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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
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钮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她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她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她在器。
“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
“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
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她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
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她搀下床来,给她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渥着点。王霖弯下腰来,把棉被在她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她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她的脸潮湿而苍白。
“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霖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她穿过稻田,在晨星下。
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地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是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计她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她抓了去,也说不定她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
王霖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她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她,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她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她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
王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装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哥的。
赵八哥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矮子,暴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各气。王霖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哥请教一番。赵八哥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霖以为“八哥”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她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确是行八。
赵八哥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蛊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
“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
“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霖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地奇特可笑。
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辩,只把头点了一点,迳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
王霖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
“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唉,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着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
饭后,王霖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邻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担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
“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霖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呵,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舍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
“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
“她本来住在方家。”王霖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
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
她也许化装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霖呵呵地笑起来。
“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
“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
“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
“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
王霖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霖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对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
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
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
“方家说他们把她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她怎样了?出卖了她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霖逼着问。
“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
“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
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霖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
“她现在在那里?”
“她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她说她有亲戚在镇江。”
“一个人走的?”
“她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她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
趿嘏涛柿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霖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br>王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她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她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
渐渐地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她。她显然是背叛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她的名字,王霖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她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她,更进一步的争取她,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
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霖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她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她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
王霖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眼子。王霖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
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兜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她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她吓跑了。
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她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她刚才明明对他笑。她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
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氵蒙氵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角,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略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飕飕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
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霖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得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
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她一定是死了,她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她是死了。她不愿意让他想着她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
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