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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
中国某些智者鼓吹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美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浪潮。欧美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食物。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眼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作“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入“不消费者”行列，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却坚决不购买商品，只从垃圾箱里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把省下的钱用作环境保护，用作慈善事业。快餐店和超市外面的垃圾箱，通常会丢弃很多仍可食用的食品、仍可穿着的衣服及各种日用品。德国的“不消费者”声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和资源。他们把政治诠释得这么简单清纯，真是叫人敬佩（中国人不管把政治定义得如何堂皇，而人们感受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争）。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不消费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举办刊物申述主张。有些国家的“不消费者”不仅律已，还要律人。巴黎街头有支秘密的“扎胎队”专门对付那种耗油量大、污染严重的多功能运动车。法国人喜欢把严肃的事情略加浪漫，未免有些过头。英国人做得温和些，他们成立“反对都市四轮驱动联盟”自制罚单贴在越野车上，所谓“罚款”只是宣传资料，号召人们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西方国家还有一种群落，被称作“无趣族”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世界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沃伦巴特菲。有一次，比尔盖茨飞往印度做慈善，行李刚放进酒店就动身去查看贫民窟。一位印度官员悄悄对围观的民众说：前面那个穿卡几布裤子的家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简单得有些清苦。他喜欢吃便当，停车选普通车位，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不穿名牌服装，睡觉不喜欢盖被子。沃伦巴特菲住的老房子是五十多年前买的，当时花了三万美元；他被称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证券经纪人”每年只从自己的公司领取十万美元薪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雇请顾问和仆人，自己开着林肯轿车四处转悠。这些富人乐于把钱捐出去做慈善，捐得越多心里越安宁。美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简直是位圣徒，他说不把钱捐光，死不瞑目。这些抵达了财富巅峰的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生活极简至朴。
然而从很多年以前开始，不少美国人仍靠超前消费继续支撑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支付豪宅、名车和环球旅行的开销，很大部分就是近年次级贷款危机的祸源。美国人把次贷危机不道德地抛向了国际社会，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亦深受其害。美国不少从中国进货的商人，迫于次贷灾难宣告破产，他们拖欠的货款成了再也无法追讨的阎王债。中国很多同美国市场咬得很紧的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濒临倒闭。美国长期的商业繁荣，塑造了美国人的诚信形象。过去中国人痛恨自己同胞轻诺寡信，也喜欢拿美国人做榜样。今天，这个榜样倒下了。
明天倒下的是谁？中国老百姓初听“次贷”二字颇觉陌生，其实我们早就在吞食“次贷”苦果而不自知。早期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不高，没有途径把这种危机向国际输出，只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中国各家银行不知道发放了多少“次贷”只不过中国过去的“次贷”不是“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而是发放给了那些有着平庸经营者的国有企业，少数神通广大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如果严格按信用分级，都应该算是次级信用。贷款到了他们手里便有去无回，债务人拍拍屁股一了百了。无数没有冠以“次贷”之名的银行贷款，被贴上“坏账”、“呆账”等中国式标签，统统一风吹了。中国干什么事都自有特色，从各大银行剥离而出的“资产管理公司”实则就是消化中国式“次贷”的揩屁股公司。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财政和金融常识，他们认为银行贷款是国家的钱，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一风吹了多少“次级贷款”老百姓为此埋了多少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
环保主义者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向未来的子孙租借的。可有位煤矿老板不这么看。我曾问过一位山西煤矿主：你们把煤炭挖完了怎么办？这位煤矿主哈哈大笑，把双手比划成篮球的样子，说：您急啥？煤挖完了，地球就变小了，还是个圆的嘛！我当时不得不佩服这位煤老板的幽默和急智，可后来我想他必定很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亲历的真实故事，好比佛门公案，透露着某种玄机：一面是资源、环境、消费，确实令很多人忧心忡忡，一面是不少人仍在肆无忌惮地攫取和破坏，不仅毫无歉疚，而且洋洋自得。
民间有个故事，说的是叫花子和拾狗屎的人畅谈理想。叫花子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天吃猪油炒饭！拾狗屎的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下的狗屎只准我一个人拾！穷惯了的人，向往发达之后肯定就是享受，尽管只是吃猪油炒饭和拾尽天下狗屎。中国人过去真的穷够了，有钱了该怎么办还真是个问题。细想那些建私人庄园的，买私人飞机的，买下海岛做岛主的，同那两个想当皇帝的穷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猪油炒饭的份量更多些，拾狗屎的天地更大些。
中国人自古有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叫中国人不要再赚钱了，肯定会被会指为疯子；谁叫中国人不要太享受了，同样会被指为傻瓜。但是多年之后，子孙们抚摸着城市里的砍头树，也许真的会说：我们的前辈，曾经多么疯狂，多么愚蠢！
而且要马上就坐在大树下面乘凉。中国城市的“砍头树”差不多都是最近二十年进城的。有些地方做出过规定，禁止乡下大树进城。但这种规定，肯定没法执行。城里人需要很多的大树，他们等不及小树长大；乡下人并不吝啬向城市出售大树，他们需要把大树变成钞票。农民买掉一棵百年老树，得到三五千块钱就已十分高兴；哪怕知道这棵树进城之后值三十万，农民也没有办法不卖掉大树。政府禁止大树进城，为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而这个理由在农民看来简直可笑。谁付钱让农民承担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责任？城里废气超标，就拿乡下人出气？也许若干年之后，城里这些“砍头树”将是研究这个阶段中国社会心理的活标本。
中国人越来越阔绰，但我们的内心并非波澜不惊。我们对有钱人的称呼悄然发生着变化，先叫大款，后而富人，继而富豪，再而大鳄。“大款”一词风行之时，外出务工的农民被叫作“盲流”“盲流”几乎是侮称“大款”二字也上不了台面。一时间，文学作品提供的“大款”形象就是：暴发户、会赚钱、没文化、喜欢玩女人。“傍大款”至少在舆论上为人不齿，而好傍大款的通常是两种人：贪污腐败的官员、爱慕虚荣的女人。后来有钱人被平和地叫做“富人”上班的人开始平和地自称“工薪族”人们对待财富有了平常之心，靠领工资过活的人也小心维护着内心的尊严。但没过多久“富豪”的称谓很快出现，同时就有人出面劝导人们不要仇富。人们并不想仇富，但有的富豪开始仇穷，宣称不给穷人盖房子。当是时也“大鳄”之称谓见诸媒体。“大鳄”同财富相关，却并不等同于财富。比尔盖茨把微软做得全球业界第一，没有人叫他“it大鳄”；沃伦巴特菲的财富雄居美国第二，也没人给他冠以“证券大鳄”；而索罗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才被世人称作“金融大鳄”中国房地产界那些被称作“大鳄”的人，人们只怕真的视他们为凶猛掠食的鳄鱼。
中国某些智者鼓吹超前消费的时间，正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美国人开始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危机。美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而他们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景况酷似十年后的中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悄然发生着反消费主义浪潮。欧美有些城市，每到夜晚，街灯之下会有人从垃圾箱里捡取食物。这些人不是乞丐，也许是漂亮的金发女郎，帅气的蓝眼小伙。他们是反消费主义成员，被称作“不消费者”很多年轻人加入“不消费者”行列，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却坚决不购买商品，只从垃圾箱里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他们把省下的钱用作环境保护，用作慈善事业。快餐店和超市外面的垃圾箱，通常会丢弃很多仍可食用的食品、仍可穿着的衣服及各种日用品。德国的“不消费者”声称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反对浪费、保护环境和资源。他们把政治诠释得这么简单清纯，真是叫人敬佩（中国人不管把政治定义得如何堂皇，而人们感受到的政治无非是权力之争）。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这样的“不消费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的还举办刊物申述主张。有些国家的“不消费者”不仅律已，还要律人。巴黎街头有支秘密的“扎胎队”专门对付那种耗油量大、污染严重的多功能运动车。法国人喜欢把严肃的事情略加浪漫，未免有些过头。英国人做得温和些，他们成立“反对都市四轮驱动联盟”自制罚单贴在越野车上，所谓“罚款”只是宣传资料，号召人们节约资源，反对浪费。
西方国家还有一种群落，被称作“无趣族”他们中间有很多是世界级巨富，比如比尔盖茨、沃伦巴特菲。有一次，比尔盖茨飞往印度做慈善，行李刚放进酒店就动身去查看贫民窟。一位印度官员悄悄对围观的民众说：前面那个穿卡几布裤子的家伙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生活简单得有些清苦。他喜欢吃便当，停车选普通车位，乘飞机只坐经济舱，不穿名牌服装，睡觉不喜欢盖被子。沃伦巴特菲住的老房子是五十多年前买的，当时花了三万美元；他被称作“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证券经纪人”每年只从自己的公司领取十万美元薪水；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没有雇请顾问和仆人，自己开着林肯轿车四处转悠。这些富人乐于把钱捐出去做慈善，捐得越多心里越安宁。美国亿万富豪查克费尼简直是位圣徒，他说不把钱捐光，死不瞑目。这些抵达了财富巅峰的人，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生活极简至朴。
然而从很多年以前开始，不少美国人仍靠超前消费继续支撑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支付豪宅、名车和环球旅行的开销，很大部分就是近年次级贷款危机的祸源。美国人把次贷危机不道德地抛向了国际社会，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亦深受其害。美国不少从中国进货的商人，迫于次贷灾难宣告破产，他们拖欠的货款成了再也无法追讨的阎王债。中国很多同美国市场咬得很紧的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濒临倒闭。美国长期的商业繁荣，塑造了美国人的诚信形象。过去中国人痛恨自己同胞轻诺寡信，也喜欢拿美国人做榜样。今天，这个榜样倒下了。
明天倒下的是谁？中国老百姓初听“次贷”二字颇觉陌生，其实我们早就在吞食“次贷”苦果而不自知。早期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不高，没有途径把这种危机向国际输出，只好打落了牙往肚里吞。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中国各家银行不知道发放了多少“次贷”只不过中国过去的“次贷”不是“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而是发放给了那些有着平庸经营者的国有企业，少数神通广大的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如果严格按信用分级，都应该算是次级信用。贷款到了他们手里便有去无回，债务人拍拍屁股一了百了。无数没有冠以“次贷”之名的银行贷款，被贴上“坏账”、“呆账”等中国式标签，统统一风吹了。中国干什么事都自有特色，从各大银行剥离而出的“资产管理公司”实则就是消化中国式“次贷”的揩屁股公司。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财政和金融常识，他们认为银行贷款是国家的钱，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一风吹了多少“次级贷款”老百姓为此埋了多少单，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
环保主义者说：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向未来的子孙租借的。可有位煤矿老板不这么看。我曾问过一位山西煤矿主：你们把煤炭挖完了怎么办？这位煤矿主哈哈大笑，把双手比划成篮球的样子，说：您急啥？煤挖完了，地球就变小了，还是个圆的嘛！我当时不得不佩服这位煤老板的幽默和急智，可后来我想他必定很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亲历的真实故事，好比佛门公案，透露着某种玄机：一面是资源、环境、消费，确实令很多人忧心忡忡，一面是不少人仍在肆无忌惮地攫取和破坏，不仅毫无歉疚，而且洋洋自得。
民间有个故事，说的是叫花子和拾狗屎的人畅谈理想。叫花子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天吃猪油炒饭！拾狗屎的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天下的狗屎只准我一个人拾！穷惯了的人，向往发达之后肯定就是享受，尽管只是吃猪油炒饭和拾尽天下狗屎。中国人过去真的穷够了，有钱了该怎么办还真是个问题。细想那些建私人庄园的，买私人飞机的，买下海岛做岛主的，同那两个想当皇帝的穷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猪油炒饭的份量更多些，拾狗屎的天地更大些。
中国人自古有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叫中国人不要再赚钱了，肯定会被会指为疯子；谁叫中国人不要太享受了，同样会被指为傻瓜。但是多年之后，子孙们抚摸着城市里的砍头树，也许真的会说：我们的前辈，曾经多么疯狂，多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