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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将其改造，形而上学的绝对实体成了信仰的主要目的。
随着圣经的上帝转化成形而上学实体，海德格尔所谓本体—神学一旦形成，与上帝相遇的中介（通过耶稣）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信仰的知识化”圣经中的上帝转变成宇宙秩序和形而上学思辨的上帝。于是神义意味的复活被否认掉。
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出现之后，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思维最终将圣经中的上帝杀死了。同时，从斯宾诺莎到康德的伦理学都把一切价值情感交付理性公设，而这时的理性的、宇宙本体论的上帝不过是虚无。理性知识设立的理性的上帝必然受到理性的诋毁。康德为信仰确立理性根据，只承认从实践理性的立场上来看所允许的东西，使实践理性成为宗教信仰的基础，圣经中的道德以信靠全能之父为根据的思想被翻转了。
在黑格尔那里，以历史理性哲学确立的思辨神学，隐含着无神论的本质，马上演化成一场激烈的无神论运动。神义论被颠转为社会科学的人义论，神义论成了客观的历史自身的规律性。
返回圣经的上帝，还是走向无神论？加缪出于对历史理性与上帝救赎的双重怀疑，认为认得存在是什么样，就如何承受、担当；人本来就一无所有，不是人本身秉有的，他不要。荒诞是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生活早荒诞的世界，要超越荒诞，并获得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荒诞哲学拒斥上帝和基督信仰，坦然接受虚无主义，如此，区分价值与自然没有意义，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因而荒诞信念实际为逍遥精神的极端变形。萨特公开宣称，此在来自虚无，既然本质不是先在的规定，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一切价值行为都是“听任”如此便勾销了超越的价值形态，无所谓意义与无意义。
三、基督教
上帝是至高的神圣天父，个体身位要到达上帝的身位是难以想象的。儒家却是天人可同一，一切明德不待外求。基督的爱超越一切自然的限制，打破任何形式的界限，惠临每一个破碎生命。上帝知道人的脆弱，于是让耶酥到现世历史中与人一起受难，把救赎的恩典带给每一个苦难生灵。
基督教的精神意向结构是罪感—爱感。罪感是认识到自然生命的限定和欠然，人凭自身的本然生命无法承负生命的欠缺。爱感是相应的终极性心意。。罪感的结果是人对自然状态的不足、羞愧，一种沉沦感和深渊感，从而产生赎回生命的祈求，渴慕修复与神圣生命的原初关系而获得重生，获得神圣之爱，而神圣之爱正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终极状态。这两种生命意向——罪感—爱感的连接就是拯救。
基督教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的事实。“恶”不仅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的“邪恶”而且指本体论上的即存在的“欠缺”有了神圣的关照，使人能超越恶的现实，神圣者进入历史时间，寻回沦于罪性的人，一同承负世间的恶。
四、回过头来看诗人何以自杀。诗人有两类：一类坚守神圣的信念，一类在沉溺在世界原初的本相中狂饮生命的醇酒。前一类诗人，如果信念出了问题，绝望于世界的荒诞或无意义，便会自杀或发疯。而坚守和沉溺诗人的冲突，便是拯救与逍遥的冲突。刘小枫从诗人自杀写起，将信仰危机问题严峻地摆在读者面前，迫使人们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
五、问题。
1、作者的思路虽然简单，但写法却复杂万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虚无主义精神传统、基督教三者不停比较，使得全书驳杂混乱。
2、前面我理出了刘批判中国传统的思路。儒道两家并不是儒前道后，他们的思想有重合之处。儒道互补证明了儒家的缺陷，但也是中国精神（儒家）某种程度的自足性的体现。儒家的逍遥（乐）有担当大义的逍遥，也有道家式的逍遥（乐）：个体的自逸其乐。道家也有忧：忧生。
中国文化难道没有拯救？——当然没有有上帝存在的拯救。儒家的“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不算拯救？儒家把救世之心分化到每一个个体（西方是信靠上帝），难道不具有优越性？
3、作者是全盘西化吗？显然，作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严厉拒斥西方的虚无主义传统。
4、鲁迅问题。刘质疑鲁迅指控中国传统精神立场，认为鲁迅对儒家王道和礼教的批判，不过重复了庄子的见解。刘以为鲁迅的洞见是：既然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必须且应该称颂恶，不可相信、祈告神圣的东西，除了人的生命权利，一切价值都是虚假的，它们帮助历史的恶扼杀生命。刘问道：在中国何以只会产生“硬骨头”的鲁迅精神，而不会产生“软骨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认为鲁迅“肩起黑暗的闸门”其实变成了“黑暗的闸门”
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反驳刘小枫。我首先反对那些“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的”某某家的维护，因为那和刘小枫一样，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反而是害了鲁迅精神。鲁迅“为了孩子”无庸质疑，肩起闸门，怎么会成为闸门？这一点，刘小枫没有分析语境。鲁迅也是传统文化的浸润者，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体验者，我们只能抱着“理解之同情”方能与之真诚的对话，倡导对话的刘小枫，怎么在鲁迅问题上情绪化起来了呢？倡导爱与宽容的他对鲁迅一点也不宽容！
但刘小枫的批评中显然有合理的因素。鲁迅的作品本身就无限阴暗，而这种特质，与鲁迅的心理阴暗和传统文化中爱的资源缺失有关。——刘太情绪化，用的是“阴毒”一词。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刻，但不见得原创。他显然部分继承了庄子、嵇康、李卓吾的见识。但鲁迅始终未放弃现实关切，他根本不是道家式的逍遥，而且，鲁迅同样有国民性这样一个终极关怀，也同样不是虚无；他的抗恶精神，有着合理性，也当是一个爱的世界的新生前驱。鲁迅颂扬无非是愤激之辞罢了。不过，我们也不能肯定鲁迅的抗恶就毫无条件地肯定以恶抗恶的方式。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精神，虽然痛快，但并非唯一可行的方法。在价值失衡的颠倒乱世，反对虚假的“费厄泼赖”精神难道要将真正的“费厄泼赖”毁灭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有大爱为基础？我以为他的大爱已被他浓黑的悲凉遮住了，显得冷漠和绝望。无论是批评鲁迅还是维护鲁迅，于是都有可利用的理由了。
5、刘小枫鼓吹基督、引进神学资源，借此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颇有见地。只要我们不抱着讳疾忌医的心理，就会好好检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现状。
但是基督精神不可能成为国人的新信仰。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注定普遍缺少虔敬之心，无论是儒道释，还是基督教，国人的信往往建立在使用功利之上。深知这一点刘，在为国人重建信仰，为何偏偏要领受基督教？
6、刘认为：晚清和“五四“知识人对西方宗教的观点虽然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足以代替基督教精神。如此断言必须有一个历史前提：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已经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命运问题，于是无数中国诗人、哲人以至常人孤苦无告的叹息和眼泪被一笔勾销，中国精神史上早就出现的佯狂、装疯、卖傻、阴险被一笔勾销。（p5）
中国精神并没有宣称能解决这一切问题，基督教精神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作者承认：有了上帝，西方的历史仍然充满混乱、残酷、血腥和不幸。（p121）作者的辩解是：有超验的神性形象，必然有超验的根据，使得先验的反思和超验的追问成为可能，使询问绝对价值的真实可靠性成为可能，使得恶被揭露而非掩盖起来。刘的说辞是牵强无力的。同理，刘贬斥中国的审美诗人，在诗化哲学里又高扬西方的审美精神（刘在本书里对西方审美主义有所批判），他的辩解同样是因为西方有一个上帝存在。难道上帝的不存在使得中国精神就永远低人一等？说要超越较量意识的刘小枫实际仍在较量，不过，他是从中国精神将拯救世界的谵妄走向了基督精神应该解放中国的谵妄。
2008—7—31，本文参考版本为2001年上海三联版
学家将其改造，形而上学的绝对实体成了信仰的主要目的。
随着圣经的上帝转化成形而上学实体，海德格尔所谓本体—神学一旦形成，与上帝相遇的中介（通过耶稣）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信仰的知识化”圣经中的上帝转变成宇宙秩序和形而上学思辨的上帝。于是神义意味的复活被否认掉。
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出现之后，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思维最终将圣经中的上帝杀死了。同时，从斯宾诺莎到康德的伦理学都把一切价值情感交付理性公设，而这时的理性的、宇宙本体论的上帝不过是虚无。理性知识设立的理性的上帝必然受到理性的诋毁。康德为信仰确立理性根据，只承认从实践理性的立场上来看所允许的东西，使实践理性成为宗教信仰的基础，圣经中的道德以信靠全能之父为根据的思想被翻转了。
在黑格尔那里，以历史理性哲学确立的思辨神学，隐含着无神论的本质，马上演化成一场激烈的无神论运动。神义论被颠转为社会科学的人义论，神义论成了客观的历史自身的规律性。
返回圣经的上帝，还是走向无神论？加缪出于对历史理性与上帝救赎的双重怀疑，认为认得存在是什么样，就如何承受、担当；人本来就一无所有，不是人本身秉有的，他不要。荒诞是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生活早荒诞的世界，要超越荒诞，并获得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荒诞哲学拒斥上帝和基督信仰，坦然接受虚无主义，如此，区分价值与自然没有意义，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因而荒诞信念实际为逍遥精神的极端变形。萨特公开宣称，此在来自虚无，既然本质不是先在的规定，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一切价值行为都是“听任”如此便勾销了超越的价值形态，无所谓意义与无意义。
三、基督教
上帝是至高的神圣天父，个体身位要到达上帝的身位是难以想象的。儒家却是天人可同一，一切明德不待外求。基督的爱超越一切自然的限制，打破任何形式的界限，惠临每一个破碎生命。上帝知道人的脆弱，于是让耶酥到现世历史中与人一起受难，把救赎的恩典带给每一个苦难生灵。
基督教的精神意向结构是罪感—爱感。罪感是认识到自然生命的限定和欠然，人凭自身的本然生命无法承负生命的欠缺。爱感是相应的终极性心意。。罪感的结果是人对自然状态的不足、羞愧，一种沉沦感和深渊感，从而产生赎回生命的祈求，渴慕修复与神圣生命的原初关系而获得重生，获得神圣之爱，而神圣之爱正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终极状态。这两种生命意向——罪感—爱感的连接就是拯救。
基督教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的事实。“恶”不仅指伦理学上的即道德的“邪恶”而且指本体论上的即存在的“欠缺”有了神圣的关照，使人能超越恶的现实，神圣者进入历史时间，寻回沦于罪性的人，一同承负世间的恶。
四、回过头来看诗人何以自杀。诗人有两类：一类坚守神圣的信念，一类在沉溺在世界原初的本相中狂饮生命的醇酒。前一类诗人，如果信念出了问题，绝望于世界的荒诞或无意义，便会自杀或发疯。而坚守和沉溺诗人的冲突，便是拯救与逍遥的冲突。刘小枫从诗人自杀写起，将信仰危机问题严峻地摆在读者面前，迫使人们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
五、问题。
1、作者的思路虽然简单，但写法却复杂万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虚无主义精神传统、基督教三者不停比较，使得全书驳杂混乱。
2、前面我理出了刘批判中国传统的思路。儒道两家并不是儒前道后，他们的思想有重合之处。儒道互补证明了儒家的缺陷，但也是中国精神（儒家）某种程度的自足性的体现。儒家的逍遥（乐）有担当大义的逍遥，也有道家式的逍遥（乐）：个体的自逸其乐。道家也有忧：忧生。
中国文化难道没有拯救？——当然没有有上帝存在的拯救。儒家的“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不算拯救？儒家把救世之心分化到每一个个体（西方是信靠上帝），难道不具有优越性？
3、作者是全盘西化吗？显然，作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严厉拒斥西方的虚无主义传统。
4、鲁迅问题。刘质疑鲁迅指控中国传统精神立场，认为鲁迅对儒家王道和礼教的批判，不过重复了庄子的见解。刘以为鲁迅的洞见是：既然恶是生命世界的事实，必须且应该称颂恶，不可相信、祈告神圣的东西，除了人的生命权利，一切价值都是虚假的，它们帮助历史的恶扼杀生命。刘问道：在中国何以只会产生“硬骨头”的鲁迅精神，而不会产生“软骨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认为鲁迅“肩起黑暗的闸门”其实变成了“黑暗的闸门”
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反驳刘小枫。我首先反对那些“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的”某某家的维护，因为那和刘小枫一样，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反而是害了鲁迅精神。鲁迅“为了孩子”无庸质疑，肩起闸门，怎么会成为闸门？这一点，刘小枫没有分析语境。鲁迅也是传统文化的浸润者，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体验者，我们只能抱着“理解之同情”方能与之真诚的对话，倡导对话的刘小枫，怎么在鲁迅问题上情绪化起来了呢？倡导爱与宽容的他对鲁迅一点也不宽容！
但刘小枫的批评中显然有合理的因素。鲁迅的作品本身就无限阴暗，而这种特质，与鲁迅的心理阴暗和传统文化中爱的资源缺失有关。——刘太情绪化，用的是“阴毒”一词。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刻，但不见得原创。他显然部分继承了庄子、嵇康、李卓吾的见识。但鲁迅始终未放弃现实关切，他根本不是道家式的逍遥，而且，鲁迅同样有国民性这样一个终极关怀，也同样不是虚无；他的抗恶精神，有着合理性，也当是一个爱的世界的新生前驱。鲁迅颂扬无非是愤激之辞罢了。不过，我们也不能肯定鲁迅的抗恶就毫无条件地肯定以恶抗恶的方式。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精神，虽然痛快，但并非唯一可行的方法。在价值失衡的颠倒乱世，反对虚假的“费厄泼赖”精神难道要将真正的“费厄泼赖”毁灭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否有大爱为基础？我以为他的大爱已被他浓黑的悲凉遮住了，显得冷漠和绝望。无论是批评鲁迅还是维护鲁迅，于是都有可利用的理由了。
5、刘小枫鼓吹基督、引进神学资源，借此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缺失，颇有见地。只要我们不抱着讳疾忌医的心理，就会好好检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现状。
但是基督精神不可能成为国人的新信仰。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注定普遍缺少虔敬之心，无论是儒道释，还是基督教，国人的信往往建立在使用功利之上。深知这一点刘，在为国人重建信仰，为何偏偏要领受基督教？
6、刘认为：晚清和“五四“知识人对西方宗教的观点虽然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足以代替基督教精神。如此断言必须有一个历史前提：中国的道德－审美精神已经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命运问题，于是无数中国诗人、哲人以至常人孤苦无告的叹息和眼泪被一笔勾销，中国精神史上早就出现的佯狂、装疯、卖傻、阴险被一笔勾销。（p5）
中国精神并没有宣称能解决这一切问题，基督教精神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作者承认：有了上帝，西方的历史仍然充满混乱、残酷、血腥和不幸。（p121）作者的辩解是：有超验的神性形象，必然有超验的根据，使得先验的反思和超验的追问成为可能，使询问绝对价值的真实可靠性成为可能，使得恶被揭露而非掩盖起来。刘的说辞是牵强无力的。同理，刘贬斥中国的审美诗人，在诗化哲学里又高扬西方的审美精神（刘在本书里对西方审美主义有所批判），他的辩解同样是因为西方有一个上帝存在。难道上帝的不存在使得中国精神就永远低人一等？说要超越较量意识的刘小枫实际仍在较量，不过，他是从中国精神将拯救世界的谵妄走向了基督精神应该解放中国的谵妄。
2008—7—31，本文参考版本为2001年上海三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