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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
[1]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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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象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同时，他们没有“逮捕”我妻子，尽管她扔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去逮捕她。她显然是被当作诱饵。然而几个晚上之前，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六个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进行搜查。他们几乎搜走了我们的每一块纸片，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本。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
*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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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
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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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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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象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同时，他们没有“逮捕”我妻子，尽管她扔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去逮捕她。她显然是被当作诱饵。然而几个晚上之前，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六个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进行搜查。他们几乎搜走了我们的每一块纸片，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本。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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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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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