向海平面的尽头，一个失去火焰的太阳正悬在上方，仿佛随时都会沉下海去。
大卫沉默了会儿，才说：“我真好奇，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来这种地方？”
“不知道，”我摇摇头，想了又想，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把地图摊开，拿飞镖去射，射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真的假的？”
我把视线移向他，咧嘴道：“假的”在他要哇哇叫之前，我忙补充：“也是真的。”
大卫满脸问号。“到底是真是假？”
“假作真来真亦假。”从红楼梦偷来一句。见大卫满脑子问号，我笑说：“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来是真的，射飞镖的事情则是假的。”
“怎么会？你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么谁会知道？”
我歪著头将一堆问句消化掉，才耸耸肩说：“谁知道呢。”
看大卫显然是被我弄糊涂了，我解释说：“我没有归属感，我在台北没有找到，在这里也没有，我不确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有跟没有之间有什么差别，这让我必须离开。我必须一直走，直到我找到答案，或者它自动消失不见。”说完，我看向日落的方向。
大卫喃喃地说：“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的感觉。我很喜欢旅行，现在这工作让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有三百天是在一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还有其他人都有相似的经验。”
我看着他，没有意外地在他英俊的脸上找到几许沧桑，下意识的，我的手抚上自己的脸孔。“你享受这种感觉吗？”
他一口气喝完啤酒，然后把罐子捏扁。“唔，也许吧，但我实在不怎么喜欢必须时常跟情人说再见，还有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再回到她们面前的感觉。最要命的是，当我有一天真的回到她们面前，她们很可能已经忘了我是谁。”
大卫说得咬牙切齿，我却忍俊不住地笑了出来。
他瞪大眼。“这么悲惨的事，你不安慰我就算了，居然还笑得这么大声，真是太伤我的心了。”
我笑得在船板上打滚，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他提著我的后领将我拉了起来。“嘿，小姐，有点良心。”
我趴在他的肩膀上，竭力忍住笑声。“对对不起，真的，我没有嘲笑的意思。”
大卫依然抿著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补偿我受伤的心灵吗？”
“补偿？”我挑了挑眉。
他咧开嘴，将脸颊倾向我，意图非常明显。“一个吻，我就原谅你。”
我笑意浓浓地看着他，说：“呵，不，我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更不确定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会不会已经忘了你，所以这个吻，最好还是保留起来，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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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贵姓？
“高朗秋。”他晒得黝黑的脸咧出一口白牙，在六月的婆罗洲，我们再次相遇，这回我问了他的名，而他如此回答我。
我四月分的时候抵达澳大利亚，看了袋鼠和毛利人的部落。
很遗憾他说对了，他们喜欢哺乳能力较强的女人，幸好这并不影响我与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
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昆士兰适应、学习牧场的生活。兰多是牧场主人的长子，也是我的马术教练，五月中旬我离开牧场时，已经学会了驾驭马匹和帮牛只挤奶。
我原本五月初就准备离开，但我委托当地旅社替我办的纽西兰签证迟了几天才下来，所以离开的时间比预估的晚了些。
我利用这几天来写稿，写完了就用e-mail寄给公司。有一度我几乎忘记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幸好我终究想了起来。
在纽西兰我只待了十来天，其中有一半的时间花在拜访它周围的小岛。
我在澳洲的时候天天晒太阳，却没有晒伤，来到纽西兰时，天气转阴，我一时大意忘了防晒，结果才一天光景，我的脸就红得快脱皮了。
我是带著晒伤到印尼的。
这里的赤道型气候跟大洋洲又不太一样，它没有季节变化，只有早晚温差。
一个多岛的国家，著名的观光胜地峇里岛近年已被大量游客攻占。
当地的妇女原本是裸著上身的，没有穿衣服的她们在自己的岛上绝对不会招来异色的眼光，这是个绝对自由的人间天堂。
然而随著观光产业兴起，大批的游客却无法用单纯的眼光来看待她们赤裸的胸脯，女人被迫穿上衣服，以杜绝外地游客的异色眼光。
文明社会向来习惯把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
许多年前，一个欧洲画家来到这个岛上，惊讶于这片土地的淳朴之美，他替一位照顾他在此地生活起居、名叫波丽的少女绘像，在画画的过程里，画家爱上了她
我在市集里听到这个故事，讲故事的人没把故事讲完就离开了，我试图揣想画家与少女后来的遭遇，但发现想得到的都是悲剧性的结尾，便放弃不再想了。
不管画家和少女后来如何，起码我对他们的印象是停留在一个男人坠入爱河的纯粹喜悦，而不是死亡与分离。
我在岛上的休闲饭店住了四天，这四天我最常做的事是躺在洁白的沙滩上发呆和看来来去去的人，猜想着他们来自什么地方，又为什么原因而来。
第五天，我将大多数行李和手提电脑寄放在饭店保险柜里，只收拾了几件轻便的衣物和必备藥品，便跳上一艘开往婆罗洲的船。
婆罗洲保存著大片原始的热带雨林，是不适合在文明社会里生活太久的人们进入的世界。
到印尼之前，我在纽西兰的医院里注射了疟疾的疫苗，希望这能帮助我从雨林里平安出来。
我打算展开一趟原始之旅，但不意味我想染病于此。
我背著行李上了船。这艘船是普通的渔船，不是游艇或邮轮之类的，驾驶员是当地的渔民，我给了佣金，要求跟他们同行。
船并没有马上开，问了一个略懂英文的船员，他告诉我，要等另一群人上船才会开。这艘船本来是那群还没上船的人包下来的。
我走到遮阳蓬下等待，猜想待会儿是谁会来。
有人打开了船上的收音机，音箱里飘出一个南洋女子的慵懒歌声，懒洋洋的天气与懒洋洋的情调，令人不禁想闭上眼睛，在随著海浪摆荡的小船上飘。
我躺在船蓬下方的一张摺叠椅上，闭著眼，尝试用触觉感受温度和风，用嗅觉感受海的咸味以及在阳光下蒸腾的汗水，用听觉感觉身边人们杂沓的脚步声和他们声音里的情绪这些是我张开眼睛时所无法感觉到的，我讶异世界竟然有如此多的面貌。
船身在摇晃，或许是因为有一波浪打了过来，硬底的鞋底踩在木造的甲板上，宣告外来客的来临。
在一声声搬运物品的吆喝声中，我知道我们等的最后一群上船的人到了。
人数不少，我听见几句英文飘荡在闷热的空气中。
我好奇地睁开眼睛，戴上一顶我刚买不久的大草帽，走向前头的甲板。
一群高大的外地人搬著沉重的箱子陆续登上船，询问之下，才知道那是美国某影片制作公司的外景队，他们制作的影片性质有点像是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常播的那种。
他们也是要去婆罗洲吗？他们去那里拍摄什么？
我好奇地在甲板上张望，大胆地打量著这群年龄大约介于二十到五十之间的外国人。说来好笑，在印尼这个地方，我也是外国人，然而我自己却没有身为“外国人”的自觉，看到肤色、发色不同的人种，直觉就将他们划分归类。
似是察觉到我打量的目光，一个穿著短袖卡其衬衫和长裤的金发男人朝我投来一个友善的微笑，然后他就走了过来。
“嗨，你好，你看起来不像本地人，我不知道除了我们以外，还有人搭这艘船。”
我用英文说：“我也不知道，船长大概是认为多载一个乘客就可以多赚一点燃料费。”
“该死，我早知道他们嫌我们付的租金太低。”他笑道：“我是大卫道格拉斯，你可以叫我大卫。”
我说：“我是齐亚树，是中文名字，你可以叫我小姐或是女士。”
他大笑出声，伸出手握住我的，接著绅士地吻了一下。
“很荣幸认识你，女士。”他顿了顿，眼中跳出一抹顽皮，他突然改用中文说：“不过我懂中文，所以我会叫你亚树，希望你不会介意。你来自香港或是其他地方？”
我笑了，用我许久没听见的中文说：“我不会拒绝一个将中文说得如此字正腔圆的金发师哥。嗨，大卫，很荣幸认识你，我来自台湾。”
就这样，我交到了一个朋友。
旅行有时候会让人很容易交到朋友，也许不见得知心，但都是非常温暖的那一种。
大卫很快地将他们其他成员一一介绍给我。这群从二十岁到五十岁不等的男人竟然没有一个来自相同的国家！
金发的大卫是美国人，旧金山出生，年纪在三十上下。
蓄著一把大胡子，身材像熊一样壮硕的山卓来自爱尔兰，今年已经四十六岁，是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皮肤较白、头发偏褐色的法兰克年纪只有二十六，比我小一岁，他在瑞士出生，却在法国成长。
还有一个成员在岸上还没登船，大卫说这个人跟我一样是黑发、黑眼的东方人，也来自台湾，不过目前并不住在那里。
所以这个team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而且他们都未婚。
大卫告诉我，他们正在为全球各地的热带雨林拍摄记录片，上个月他们才刚刚结束在亚马逊雨林里的探险，略事休息后便飞来印尼。
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我好奇地想看看那个最后登船、与我有著相同发色和眼睛的人。
“是史帝夫，他来了。”大卫在我身边说。
我往大卫指示的方向看去时，史帝夫已经登船了。
他戴著一顶宽边帽子，身上穿著一件棉质t恤和洗到泛白的牛仔裤，脚上则踩著一双有多处磨损的短统靴，裸露的两条强健办臂被太阳晒得黝黑。
他背对著我跟他的同伴在说话，距离太远，阳光太炽热，我拉了拉帽沿，希望能让视线清楚一些。
大卫突然喊了一声：“史帝夫，来一下，介绍你认识一个人。”
史帝夫正在叫船长开船，船开始移动以后，他迈步朝大卫和我走了过来。
他迈步的姿态放逸不羁，宽大的帽恰在他脸上造成一道阴影，在阳光下，我只看得见他那张似乎惯于讥诮的薄唇和下巴。
这个叫作史帝夫的男人让我不舒服。
我绞著手指，等著迎战可能到来的攻击。是的，攻击。我的直觉警告我，这男人攻击性太强。
他终于来到我面前，用他的身高带给我某种压迫感，我不服输地仰起下巴，正巧看见他伸手摘掉他那顶碍眼的帽子。
我随即瞪大了眼，他却笑了，他一笑，那悬在他嘴角的讥诮就统统不见了。
乌云散去，但他的嘴巴还是很坏。
“看看是谁，我几乎认不出你了，你晒得好黑。”
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卫便在一旁哇哇叫：“搞了半天，原来你们认识啊！”他的反应是挑起一边眉毛。
“不，我们不认识。”我看着他，笑问：“先生贵姓？”
“高朗秋高山的高，晴朗的朗，秋天的秋。你呢？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笑着要开口，不料大卫竟抢著替我答话：“齐亚树，是中文名字，你可以叫她小姐或是女士。”
一时我啼笑皆非。“齐亚树齐家的齐，亚洲的亚，树木的树。”我补充。
他伸出手。“很荣幸认识你，齐小姐。”
我翻了翻白眼，握住他的。“我也很荣幸认识你，高先生。”
我的天，真是多礼的中国人。
不过，我们“总算”是认识了。
命运之神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我再也不敢说这次分别之后，我们不会再相见。
入夜后，雨林里的蚊子不大容易对付，为了不让自已成为蚊子的大餐，我们决定明天天亮以后才登陆，今晚则在船上过夜。不过这艘船只有一间简陋的舱房，我怀疑晚上我们要睡在哪里。
我研究了半天，决定甲板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傍晚时，船在岸边漂流，在甲板上用过简单的晚餐后，其他人便各自忙去。
阳光的威力已经稍减，迎面吹来的海风带来些许凉意。
我穿著在观光区买来的凉鞋，坐在船尾吹风。
海面很平静，远处有几艘船已经亮了船灯，偶尔船身会随著海浪晃动，但幅度很小，感觉上就像被轻轻推著的摇篮。
脸颊突然一冰，我吓了一跳，转身去看，发现大卫站在那里，手里拿著两罐冰啤酒。
他丢给我一罐，很自然地在我身边的空位坐下。
“谢谢。”我打开拉环，喝了口啤酒。
“一个人躲在这里，在想什么？”
“什么都不想，”我说：“我在等日落。”
我把视线投向海平面的尽头，一个失去火焰的太阳正悬在上方，仿佛随时都会沉下海去。
大卫沉默了会儿，才说：“我真好奇，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来这种地方？”
“不知道，”我摇摇头，想了又想，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把地图摊开，拿飞镖去射，射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真的假的？”
我把视线移向他，咧嘴道：“假的”在他要哇哇叫之前，我忙补充：“也是真的。”
大卫满脸问号。“到底是真是假？”
“假作真来真亦假。”从红楼梦偷来一句。见大卫满脑子问号，我笑说：“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来是真的，射飞镖的事情则是假的。”
“怎么会？你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么谁会知道？”
我歪著头将一堆问句消化掉，才耸耸肩说：“谁知道呢。”
看大卫显然是被我弄糊涂了，我解释说：“我没有归属感，我在台北没有找到，在这里也没有，我不确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有跟没有之间有什么差别，这让我必须离开。我必须一直走，直到我找到答案，或者它自动消失不见。”说完，我看向日落的方向。
大卫喃喃地说：“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的感觉。我很喜欢旅行，现在这工作让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有三百天是在一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还有其他人都有相似的经验。”
我看着他，没有意外地在他英俊的脸上找到几许沧桑，下意识的，我的手抚上自己的脸孔。“你享受这种感觉吗？”
他一口气喝完啤酒，然后把罐子捏扁。“唔，也许吧，但我实在不怎么喜欢必须时常跟情人说再见，还有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再回到她们面前的感觉。最要命的是，当我有一天真的回到她们面前，她们很可能已经忘了我是谁。”
大卫说得咬牙切齿，我却忍俊不住地笑了出来。
他瞪大眼。“这么悲惨的事，你不安慰我就算了，居然还笑得这么大声，真是太伤我的心了。”
我笑得在船板上打滚，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他提著我的后领将我拉了起来。“嘿，小姐，有点良心。”
我趴在他的肩膀上，竭力忍住笑声。“对对不起，真的，我没有嘲笑的意思。”
大卫依然抿著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补偿我受伤的心灵吗？”
“补偿？”我挑了挑眉。
他咧开嘴，将脸颊倾向我，意图非常明显。“一个吻，我就原谅你。”
我笑意浓浓地看着他，说：“呵，不，我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更不确定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会不会已经忘了你，所以这个吻，最好还是保留起来，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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