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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舰队抵达朝鲜，为迫使朝鲜政府立即开放釜山港和保证日本人在朝鲜扩大贸易，强行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条约。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执政李裕元的书信，信中说：“西洋英美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以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纵机括”
于是朝日缔结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由于朝鲜代表昧于国际法，他们所关心的仅是诸如日本公使久驻汉城、日使进京路线与开放口岸、日本侨民活动范围等政治问题，而对通商贸易问题很少注意，甚至对关税、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条款，从未认真进行过讨论。
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交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日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
这就意味着，从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地输入到朝鲜，可以用日币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另外，日本人还把低值的朝鲜货币大量带回国内，用作日本货币的原料，从而使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和破产的境地。
关税自主是近代国家独立的重要保证，在近代历史上，国家间缔结通商协定不规定关税者是朝鲜仅有的事例。无关税贸易不久就成为朝日两围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1878年8月，朝鲜政府决定在釜山以北的豆毛镇设关，对进入内地的日本商品征税，并拟定定税册子。
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两度率军舰抵釜山示威，强行要求中止征锐和赔偿“损失”日本驻釜山管理官与日舰“凤翔”号舰长凶相毕露，公然持剑刺伤朝鲜东莱府使尹致和与办察官昔运。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带领军舰，继续对朝鲜海岸进行详细测量和侦察，自行选定通商口岸。朝鲜政府曾暂定咸镜道的北青和全罗道的珍岛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人选定的是，永兴湾的元山和作为首都门户的济物浦（仁川）。这两个港口不单在经济上，而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他们硬要朝鲜政府开放这两个港口。
对此，朝鲜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并进行了斗争。这—时期，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群众向日本驻朝公使和公使馆投掷石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封建政府一度也想拒绝日本的要求，但结果还是屈服了。1879年5月闵氏政府首先开放了东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开放。
这样，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逼迫下，闭关自守的朝鲜终于开放了门户，封建统治阶级想把封建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也化为泡影了。从此，朝鲜使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客观地讲，闵氏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主观上向外部寻求支持，在内部抑制政敌的需要，又是客观上屈服于日本侵略势力和宗主国清王朝外交压力的结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策略上并无不可，在历史上也多先例。
但当时的朝鲜李朝，无论在军力、经济力还是在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上，都不具备主体开放的条件。结果，闵妃一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日本获得了包括开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领事裁判、商品免税、测绘朝鲜沿海等一系列特权，并为尔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说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是消极愚昧的保守主义，那么闵氏政权的非主体性的开国政策则是屈服于侵略者压力的妥协主义。保守主义造成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强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妥协主义则拱手送出了国家主权和挫伤了民族尊严，两者都不利于朝鲜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
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朝鲜半岛日益成为西方与东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在西方列强中，美国成了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
19世纪70一80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美国当政者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
江华岛条约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对朝鲜的欲望和野心，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对江华岛条约的缔结表示祝贺，之后立刻作出反应，希望以日本为媒介，接近朝鲜。而日本则以其在朝鲜取得的特权为筹码，要求美国修改它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1878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r.w薛斐尔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同年12月，薛斐尔率舰离开美国。薛斐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美国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着成为“隐土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而被载入史册。
他认为海军实际上是商业的开拓者，美国商人需要经常得在旗舰和枪抱的保护下，对付“野蛮种族”正是由于他强烈地鼓吹，利用海军推进美国同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才被选中执行这一特殊使命。同时，因为朝鲜的战略位置，谁侵入她的领土，谁就对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开放的门户，也是对列强们巨大的诱惑。
薛斐尔抵达日本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政府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美国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
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政府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
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
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 -->>
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舰队抵达朝鲜，为迫使朝鲜政府立即开放釜山港和保证日本人在朝鲜扩大贸易，强行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条约。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执政李裕元的书信，信中说：“西洋英美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以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纵机括”
于是朝日缔结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由于朝鲜代表昧于国际法，他们所关心的仅是诸如日本公使久驻汉城、日使进京路线与开放口岸、日本侨民活动范围等政治问题，而对通商贸易问题很少注意，甚至对关税、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条款，从未认真进行过讨论。
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交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日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
这就意味着，从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地输入到朝鲜，可以用日币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另外，日本人还把低值的朝鲜货币大量带回国内，用作日本货币的原料，从而使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和破产的境地。
关税自主是近代国家独立的重要保证，在近代历史上，国家间缔结通商协定不规定关税者是朝鲜仅有的事例。无关税贸易不久就成为朝日两围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1878年8月，朝鲜政府决定在釜山以北的豆毛镇设关，对进入内地的日本商品征税，并拟定定税册子。
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两度率军舰抵釜山示威，强行要求中止征锐和赔偿“损失”日本驻釜山管理官与日舰“凤翔”号舰长凶相毕露，公然持剑刺伤朝鲜东莱府使尹致和与办察官昔运。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带领军舰，继续对朝鲜海岸进行详细测量和侦察，自行选定通商口岸。朝鲜政府曾暂定咸镜道的北青和全罗道的珍岛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人选定的是，永兴湾的元山和作为首都门户的济物浦（仁川）。这两个港口不单在经济上，而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他们硬要朝鲜政府开放这两个港口。
对此，朝鲜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并进行了斗争。这—时期，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群众向日本驻朝公使和公使馆投掷石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封建政府一度也想拒绝日本的要求，但结果还是屈服了。1879年5月闵氏政府首先开放了东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开放。
这样，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逼迫下，闭关自守的朝鲜终于开放了门户，封建统治阶级想把封建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也化为泡影了。从此，朝鲜使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客观地讲，闵氏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主观上向外部寻求支持，在内部抑制政敌的需要，又是客观上屈服于日本侵略势力和宗主国清王朝外交压力的结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策略上并无不可，在历史上也多先例。
但当时的朝鲜李朝，无论在军力、经济力还是在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上，都不具备主体开放的条件。结果，闵妃一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日本获得了包括开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领事裁判、商品免税、测绘朝鲜沿海等一系列特权，并为尔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说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是消极愚昧的保守主义，那么闵氏政权的非主体性的开国政策则是屈服于侵略者压力的妥协主义。保守主义造成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强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妥协主义则拱手送出了国家主权和挫伤了民族尊严，两者都不利于朝鲜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
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朝鲜半岛日益成为西方与东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在西方列强中，美国成了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
19世纪70一80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美国当政者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
江华岛条约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对朝鲜的欲望和野心，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对江华岛条约的缔结表示祝贺，之后立刻作出反应，希望以日本为媒介，接近朝鲜。而日本则以其在朝鲜取得的特权为筹码，要求美国修改它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1878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r.w薛斐尔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同年12月，薛斐尔率舰离开美国。薛斐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美国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着成为“隐土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而被载入史册。
他认为海军实际上是商业的开拓者，美国商人需要经常得在旗舰和枪抱的保护下，对付“野蛮种族”正是由于他强烈地鼓吹，利用海军推进美国同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才被选中执行这一特殊使命。同时，因为朝鲜的战略位置，谁侵入她的领土，谁就对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开放的门户，也是对列强们巨大的诱惑。
薛斐尔抵达日本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政府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美国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
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政府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
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
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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