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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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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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