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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由現在起，由情勢所迫，要一變而為農夫，由氣質和自然的愛好所促使，要變成一個隱士。社會，文化，學問，讀歷史的教訓，外在的本分責任，只能隱藏人的本來面目。若把一個人由時間和傳統所賦予他的那些虛飾剝除淨盡，此人的本相便呈現于你之前了。蘇東坡若回到民眾之間，那他就猶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陸地上拖著鰭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個海豹。蘇東坡最可愛，是在他身為獨立自由的農人自謀生活的時候。中國人由心裏就讚美頭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邊田間的農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詩，擊牛角而吟詠。他偶爾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這時他成了自然中偉大的頑童——也許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這副面貌吧。
在元豐三年（一0八0）正月初一，蘇東坡已和長子邁離開京都，啟程前往幽居之地黃州，邁當時已經二十一歲。蘇東坡是走最近的陸路趕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顧，隨后再去。貧窮的子由要帶著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兩個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屬，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數百里之遙。酒監的職位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好，只相當于官營的一個酒館經理而已。坐船走了幾個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兒等候他，自己帶著哥哥的家眷和朝雲，還有兩個孩子，順長江上行往東坡的處所去。東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黃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黃州是長江邊上一個窮苦的小鎮，在漢口下面約六十裏地。在等待家眷之時，蘇東坡暫時住在定惠院，這個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離江邊還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飯，午飯與晚飯后，總是在一棵山植樹下散步，關于這種情形，他寫了些極其可愛的詩。不久，身邊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熱誠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長江對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給他。在雨天，東坡睡到很遲才起床，快近黃昏時，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東山麓漫遊，在廟宇、私人庭園、樹陰掩蔽的溪流等處，探勝尋幽。在別的日子，有時朋友來訪，則一同到長江兩岸的山裏遊玩。那一帶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區，鄉野風光如畫。南岸有攀山，聳立于湖溪交錯的平原上。
蘇東坡幸而死裏逃生，至少是個驚心動魄的經驗，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在六月他寫的別弟詩裏，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中的磨盤上的線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轉向了宗教。在他寫的安國寺記裏他說：
"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唱然歎曰：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複作。差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像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與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內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個方向。誠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尋取到安靜，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確，而人生只是一種幻覺，人應當完全把社會棄置不顧，這樣人類就非滅絕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達到精神的空虛和無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擺脫個人的牽掛，而儒家是抱現實的思想，要對人類盡其職責義務，于是兩種思想之間便有衝突。所謂解脫一事，只不過是在獲得了精神上的和諧之后，使基層的人性附屬于高層的人性，聽其支配而已。一個人若能憑理性上的克己功夫獲得此種精神上的和諧，他就不須完全離開社會才能獲得解脫了。
比方說，在社會上有對抗邪惡一事。理學家朱熹批評蘇東坡出獄后寫的兩首詩，說其中沒有克己與自新之意。那兩首詩，如前所見，似乎還是以前老蘇東坡的本色未改。問題是，他是否有意改過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緘其口，國事有錯誤也絕不批評嗎？對不太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回答法；對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個回答法。
在蘇東坡寫給朋友的兩封信裏，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給至交李常的。因為李常曾寫詩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詩太感傷，蘇東坡不以為然，寫信回答他。信上說："何乃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吾濟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生死之際，若見僕困窮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雖懷坎憬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一切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垢病也。"
在控告蘇東坡案中，王鞏獲罪最重，現在流放在偏遠的西南，蘇東坡給他寫過幾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鞏受牽連，而受此苦難，至為難過，但接到王鞏的信，知道王鞏能于哲學中自求解脫。他回信中說："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接著說起道家長生之術，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間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復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
但是對老朋友章停，他的說法又不同。章停現今官居參政諫議執事（副宰相），曾經寫信勸東坡改過自新。對這位朋友，東坡寫了一封非常貼切的回信，悔過之意，溢于言表。寫得再得體不過，簡直可以呈給天子龍目御覽了。其文如下："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複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聖主，使稍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豈有此理哉？"隨后又敍述當時生活狀況："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凜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家眷到達之后，蘇東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來，不過等他的錢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過，他還沒想到。他的兩個小兒子適和過，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由于太守的禮遇，他們還能住在臨桌亭，此地后來因蘇東坡而得名。此處本是驛亭，官員走水路時，經此可以在此小住。蘇東坡給一個朋友寫道："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幾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夠美，但是其風景之美，主要還是來自詩人的想像。他對那棟夏天對著大太陽的簡陋小房子，情有獨鐘，別的旅客一旦真看見，就會廢然失望的。后來，又在那棟房子一邊加了一間書齋給他用，他便吹噓說：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處，窗簾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見水上風帆上下，遠望則水空相接，一片蒼茫。
臨皋亭並不見得是可誇耀，風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則在觀賞風景之人。蘇東坡是詩人，能見到感到別人即便在天堂也見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劄記裏寫道："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幾上，白雲左繞，青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一封寫給范鎮兒子的信，語調則近詼諧，他說："臨桌亭下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地，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者，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不過蘇東坡確是生活困難，他花錢有一個特別預算方法，這是他在給秦少遊的信裏說的："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輩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初到黃，凜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錢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以待賓客。此賈耘者（賈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由臨皋蘇東坡可以望長江對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時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為伍，消磨一日的時光。他往往被醉漢東推西搡或粗語相罵，"自喜漸不為人識。"有時過江去看同鄉好友王齊愈。每逢風狂雨暴，不能過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數日。有時自己獨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發現那兒的村酒並不壞。那個地區產橘子、柿子、芋頭長到尺來長。因為江上運費低廉，一斗米才賣二十文。羊肉嘗起來，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賤，魚蟹幾乎不論錢買。旗亭酒監藏書甚多，以將書借人閱讀為樂事。太守家有上好廚師，常邀東坡到家宴飲。
在元豐三年（一o八一），蘇東坡真正務農了。他開始在東坡一片田地裏工作，自稱"東坡居士"。他過去原想棄官為農，沒料到在這種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農夫。在他那東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說："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馬正卿哀餘乏食，為郡中情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釋來而歎，乃作是詩，自憨其勤。庶幾來歲之入，忽忘其勞焉。"
東坡農場實際上占地約十畝，在黃州城東約三分之一裏，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頂上，共三間，俯見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間，是到黃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牆是由詩人自己油漆的，畫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漁翁。后來他就在此地宴請賓客。宋朝大山水畫家米芾，那時才二十二歲，就是到雪堂認識得蘇東坡，並與蘇東坡論畫。宋朝詩人陸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0）十月到的東坡，是蘇東坡去世后約七十年。他曾記述雪堂正中間掛著蘇東坡一張像，像上所畫東坡身著紫袍，頭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臺階下，有一小橋，橫跨一小溝而過，若非下雨，溝內常乾涸。雪堂之東，有高柳樹一株，為當年所手植，再往東，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頗清冽，並無其他可取之處，只是詩人當年取水處而已。往東的低處，有稻田、麥田、一帶桑林菜圃，為一片長地，另有一片大果園。他在他處種有茶樹，是在鄰近友人處移來的。
在農舍后面是遠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鄉野景色，一覽無遺。他的西鄰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園，竹莖周長約六寸，枝葉茂密，人行其中，不見天日。蘇東坡就在此濃陰之中，消磨長夏，並尋找幹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襯裏之用。
蘇東坡如今是真正耕做的農夫，並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詩裏，他說：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來下了雨，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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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由現在起，由情勢所迫，要一變而為農夫，由氣質和自然的愛好所促使，要變成一個隱士。社會，文化，學問，讀歷史的教訓，外在的本分責任，只能隱藏人的本來面目。若把一個人由時間和傳統所賦予他的那些虛飾剝除淨盡，此人的本相便呈現于你之前了。蘇東坡若回到民眾之間，那他就猶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陸地上拖著鰭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個海豹。蘇東坡最可愛，是在他身為獨立自由的農人自謀生活的時候。中國人由心裏就讚美頭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邊田間的農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詩，擊牛角而吟詠。他偶爾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這時他成了自然中偉大的頑童——也許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這副面貌吧。
在元豐三年（一0八0）正月初一，蘇東坡已和長子邁離開京都，啟程前往幽居之地黃州，邁當時已經二十一歲。蘇東坡是走最近的陸路趕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顧，隨后再去。貧窮的子由要帶著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兩個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屬，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數百里之遙。酒監的職位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好，只相當于官營的一個酒館經理而已。坐船走了幾個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兒等候他，自己帶著哥哥的家眷和朝雲，還有兩個孩子，順長江上行往東坡的處所去。東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黃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黃州是長江邊上一個窮苦的小鎮，在漢口下面約六十裏地。在等待家眷之時，蘇東坡暫時住在定惠院，這個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離江邊還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飯，午飯與晚飯后，總是在一棵山植樹下散步，關于這種情形，他寫了些極其可愛的詩。不久，身邊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熱誠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長江對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給他。在雨天，東坡睡到很遲才起床，快近黃昏時，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東山麓漫遊，在廟宇、私人庭園、樹陰掩蔽的溪流等處，探勝尋幽。在別的日子，有時朋友來訪，則一同到長江兩岸的山裏遊玩。那一帶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區，鄉野風光如畫。南岸有攀山，聳立于湖溪交錯的平原上。
蘇東坡幸而死裏逃生，至少是個驚心動魄的經驗，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在六月他寫的別弟詩裏，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中的磨盤上的線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轉向了宗教。在他寫的安國寺記裏他說：
"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于是唱然歎曰：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複作。差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像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與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內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個方向。誠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尋取到安靜，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確，而人生只是一種幻覺，人應當完全把社會棄置不顧，這樣人類就非滅絕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達到精神的空虛和無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擺脫個人的牽掛，而儒家是抱現實的思想，要對人類盡其職責義務，于是兩種思想之間便有衝突。所謂解脫一事，只不過是在獲得了精神上的和諧之后，使基層的人性附屬于高層的人性，聽其支配而已。一個人若能憑理性上的克己功夫獲得此種精神上的和諧，他就不須完全離開社會才能獲得解脫了。
比方說，在社會上有對抗邪惡一事。理學家朱熹批評蘇東坡出獄后寫的兩首詩，說其中沒有克己與自新之意。那兩首詩，如前所見，似乎還是以前老蘇東坡的本色未改。問題是，他是否有意改過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緘其口，國事有錯誤也絕不批評嗎？對不太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回答法；對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個回答法。
在蘇東坡寫給朋友的兩封信裏，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給至交李常的。因為李常曾寫詩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詩太感傷，蘇東坡不以為然，寫信回答他。信上說："何乃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吾濟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生死之際，若見僕困窮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雖懷坎憬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一切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垢病也。"
在控告蘇東坡案中，王鞏獲罪最重，現在流放在偏遠的西南，蘇東坡給他寫過幾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鞏受牽連，而受此苦難，至為難過，但接到王鞏的信，知道王鞏能于哲學中自求解脫。他回信中說："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接著說起道家長生之術，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間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復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
但是對老朋友章停，他的說法又不同。章停現今官居參政諫議執事（副宰相），曾經寫信勸東坡改過自新。對這位朋友，東坡寫了一封非常貼切的回信，悔過之意，溢于言表。寫得再得體不過，簡直可以呈給天子龍目御覽了。其文如下："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複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聖主，使稍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豈有此理哉？"隨后又敍述當時生活狀況："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凜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家眷到達之后，蘇東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來，不過等他的錢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過，他還沒想到。他的兩個小兒子適和過，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由于太守的禮遇，他們還能住在臨桌亭，此地后來因蘇東坡而得名。此處本是驛亭，官員走水路時，經此可以在此小住。蘇東坡給一個朋友寫道："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幾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夠美，但是其風景之美，主要還是來自詩人的想像。他對那棟夏天對著大太陽的簡陋小房子，情有獨鐘，別的旅客一旦真看見，就會廢然失望的。后來，又在那棟房子一邊加了一間書齋給他用，他便吹噓說：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處，窗簾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見水上風帆上下，遠望則水空相接，一片蒼茫。
臨皋亭並不見得是可誇耀，風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則在觀賞風景之人。蘇東坡是詩人，能見到感到別人即便在天堂也見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劄記裏寫道："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幾上，白雲左繞，青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一封寫給范鎮兒子的信，語調則近詼諧，他說："臨桌亭下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地，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者，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不過蘇東坡確是生活困難，他花錢有一個特別預算方法，這是他在給秦少遊的信裏說的："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輩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初到黃，凜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錢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以待賓客。此賈耘者（賈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由臨皋蘇東坡可以望長江對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時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為伍，消磨一日的時光。他往往被醉漢東推西搡或粗語相罵，"自喜漸不為人識。"有時過江去看同鄉好友王齊愈。每逢風狂雨暴，不能過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數日。有時自己獨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發現那兒的村酒並不壞。那個地區產橘子、柿子、芋頭長到尺來長。因為江上運費低廉，一斗米才賣二十文。羊肉嘗起來，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賤，魚蟹幾乎不論錢買。旗亭酒監藏書甚多，以將書借人閱讀為樂事。太守家有上好廚師，常邀東坡到家宴飲。
在元豐三年（一o八一），蘇東坡真正務農了。他開始在東坡一片田地裏工作，自稱"東坡居士"。他過去原想棄官為農，沒料到在這種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農夫。在他那東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說："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馬正卿哀餘乏食，為郡中情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釋來而歎，乃作是詩，自憨其勤。庶幾來歲之入，忽忘其勞焉。"
東坡農場實際上占地約十畝，在黃州城東約三分之一裏，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頂上，共三間，俯見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間，是到黃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牆是由詩人自己油漆的，畫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漁翁。后來他就在此地宴請賓客。宋朝大山水畫家米芾，那時才二十二歲，就是到雪堂認識得蘇東坡，並與蘇東坡論畫。宋朝詩人陸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七0）十月到的東坡，是蘇東坡去世后約七十年。他曾記述雪堂正中間掛著蘇東坡一張像，像上所畫東坡身著紫袍，頭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臺階下，有一小橋，橫跨一小溝而過，若非下雨，溝內常乾涸。雪堂之東，有高柳樹一株，為當年所手植，再往東，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頗清冽，並無其他可取之處，只是詩人當年取水處而已。往東的低處，有稻田、麥田、一帶桑林菜圃，為一片長地，另有一片大果園。他在他處種有茶樹，是在鄰近友人處移來的。
在農舍后面是遠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鄉野景色，一覽無遺。他的西鄰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園，竹莖周長約六寸，枝葉茂密，人行其中，不見天日。蘇東坡就在此濃陰之中，消磨長夏，並尋找幹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襯裏之用。
蘇東坡如今是真正耕做的農夫，並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詩裏，他說：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來下了雨，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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