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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夏天，是我刚到北京居住的第一年。安顿下来后，父亲着手为我找了一所小学。在农村，我已读到小学二年级。农村上学晚，一般小孩七、八岁才上一年级，而我6岁就上学了，因为父亲怕我有一天来北京上学跟不上进度需要留级，于是让我早上了一年学。
有一天父亲给了我几张卷子，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考试卷，我不知道其中事关重大，就随便瞎填了一些，父亲也没问我空着的是不是不会做就交到了学校，理所当然他们没有收我。其实那些试题我都是会做的，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当一回事，于是父亲又带我到附近另外一所小学去考试，就是那所玫瑰学校。
我和一些补考的小学生一起做期末考试卷子，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数学题很简单，都是我在乡下时学过的，而语文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课本不同，试卷上的题有些我根本没学过，于是我只好空着。
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回家，我用手围绕着他的腰，身上的裙子被风吹动着一角。记忆里，这是我和父亲少有的亲密景像。那天仿佛就是昨天，父亲骑自行车载着小小的我，我一路睁大眼睛看着还不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新鲜而亲切。那天是夏天，我穿着蓝色的连衣裙和白色的长筒袜，阳光是那么灿烂，我不由得用一只手遮在眼前。父亲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应该还不错吧。
后来得知我数学考试得了99分，而语文只得了七十多分。玫瑰学校收下了我。数学老师对我说，没想到你数学还不错，基础学得挺扎实的。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大概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头发花白，戴一副眼镜，快退休了。她的气质很文雅，身材消瘦，经常穿浅色衣服。她的经典形象是手里抱着一摞卷子或书，步履蹒跚地走在校园里。
她的办公室是老式建筑，可能是苏联那会儿建的。三、四层的小洋楼，大大的玻璃窗，有干净、明亮的楼道。楼下便是校园的走道，平整的水泥地，两旁是松柏成行。
玫瑰学校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是一所有着革命历史的学校，于共和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创建。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曾就读于玫瑰学校。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当年毛主席给我校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是我们的校风“博学多思，活泼向上”是我们的学风。每周升旗典礼上都要喊几遍的。我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从小学三年级上到初中毕业。
当年，玫瑰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就是直到现在，玫瑰学校里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不了解这些，是无法体会到曾就读于玫瑰学校的学生那种莫名优越感的心态的。
这里像所大花园，小学部当时都是四合院建筑，有着曲折的回廊，现在也不知道拆了没有。玫瑰学校什么都有，大大的操场、饭堂、篮球场、阶梯教室、礼堂，甚至还有果园；比我后来上的那个职高不知道大多少倍。谦逊点说，也有十个x高中那么大。我和同学们就生活在这个学校里。
那一年，林志颖和小虎队风靡整个大陆，那大概是北京第一拨低龄追星族了。北京晚报上登过一个新闻，说当时小虎队的专辑青苹果乐园摆上柜台不多时就被小孩儿们抢购一空，还有许多家长替孩子们来买。这事当时听着，让流行文化还几乎是空白的大陆歌坛觉得挺不可思议和心情复杂，报纸上批评这首音乐大有玩物丧志之感。
玫瑰学校小学部甚至用了小虎队的爱来当做广播操音乐。不知道是哪个体育老师想出这个主意，现在我都想感谢他。玫瑰小学的学生做完国家规定的广播操后，小虎队的爱就响了起来，大家一边做操一边跟着哼哼：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
趁青春做个伴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
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
永远地不停转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著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地恋爱
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还能一字不差地跟着唱下来。还有林志颖的许多歌，比如那首十七岁的雨季。那是九十年代初，到处都洋溢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激情与按捺不住的梦想，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深有体会。仿佛天天都是天晴，天天都是天蓝，我们无忧无虑，在玫瑰小学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小学三年级五班的班主任潘老师是一名年轻女子，她大概二十一、二岁，身材健美，皮肤也黑得很美。一头短发，戴着金色的耳钉。那耳钉一边是星星，一边是月亮。她应该是当年很时髦的女子了。她活泼，对我们也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常一边大力地挥动手臂擦黑板，一边对我们说：“不许乱动噢，虽然老师背对着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乱动老师也能知道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黑板的反光让她能够看到我们。
我住过的第一个家是在一座绿色的旧楼里。这是一幢老式的居民楼，楼梯的木制扶手看起来年代久远，上面让人抠了一道道口子，新旧两种褐色对比分明。老式的垃圾道边堆满垃圾，一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秽气。只有远远望去，这座楼的绿色才显得漂亮。常常在梦里，我会回到这座楼，梦里起了火，我沿着楼梯逃窜，可是却出现在另外的楼道出口。
我们的家很小，除了必要的家具就没什么东西了。厨房在楼道，跟别人家合用。楼道里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了白灰，墙也被油烟熏成了灰色，上面还有很多不知谁家小孩写的字。当然，我也在上面写写画画过。
刚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妈摸着我的手，说怎么这么瘦呀，我满不在乎地笑道：谁的手不瘦呀。妈妈心疼地流下了眼泪。我弟靠在妈妈的怀里，我们姐弟两个有点陌生。他比我更像城里的孩子，他比我白，比我纤细，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更快地融入了北京新家的环境。平时我弟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周末才回家。
我一直盼望着能搬进对面正在修建的高楼。那里一直轰轰隆隆在开工。我认为当它有一天盖好时，从我们的窗户伸条绳子爬下去就能到新家了。
我常常和楼里住的另外一个女孩儿一起玩，她妈是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长得很漂亮，管她不是很严。但她长得更像她的军官父亲，皮肤白嫩，胖得像个布娃娃。
我最羡慕她的是她家的房子比我们所有邻居的都大，一大间房子里还分了客厅，两侧分别是她父母的双人床和她自己的单人床，中间用一条帘子隔开，她的墙壁上还贴着自己画的画。打死我爸妈也不会同意我往墙上贴东西的。
我们经常去院子里一家宾馆的大堂里玩，那里是我们的公共客厅。宾馆的女服务员们特别讨厌我们过去呆着，老轰我们，我们就趁她们聊天时偷偷溜进去。那是一家军队开办的宾馆，门口放着许多盆开得很鲜艳的红色、黄色、橙色的剑兰，夏天时还摆着几大盆盛开的荷花。过年的时候，她抱来一个大洋娃娃，让她的父母给我们在宾馆外面的花丛合影留念，那天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新鞋。
楼道里还住着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她妈很严厉，老是骂她。看得出她妈是那种很能折腾的女人，常常换工作，曾经在书店和美发店都工作过。她打量我的眼神中总有些复杂的东西，我想她也许是最早看出我“不安分”端倪的家长，尽管我普通得一塌糊涂，并且是“好学生”的代表。
楼道里的最东边住着一对普通的军官夫妇和他们刁蛮淘气的小女孩，有一天她和我弟弟在楼道里玩，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哭闹声，我弟弟额头流血回家了，说是脑袋让那个女孩抓着磕在楼梯上。我妈没空找她家长理论，赶紧送他去医院缝针，用完了所有身上带的钱。回来的时候，只能向地铁站旁边卖红薯的老太婆和老头借了五毛钱坐地铁。这是事后我妈笑着对一位因为醉酒躺在沙发上休息的小战士说的。“幸好他们借给了我钱，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把钱还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呢！”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翻江倒海，被某种羞愧、委屈混和的复杂情绪所充斥，几乎不好意思再听下去，甚至同情起那个小战士，他听了这些有什么感觉呢？他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
妈妈那时候还很年轻，冬天时她烫了一头黑色卷发，穿一双时髦的及膝的黑色皮靴。我和我弟弟经常吵架，惹她生气，有一次妈妈气急了说要走，说着就真的开始穿靴子，吓得我们抱着她大腿就大哭起来。
我很害怕我爸爸。除了从小就不在一起生活以外，我还觉得他很严肃和冷漠。那时我们都用楼道里的公共水房，忘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我顶了几句嘴，他就在水房里当着别人的面，冲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从前在老家时，我也很怕他。他回老家探亲时都会给我们带巧克力，我知道他把巧克力放在小姨屋里的抽屉里，让我一天只能吃两块。但巧克力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趁他出门，我就跑到小姨的屋里拿几块吃。有一次我刚拿起一块，就听到他进门的声音，被逮了个正着。他很生气，毫不客气地骂我又懒又馋没出息。
小姨只有在大学的寒暑假才回来住。家里人都说我的脾气像她，我们都有着一样火辣的脾气和直率的性情。我和小姨很亲，当爸爸不在，妈妈忙于工作时，是小姨给我讲故事书，陪伴着我，她说我小时候她还给我换过尿布。
我在像大森林一样永远绚烂多姿的家乡从未感觉到孤独。来北京之后我变了好多，变得怯懦胆小，那个没有更多亲人的城市就像一头灰色的巨大的怪兽要一口把我吞下。
我从农村来到玫瑰学校上学，维多利亚是接纳我的第一个朋友。第一次中午去她家找她上学时，我虽然很想上厕所，但我愣是憋着在学校上了，并且也没跟她说。我觉得“北京人”可能都不上厕所，不，也不是，反正我就是觉得提出我要上厕所这个想法太不体面，太在我当时看来，维多利亚的家简直就是我当时能想像出来的极致。那么舒适、完美。
那是一套二室一厅，屋里满当当的，堆着在我当时看来非常贵重的家具家电。冰箱边上有一堆新鲜的香蕉，镜子前有许多护肤品和化妆品。维多利亚父母兼卧室的风格十分欧式，颜色很柔和，一切都像一个家底殷实的小康家庭。而维多利亚还单独拥有一个房间，她的墙上贴着刘德华、张曼玉之类的明星海报。她还有一张精致的小床和写字台，这一切都洋溢着典型的九十年代初的气息。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刚到北京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同学笑话，就很少开口。班主任可能是觉得我学习不错，作文写得好，于是安排我当宣传委员。可我知道潘老师其实喜欢活泼灵俐的孩子，而我嘴笨，常常讨不到她欢喜，只能以特别听话来让她高兴。在我来到玫瑰学校半年后，发生了一件事，也许当时的同学都忘了，而我却一直记忆深刻。
那是冬天，有几天下雪了，同学们都爱在课间跑到外面玩儿雪。潘老师平时留的作业很多，基本上都是抄生字、词，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潘老师到外面办事，留完家庭作业就走了。老师走了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玩，只有我还固执地坐在座位上写作业。同学来叫我，我就说万一老师回来批评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家说我傻，说潘老师不会说的，可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其实我特别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外面玩儿，但我不敢。我潜意识里甚至还以为潘老师回来后会表扬我听话。
潘老师回来后，果然没有批评他们，反而问他们玩得好不好，堆雪人开不开心。见我坐在教室里，潘老师说我太木，不团结同学。听了这话，我心都凉了。真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我确实太不机灵太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太不会投其所好，老师喜欢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学生。
我说过那几天下雪，是个很冷的冬季。我穿的旅游鞋鞋底开胶了，我妈给我缝了好几次，可还是常常掉下来。有一天放学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鞋底又开胶了，于是我只好就这么拖着走在路上，不时摔倒，又冷又饿，心里无限委屈。
回到家后，父母正在厨房包饺子，我说我鞋开胶了，父亲冷冷地说，知道了。我站在地上不走，他突然急躁起来：快走，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你不想吃饭啦！我的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潘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就调走了，班里同学都很想念潘老师，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兰。
小兰老师长发披肩，身如细风拂柳，说话也轻轻柔柔，听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小兰老师带我们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后来她就生病调走了。再后来我们又有了新班主任常老师，她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
常老师胖胖的，不生气的时候很慈祥，就住在玫瑰学校西门旁边。可能那时常老师正处于更年期，脾气非常不稳定，经常骂我们。只要上课时下面有同学说话或做小动作，常老师就会扔下手中的粉笔，不再讲课，而用一整节课时间来骂我们。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每次还会叫班干部们站起来陪着挨训。同学们都必须手背在椅子后面，一动不许动。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酷刑。
她每次留的作业都狂多，我每次都要做到半夜，困得要死，还要抄那么多遍生词。现在只要一想起小学，就记得当时坐在桌子前做作业的情景。真不知道小学哪用得着留那么多作业，同学们都叫苦不迭，一些聪明的同学从中午老师留完作业就做，课间也不歇着，时间太紧迫了。这帮爱学习的同学经常以晚上八点前做完作业为荣。而另外一些爱玩的就常常挨骂，还经常被请家长。
班里有个男生叫杜森，他爸爸是博士后，常老师就经常借此讽刺他，说博士后的儿子还经常完不成作业呀！你爸怎么生的你啊诸如此类。有一次常老师还叫他站到桌子上挨骂，现在想想他真可怜，他爸爸是博士后招谁惹谁啦，被常老师当做骂他的理由。
还有个女生叫黄冬梅，这孩子上小学时经常鬼点子乱冒，为了逃避常老师每星期一次的摘抄（就是抄好句子和好文章）作业真是伤透了脑筋。她有几次把老师红色的评语拿透明胶条粘掉冒充新写的，可惜总是被常老师发现，于是每周一晚上老师批完作业就是她挨骂的日子。我们也没心没肺，常常让常老师骂她的用语给逗得前仰后合。
其实都不容易啊，每个礼拜除了抄好句子还有写周记，我们也快被常老师逼疯了，只是我们没有黄冬梅那种奇思妙想，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儿。
班里好玩儿的同学很多，有个女生叫白云婷，名字起绝了，可惜长得又白又胖，就有人给她起外号叫“老母猪”还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儿，毕业时送给我一张她穿着花裙子在迪尼斯乐园拍的照片，看得我直咽口水，也不知道是羡慕她裙子漂亮还是她去的地方远。
说起叛逆和大胆儿，谁也没有小时候的同学有能耐。
比起高中、大学退学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想退学。也许当时大家还没有退学这个概念，但他们把他们的厌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老师做斗争，不写作业，打架，抽烟，小学时候的先锋就是这么干的。
你说我变得有多乖呢？老师让我和班长一起负责每天放学时走北门的学生的路队，她要求我们必须出了校门才能解散。我便一直严格遵守，直到有个周末学生们心都野了，没有人再按着规矩排队，班长也不管，我训了也没用，气得我跑到常老师家去告状。她的上小学的女儿在家，见到我就叫姐姐好，还从冰箱里给我拿出一根冰棍吃。
我左等右等常老师还没回来，就留了张条，写了一下事情的大致经过，刚写完，常老师就进门了。听了我的述说，她呵呵地笑着说这次不用管这么严，没事儿。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觉得很委屈，这趟算是白来了。
有一回常老师还把我给冤枉了。有天中午，我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在学校的林荫路上碰到了常老师和外班的一个班主任在一起。“常老师好！”我们向她打招呼。“哎！”她笑微微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成了菊花。我俩乐着跑了，心里还挺幸福。
谁知第二天的语文课上常老师却怒气冲冲地把我俩起来骂了一顿，说在路上见了老师不打招呼拔腿就跑，害得她在同事面前丢了面子。我们只好罚站了一节课。你说这人怎么这么喜怒无常啊！
我们班的牛人，有一个叫孔晶晶，他比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大几岁，发育也早，已经有了喉节和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是同班同学中最高的。他是男生，却起了个像女生的名字。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我小学的同学还是我初中的同学，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既是小学也是初中的同学。因为玫瑰学校分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大部分的小学同学都直升本校的初中。<... -->>
1990年的夏天，是我刚到北京居住的第一年。安顿下来后，父亲着手为我找了一所小学。在农村，我已读到小学二年级。农村上学晚，一般小孩七、八岁才上一年级，而我6岁就上学了，因为父亲怕我有一天来北京上学跟不上进度需要留级，于是让我早上了一年学。
有一天父亲给了我几张卷子，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考试卷，我不知道其中事关重大，就随便瞎填了一些，父亲也没问我空着的是不是不会做就交到了学校，理所当然他们没有收我。其实那些试题我都是会做的，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当一回事，于是父亲又带我到附近另外一所小学去考试，就是那所玫瑰学校。
我和一些补考的小学生一起做期末考试卷子，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数学题很简单，都是我在乡下时学过的，而语文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课本不同，试卷上的题有些我根本没学过，于是我只好空着。
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回家，我用手围绕着他的腰，身上的裙子被风吹动着一角。记忆里，这是我和父亲少有的亲密景像。那天仿佛就是昨天，父亲骑自行车载着小小的我，我一路睁大眼睛看着还不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新鲜而亲切。那天是夏天，我穿着蓝色的连衣裙和白色的长筒袜，阳光是那么灿烂，我不由得用一只手遮在眼前。父亲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应该还不错吧。
后来得知我数学考试得了99分，而语文只得了七十多分。玫瑰学校收下了我。数学老师对我说，没想到你数学还不错，基础学得挺扎实的。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一位大概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头发花白，戴一副眼镜，快退休了。她的气质很文雅，身材消瘦，经常穿浅色衣服。她的经典形象是手里抱着一摞卷子或书，步履蹒跚地走在校园里。
她的办公室是老式建筑，可能是苏联那会儿建的。三、四层的小洋楼，大大的玻璃窗，有干净、明亮的楼道。楼下便是校园的走道，平整的水泥地，两旁是松柏成行。
玫瑰学校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是一所有着革命历史的学校，于共和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创建。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曾就读于玫瑰学校。一进校门就能看到当年毛主席给我校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艰苦奋斗、团结进取”是我们的校风“博学多思，活泼向上”是我们的学风。每周升旗典礼上都要喊几遍的。我就是在这所学校里从小学三年级上到初中毕业。
当年，玫瑰学校的很多学生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就是直到现在，玫瑰学校里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不了解这些，是无法体会到曾就读于玫瑰学校的学生那种莫名优越感的心态的。
这里像所大花园，小学部当时都是四合院建筑，有着曲折的回廊，现在也不知道拆了没有。玫瑰学校什么都有，大大的操场、饭堂、篮球场、阶梯教室、礼堂，甚至还有果园；比我后来上的那个职高不知道大多少倍。谦逊点说，也有十个x高中那么大。我和同学们就生活在这个学校里。
那一年，林志颖和小虎队风靡整个大陆，那大概是北京第一拨低龄追星族了。北京晚报上登过一个新闻，说当时小虎队的专辑青苹果乐园摆上柜台不多时就被小孩儿们抢购一空，还有许多家长替孩子们来买。这事当时听着，让流行文化还几乎是空白的大陆歌坛觉得挺不可思议和心情复杂，报纸上批评这首音乐大有玩物丧志之感。
玫瑰学校小学部甚至用了小虎队的爱来当做广播操音乐。不知道是哪个体育老师想出这个主意，现在我都想感谢他。玫瑰小学的学生做完国家规定的广播操后，小虎队的爱就响了起来，大家一边做操一边跟着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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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
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著的蓝天
让我们自由自在地恋爱
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还能一字不差地跟着唱下来。还有林志颖的许多歌，比如那首十七岁的雨季。那是九十年代初，到处都洋溢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激情与按捺不住的梦想，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深有体会。仿佛天天都是天晴，天天都是天蓝，我们无忧无虑，在玫瑰小学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们小学三年级五班的班主任潘老师是一名年轻女子，她大概二十一、二岁，身材健美，皮肤也黑得很美。一头短发，戴着金色的耳钉。那耳钉一边是星星，一边是月亮。她应该是当年很时髦的女子了。她活泼，对我们也很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常一边大力地挥动手臂擦黑板，一边对我们说：“不许乱动噢，虽然老师背对着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乱动老师也能知道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黑板的反光让她能够看到我们。
我住过的第一个家是在一座绿色的旧楼里。这是一幢老式的居民楼，楼梯的木制扶手看起来年代久远，上面让人抠了一道道口子，新旧两种褐色对比分明。老式的垃圾道边堆满垃圾，一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秽气。只有远远望去，这座楼的绿色才显得漂亮。常常在梦里，我会回到这座楼，梦里起了火，我沿着楼梯逃窜，可是却出现在另外的楼道出口。
我们的家很小，除了必要的家具就没什么东西了。厨房在楼道，跟别人家合用。楼道里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露出了白灰，墙也被油烟熏成了灰色，上面还有很多不知谁家小孩写的字。当然，我也在上面写写画画过。
刚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妈摸着我的手，说怎么这么瘦呀，我满不在乎地笑道：谁的手不瘦呀。妈妈心疼地流下了眼泪。我弟靠在妈妈的怀里，我们姐弟两个有点陌生。他比我更像城里的孩子，他比我白，比我纤细，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更快地融入了北京新家的环境。平时我弟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周末才回家。
我一直盼望着能搬进对面正在修建的高楼。那里一直轰轰隆隆在开工。我认为当它有一天盖好时，从我们的窗户伸条绳子爬下去就能到新家了。
我常常和楼里住的另外一个女孩儿一起玩，她妈是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长得很漂亮，管她不是很严。但她长得更像她的军官父亲，皮肤白嫩，胖得像个布娃娃。
我最羡慕她的是她家的房子比我们所有邻居的都大，一大间房子里还分了客厅，两侧分别是她父母的双人床和她自己的单人床，中间用一条帘子隔开，她的墙壁上还贴着自己画的画。打死我爸妈也不会同意我往墙上贴东西的。
我们经常去院子里一家宾馆的大堂里玩，那里是我们的公共客厅。宾馆的女服务员们特别讨厌我们过去呆着，老轰我们，我们就趁她们聊天时偷偷溜进去。那是一家军队开办的宾馆，门口放着许多盆开得很鲜艳的红色、黄色、橙色的剑兰，夏天时还摆着几大盆盛开的荷花。过年的时候，她抱来一个大洋娃娃，让她的父母给我们在宾馆外面的花丛合影留念，那天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新鞋。
楼道里还住着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她妈很严厉，老是骂她。看得出她妈是那种很能折腾的女人，常常换工作，曾经在书店和美发店都工作过。她打量我的眼神中总有些复杂的东西，我想她也许是最早看出我“不安分”端倪的家长，尽管我普通得一塌糊涂，并且是“好学生”的代表。
楼道里的最东边住着一对普通的军官夫妇和他们刁蛮淘气的小女孩，有一天她和我弟弟在楼道里玩，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哭闹声，我弟弟额头流血回家了，说是脑袋让那个女孩抓着磕在楼梯上。我妈没空找她家长理论，赶紧送他去医院缝针，用完了所有身上带的钱。回来的时候，只能向地铁站旁边卖红薯的老太婆和老头借了五毛钱坐地铁。这是事后我妈笑着对一位因为醉酒躺在沙发上休息的小战士说的。“幸好他们借给了我钱，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把钱还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呢！”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翻江倒海，被某种羞愧、委屈混和的复杂情绪所充斥，几乎不好意思再听下去，甚至同情起那个小战士，他听了这些有什么感觉呢？他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
妈妈那时候还很年轻，冬天时她烫了一头黑色卷发，穿一双时髦的及膝的黑色皮靴。我和我弟弟经常吵架，惹她生气，有一次妈妈气急了说要走，说着就真的开始穿靴子，吓得我们抱着她大腿就大哭起来。
我很害怕我爸爸。除了从小就不在一起生活以外，我还觉得他很严肃和冷漠。那时我们都用楼道里的公共水房，忘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我顶了几句嘴，他就在水房里当着别人的面，冲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从前在老家时，我也很怕他。他回老家探亲时都会给我们带巧克力，我知道他把巧克力放在小姨屋里的抽屉里，让我一天只能吃两块。但巧克力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趁他出门，我就跑到小姨的屋里拿几块吃。有一次我刚拿起一块，就听到他进门的声音，被逮了个正着。他很生气，毫不客气地骂我又懒又馋没出息。
小姨只有在大学的寒暑假才回来住。家里人都说我的脾气像她，我们都有着一样火辣的脾气和直率的性情。我和小姨很亲，当爸爸不在，妈妈忙于工作时，是小姨给我讲故事书，陪伴着我，她说我小时候她还给我换过尿布。
我在像大森林一样永远绚烂多姿的家乡从未感觉到孤独。来北京之后我变了好多，变得怯懦胆小，那个没有更多亲人的城市就像一头灰色的巨大的怪兽要一口把我吞下。
我从农村来到玫瑰学校上学，维多利亚是接纳我的第一个朋友。第一次中午去她家找她上学时，我虽然很想上厕所，但我愣是憋着在学校上了，并且也没跟她说。我觉得“北京人”可能都不上厕所，不，也不是，反正我就是觉得提出我要上厕所这个想法太不体面，太在我当时看来，维多利亚的家简直就是我当时能想像出来的极致。那么舒适、完美。
那是一套二室一厅，屋里满当当的，堆着在我当时看来非常贵重的家具家电。冰箱边上有一堆新鲜的香蕉，镜子前有许多护肤品和化妆品。维多利亚父母兼卧室的风格十分欧式，颜色很柔和，一切都像一个家底殷实的小康家庭。而维多利亚还单独拥有一个房间，她的墙上贴着刘德华、张曼玉之类的明星海报。她还有一张精致的小床和写字台，这一切都洋溢着典型的九十年代初的气息。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宣传委员。刚到北京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怕同学笑话，就很少开口。班主任可能是觉得我学习不错，作文写得好，于是安排我当宣传委员。可我知道潘老师其实喜欢活泼灵俐的孩子，而我嘴笨，常常讨不到她欢喜，只能以特别听话来让她高兴。在我来到玫瑰学校半年后，发生了一件事，也许当时的同学都忘了，而我却一直记忆深刻。
那是冬天，有几天下雪了，同学们都爱在课间跑到外面玩儿雪。潘老师平时留的作业很多，基本上都是抄生字、词，那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潘老师到外面办事，留完家庭作业就走了。老师走了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玩，只有我还固执地坐在座位上写作业。同学来叫我，我就说万一老师回来批评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家说我傻，说潘老师不会说的，可我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其实我特别想和同学们一起到外面玩儿，但我不敢。我潜意识里甚至还以为潘老师回来后会表扬我听话。
潘老师回来后，果然没有批评他们，反而问他们玩得好不好，堆雪人开不开心。见我坐在教室里，潘老师说我太木，不团结同学。听了这话，我心都凉了。真的，我没想到是这样的，我确实太不机灵太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太不会投其所好，老师喜欢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学生。
我说过那几天下雪，是个很冷的冬季。我穿的旅游鞋鞋底开胶了，我妈给我缝了好几次，可还是常常掉下来。有一天放学后，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鞋底又开胶了，于是我只好就这么拖着走在路上，不时摔倒，又冷又饿，心里无限委屈。
回到家后，父母正在厨房包饺子，我说我鞋开胶了，父亲冷冷地说，知道了。我站在地上不走，他突然急躁起来：快走，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你不想吃饭啦！我的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
潘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就调走了，班里同学都很想念潘老师，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兰。
小兰老师长发披肩，身如细风拂柳，说话也轻轻柔柔，听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小兰老师带我们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后来她就生病调走了。再后来我们又有了新班主任常老师，她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
常老师胖胖的，不生气的时候很慈祥，就住在玫瑰学校西门旁边。可能那时常老师正处于更年期，脾气非常不稳定，经常骂我们。只要上课时下面有同学说话或做小动作，常老师就会扔下手中的粉笔，不再讲课，而用一整节课时间来骂我们。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每次还会叫班干部们站起来陪着挨训。同学们都必须手背在椅子后面，一动不许动。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酷刑。
她每次留的作业都狂多，我每次都要做到半夜，困得要死，还要抄那么多遍生词。现在只要一想起小学，就记得当时坐在桌子前做作业的情景。真不知道小学哪用得着留那么多作业，同学们都叫苦不迭，一些聪明的同学从中午老师留完作业就做，课间也不歇着，时间太紧迫了。这帮爱学习的同学经常以晚上八点前做完作业为荣。而另外一些爱玩的就常常挨骂，还经常被请家长。
班里有个男生叫杜森，他爸爸是博士后，常老师就经常借此讽刺他，说博士后的儿子还经常完不成作业呀！你爸怎么生的你啊诸如此类。有一次常老师还叫他站到桌子上挨骂，现在想想他真可怜，他爸爸是博士后招谁惹谁啦，被常老师当做骂他的理由。
还有个女生叫黄冬梅，这孩子上小学时经常鬼点子乱冒，为了逃避常老师每星期一次的摘抄（就是抄好句子和好文章）作业真是伤透了脑筋。她有几次把老师红色的评语拿透明胶条粘掉冒充新写的，可惜总是被常老师发现，于是每周一晚上老师批完作业就是她挨骂的日子。我们也没心没肺，常常让常老师骂她的用语给逗得前仰后合。
其实都不容易啊，每个礼拜除了抄好句子还有写周记，我们也快被常老师逼疯了，只是我们没有黄冬梅那种奇思妙想，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儿。
班里好玩儿的同学很多，有个女生叫白云婷，名字起绝了，可惜长得又白又胖，就有人给她起外号叫“老母猪”还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儿，毕业时送给我一张她穿着花裙子在迪尼斯乐园拍的照片，看得我直咽口水，也不知道是羡慕她裙子漂亮还是她去的地方远。
说起叛逆和大胆儿，谁也没有小时候的同学有能耐。
比起高中、大学退学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想退学。也许当时大家还没有退学这个概念，但他们把他们的厌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老师做斗争，不写作业，打架，抽烟，小学时候的先锋就是这么干的。
你说我变得有多乖呢？老师让我和班长一起负责每天放学时走北门的学生的路队，她要求我们必须出了校门才能解散。我便一直严格遵守，直到有个周末学生们心都野了，没有人再按着规矩排队，班长也不管，我训了也没用，气得我跑到常老师家去告状。她的上小学的女儿在家，见到我就叫姐姐好，还从冰箱里给我拿出一根冰棍吃。
我左等右等常老师还没回来，就留了张条，写了一下事情的大致经过，刚写完，常老师就进门了。听了我的述说，她呵呵地笑着说这次不用管这么严，没事儿。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觉得很委屈，这趟算是白来了。
有一回常老师还把我给冤枉了。有天中午，我和班里的一个同学在学校的林荫路上碰到了常老师和外班的一个班主任在一起。“常老师好！”我们向她打招呼。“哎！”她笑微微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成了菊花。我俩乐着跑了，心里还挺幸福。
谁知第二天的语文课上常老师却怒气冲冲地把我俩起来骂了一顿，说在路上见了老师不打招呼拔腿就跑，害得她在同事面前丢了面子。我们只好罚站了一节课。你说这人怎么这么喜怒无常啊！
我们班的牛人，有一个叫孔晶晶，他比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大几岁，发育也早，已经有了喉节和胡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是同班同学中最高的。他是男生，却起了个像女生的名字。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我小学的同学还是我初中的同学，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既是小学也是初中的同学。因为玫瑰学校分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大部分的小学同学都直升本校的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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