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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 -->>
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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