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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我觉得那个挨撞的小伙子也许就叫雷奥登，或者是那个开车的兔崽子。”
听筒里传来哈欠声。“把它查清楚。彼得。要查清楚。”说完就挂断了。
帕金斯坐在椅子上时，本可像常人一样俯仰自如，可他从小继承了父母端庄的举止，对坐姿也特别讲究：上身挺得笔直，与地面保持90度。他刚刚在那个苏格兰人那儿碰了个钉子，想松弛一下，便站起身在堆满电子仪器和工具的两张桌间来回踱步。
他得打好几个电话，得给值勤警官打电话查清雷奥登的名字，国籍，也许这纯属巧合。也许他既不是托尼也不是美国人。可能会叫比尔登或德尔登，帕金斯提醒自己。因为昨天他是通过电话了解情况的，没有看到书面材料。
不过，如果他的确是托尼-雷奥登，而且是美国人，那么诡计多端的弗兰契上校又会耍什么花招呢？
这个年轻人一身宽松的学生装束，两腿岔开，双时弯曲，以步兵潜伏的姿势匍匐在地上。他昂着头，眼睛贴近一只特大倍数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由于放大借数远远超出一般常量，需要用三脚架支撑以使图像平稳清晰。
他趴在三楼一间久遭遗弃的小屋里。这幢楼掩映在摄政王公园夏季的一片青葱苍翠之中，以前可能是学生宿舍，这个年轻人也许是里面的合法居住者。
但是，他全副身心投入的这项工作的诡秘性质——他在床边放了一只贮满热咖啡的保温瓶和几块巧克力——却暗示他在这里的出现是完全非法的。
处在这个高度，他的视线刚好能够越过街对面那些枝叶繁茂的灌木和树木。它们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挡外人偷窥大使及其夫人下榻的温菲尔德官邸。将监视者和被监视者隔开的这条街叫外环街。现在时近中午，打这里往南驶去的车辆寥寥无几。
耐德-弗兰契昨天正是沿着外环街慢跑健身，看到飘扬的美国国旗，稍后又看到时隐时现的伦敦大清真寺。这座伊斯兰教的圣殿位于这个年轻人藏身的学生宿舍楼的南边。年轻人一刻不停地监视温菲尔德官邸的许多窗口和外环街通向此处的两个入口。
其中的一个入口在宿舍楼的正对面，从那里可以看清温思罗普楼的西面和南面，只是大门紧闭，拴上铁链，并且用胶合板挡得严严实实，完全遮住过往行人往里窥探的视线。由此往北几十码是另一个入口。门一直敞开，但有门房把守。进去的车辆必须在此停下接受检查，然后沿一条砾石路往左驶到楼后，或者驶到暖房和网球场后的停车场。
年轻人看看表上时间是11点，伸手拿起一只笨重的步话机。
“探戈二号呼叫守夜人一号。”
对方的无线电接收机传出急促而沙哑的声音。“我是守夜人一号，请讲。”
“还是那些车，园艺师的工具车，还有霍金斯和杜特酒宴承办公司的运货车。”
“你今天让我好开心，全因安拉赐予你明亮的眼睛。”
“10——4。”
年轻人拿过一个写字板，在上面11这个数字旁划了一道线，又继续观察对面的动静。蓦地，步话机中又传出急促而沙哑的声音。“探戈二号，探戈二号，有客来访。”
“请重复，守夜人一号。”
“你比我们都幸运。”对方拖长了嗓音。“兄弟，你的皮鞋擦亮了吗？”
年轻人怔怔地瞅着步话机，渐渐悟出此话的真实含义：你处将有上司亲临视察。唔，那又怎么啦？他坚守岗位，服从命令，有什么好怕的？
“别起来。”身后有人厉声下令。
年轻人身子一偏，伸手去抓步话机旁的轻型自动手枪，却突然呆住了。“你好。”他跟来人勉强打了个招呼。“你好。”
一个矮小壮实如消防栓的男子站在房间门口。此人乍看上去，多少有点像个不怀好意的汉子，不过却是个每天做50下俯卧撑的汉子。“快忙你的事，”矮个男人急促地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舒尔西斯。”
“是，兰德先生。”
“有什么新情况吗？”
“还是老样子，兰德先生。几辆卡车。”
“货车。舒尔西斯，货车。要照当地人的说法。你老是记不住。”
“是，兰德先生。”
“那个招灾惹祸的星期日花园酒会的计划你听说了吧？”
“克罗夫特先生已经向我作了简要介绍。各界名流出席的盛大酒会？”
“这个计划不会实施。”
“怎么了？”
“不会成功。不会举行什么酒会，因为这个方案正遭到我们的抵制。”
“可我听说这是福尔默夫人亲自拟定的方案？”
“这个，你不懂。”
“是，兰德先生。”
两人操着美国腔进行沉闷乏味的交谈，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响起一片嗡嗡营营的细弱回音，仿佛这场谈话是从遥远的天外传来的。年轻人唯唯诺诺口口声声说出的“是，兰德先生。”具有使人心神安宁的作用，好像他们本来也可以在一座大教堂的圣坛和最后一排长椅间相互交谈。
“收拾一下跟我走。”兰德对年轻人说。“我们要增加两人操纵电子监控系统，你和迪尔特里奇里里外外一切情况都要录下来并加以整理。”
“包括福尔默夫人的电话？”
“要特别留心她的电话。”
“是，兰德先生。”
矮个男人向年轻人射出挑战的目光。“准备动身，小伙子。”他看着舒尔西斯将自己的工具放进一只普通的帆布行李袋，起身锁上拉链。
“都妥了，兰德先生。”
这两人看上去毫无共同之处。舒尔西斯仍然像个稚气未脱的学生，背上行囊回家度暑假。拉里-兰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的负责人，神情举止丝毫不带书生气。他像什么人呢？退休的职业赛马骑师？体育教练？或是从事某项体育活动的运动员？他那身体前倾的姿势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意味，一种“比赛一定得赢”的斗牛犬般执拗的神态，与他下命令时简洁干脆而又充满自信的急促语气十分协调。
兰德转过身，领先出屋来到一张摆满窃听设备的长桌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戴着耳机，似乎在听音乐排行榜上前40个流行曲目。不过他们不时匆匆地记着什么。
一旦投入工作，拉里-兰德那斗牛犬般不容违拗的神情便荡然无存。他脚步轻快，时而转身，时而后退，时而偏转脑袋，像是一只技术熟练的牧羊犬。他深谙治人之道。也许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只消轻挥鞭儿，或是哇啦哇啦地下一通命令，手下这一大拨人就会乖乖听他调遣。
他让舒尔西斯在长桌的另一端落座。“这个机子会自动下达侦听指令。”他解释说。“看见控制板上的信号灯亮，你赶紧报一下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否则的话，将来要核对那盘磁带是什么时候录的可就麻烦了。明白吗？”
“是，兰德先生。”
“动手干吧。”
兰德的身子转向窗口。他发现对面温菲尔德官邸顶层房间有一个女佣正站在窗边，往玻璃上喷了一点点清洗液，漫不经心地擦着。在他看来，这样搪塞应付比索性啥也不干更糟糕。你出钱雇女佣干活，干不好，就把她辞退。可是对面那个出工不出力的女佣，猴年马月才会受到惩处，而且在此之前，她还会不断偷主人的钱。
他收回目光，打量身边的这群小伙子。他们仿佛正围坐在一张长桌边温课迎考。的确，这是一场考试。敌人每天都会玩弄骗人的把戏，你应该有能力戳穿。这场考试永远没有穷期，你必须解答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抓起搁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的一部电话的话筒，拨了一个号码。“亨林，快说说情况。”
电话另一端的人喉咙口里憋出一句“我说不准”之类的话，接着又说：“现在说为时过早，兰德先生。”
“是吗？”兰德不依不饶地问。“你在找借口吧？”
“我们一小时前才开始和他们联系。我们打的电话有一半没人接。”
“你这是借口，亨林。你和谁联系上了？”
“只有两人：罗伯特-曼恩和吉莲-兰姆。”
“他们是谁？”
“一个是格林纳达电视台的头儿，另一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好像专门谈妇女问题。”
“别扯远了，亨林。结果怎样？”
“曼恩很快就屈服了。他不打算来，也不许手下人来。可是这个叫兰姆的狗女人却想知道我是谁，代表哪个组织说话，等等，等等。”
“别扯远了，结果怎样？”
“兰德先生，我们百分之一百地肯定她会出席星期天的花园酒会。她说她的绰号叫挑起争论的女人。”
兰德站在原处，久不吭声，凝神谛听六个助手监听温菲尔德官邸戴着的耳机里隐约传出的电流声。“那就这样吧，亨林。”他说。“其他人怎样？”
“和我们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我命令你们，再碰到像兰姆那样软硬不吃的角色，你们完全有权以恐怖组织的名义给她发几封恐吓信。明白吗？像她那样的怪人，得给她点颜色瞧瞧。我们倒要看看她到底喜欢多少争论。”
像一些在战时的战略情报局解体、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建立以后被招募的人员一样，劳伦斯-兰德也曾在布朗大学读书。他的学业成绩一直是c+，不过他当过击剑队队长。1960年毕业以后，他在情报局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始步步高升。
他的官运亨通主要由两个因素所致，一是纯粹偶然的因素。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是亨利-兰德，和他其实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不过他对亨利-兰德其人总是避而不提。和权势人物同姓，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充其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护身符。不过在地处偏僻、远离情报局总部的弗吉尼亚州朗里市，尤其是在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亨利-兰德死后，它对拉里的升迁便起到一种奇迹般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因素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与工作性质有关。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临近退休年龄的职业特工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肥缺。站长一职往往都是分配给那种准备激流勇退、在自家花园侍弄晨昏的人，但是近些年来，这里的工作渐趋紧张激烈，常常会出现许多出人意料的险情凶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坐镇指挥，一个可以玩弄各种手段而丝毫不感到愧疚的人。
拉里-兰德的思绪逐渐转回现实。
他正在全力以赴“取消”潘多娜-福尔精心策划的花园酒会——她比自己的一个孩子还要看重，并引以为豪的事情。一旦得知是他从中作梗、威胁恫吓客人，潘多娜准会与他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同时此举也势必会得罪罗伊斯-科耐尔，更不用说他那条看家狗耐德-弗兰契了。
不过，拉里-兰德这样的人一刻也不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是的，他的干预也许会对吉莲-兰姆那样满脑袋馊主意的记者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也许会使一帮蠢笨如驴、专认死理的自由派人物聚集在一起，成为爱尔兰和穆斯林杀手伺隙进攻的目标，从而使耐德-弗兰契的日子更不好过。
不必多虑。你知道什么事情正确时，尽管一遍遍地重复去做，直到升上和拉里-兰德一样高的地位，那时你不管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在大批客人应到而未到的最后一刻，他手下临时抽调协助耐德-弗兰契的人会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大使及其夫人的生命安全，其余人是死是活与他们无关。
尤其是耐德-弗兰契。
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一旦因身居要职而偌受尊敬，他往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自己敏锐的直觉往往得不到别人赏识。虽说兰德平素妄自尊大，动辄训人，但却有一种几近病态多疑的特殊本领，能看出别人的性格缺陷。
拉里-兰德所推崇的情报机构的工作艺术是，尽量提供内容翔实的各种资料，以对付官僚机构的无理指责。作为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负责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不使这个工作部门成为官僚机构任意攻击的目标。
像科耐尔那样轻率浮躁的人，会不会绕过情报局，另外安插一人从事理应属于情报局职责范围的工作？如果这样，就得让此人在科耐尔眼前遭到沉重的、致命的打击。这是让科耐尔吸取重要教训的唯一途径——
知道。”
“我觉得那个挨撞的小伙子也许就叫雷奥登，或者是那个开车的兔崽子。”
听筒里传来哈欠声。“把它查清楚。彼得。要查清楚。”说完就挂断了。
帕金斯坐在椅子上时，本可像常人一样俯仰自如，可他从小继承了父母端庄的举止，对坐姿也特别讲究：上身挺得笔直，与地面保持90度。他刚刚在那个苏格兰人那儿碰了个钉子，想松弛一下，便站起身在堆满电子仪器和工具的两张桌间来回踱步。
他得打好几个电话，得给值勤警官打电话查清雷奥登的名字，国籍，也许这纯属巧合。也许他既不是托尼也不是美国人。可能会叫比尔登或德尔登，帕金斯提醒自己。因为昨天他是通过电话了解情况的，没有看到书面材料。
不过，如果他的确是托尼-雷奥登，而且是美国人，那么诡计多端的弗兰契上校又会耍什么花招呢？
这个年轻人一身宽松的学生装束，两腿岔开，双时弯曲，以步兵潜伏的姿势匍匐在地上。他昂着头，眼睛贴近一只特大倍数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由于放大借数远远超出一般常量，需要用三脚架支撑以使图像平稳清晰。
他趴在三楼一间久遭遗弃的小屋里。这幢楼掩映在摄政王公园夏季的一片青葱苍翠之中，以前可能是学生宿舍，这个年轻人也许是里面的合法居住者。
但是，他全副身心投入的这项工作的诡秘性质——他在床边放了一只贮满热咖啡的保温瓶和几块巧克力——却暗示他在这里的出现是完全非法的。
处在这个高度，他的视线刚好能够越过街对面那些枝叶繁茂的灌木和树木。它们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挡外人偷窥大使及其夫人下榻的温菲尔德官邸。将监视者和被监视者隔开的这条街叫外环街。现在时近中午，打这里往南驶去的车辆寥寥无几。
耐德-弗兰契昨天正是沿着外环街慢跑健身，看到飘扬的美国国旗，稍后又看到时隐时现的伦敦大清真寺。这座伊斯兰教的圣殿位于这个年轻人藏身的学生宿舍楼的南边。年轻人一刻不停地监视温菲尔德官邸的许多窗口和外环街通向此处的两个入口。
其中的一个入口在宿舍楼的正对面，从那里可以看清温思罗普楼的西面和南面，只是大门紧闭，拴上铁链，并且用胶合板挡得严严实实，完全遮住过往行人往里窥探的视线。由此往北几十码是另一个入口。门一直敞开，但有门房把守。进去的车辆必须在此停下接受检查，然后沿一条砾石路往左驶到楼后，或者驶到暖房和网球场后的停车场。
年轻人看看表上时间是11点，伸手拿起一只笨重的步话机。
“探戈二号呼叫守夜人一号。”
对方的无线电接收机传出急促而沙哑的声音。“我是守夜人一号，请讲。”
“还是那些车，园艺师的工具车，还有霍金斯和杜特酒宴承办公司的运货车。”
“你今天让我好开心，全因安拉赐予你明亮的眼睛。”
“10——4。”
年轻人拿过一个写字板，在上面11这个数字旁划了一道线，又继续观察对面的动静。蓦地，步话机中又传出急促而沙哑的声音。“探戈二号，探戈二号，有客来访。”
“请重复，守夜人一号。”
“你比我们都幸运。”对方拖长了嗓音。“兄弟，你的皮鞋擦亮了吗？”
年轻人怔怔地瞅着步话机，渐渐悟出此话的真实含义：你处将有上司亲临视察。唔，那又怎么啦？他坚守岗位，服从命令，有什么好怕的？
“别起来。”身后有人厉声下令。
年轻人身子一偏，伸手去抓步话机旁的轻型自动手枪，却突然呆住了。“你好。”他跟来人勉强打了个招呼。“你好。”
一个矮小壮实如消防栓的男子站在房间门口。此人乍看上去，多少有点像个不怀好意的汉子，不过却是个每天做50下俯卧撑的汉子。“快忙你的事，”矮个男人急促地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舒尔西斯。”
“是，兰德先生。”
“有什么新情况吗？”
“还是老样子，兰德先生。几辆卡车。”
“货车。舒尔西斯，货车。要照当地人的说法。你老是记不住。”
“是，兰德先生。”
“那个招灾惹祸的星期日花园酒会的计划你听说了吧？”
“克罗夫特先生已经向我作了简要介绍。各界名流出席的盛大酒会？”
“这个计划不会实施。”
“怎么了？”
“不会成功。不会举行什么酒会，因为这个方案正遭到我们的抵制。”
“可我听说这是福尔默夫人亲自拟定的方案？”
“这个，你不懂。”
“是，兰德先生。”
两人操着美国腔进行沉闷乏味的交谈，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响起一片嗡嗡营营的细弱回音，仿佛这场谈话是从遥远的天外传来的。年轻人唯唯诺诺口口声声说出的“是，兰德先生。”具有使人心神安宁的作用，好像他们本来也可以在一座大教堂的圣坛和最后一排长椅间相互交谈。
“收拾一下跟我走。”兰德对年轻人说。“我们要增加两人操纵电子监控系统，你和迪尔特里奇里里外外一切情况都要录下来并加以整理。”
“包括福尔默夫人的电话？”
“要特别留心她的电话。”
“是，兰德先生。”
矮个男人向年轻人射出挑战的目光。“准备动身，小伙子。”他看着舒尔西斯将自己的工具放进一只普通的帆布行李袋，起身锁上拉链。
“都妥了，兰德先生。”
这两人看上去毫无共同之处。舒尔西斯仍然像个稚气未脱的学生，背上行囊回家度暑假。拉里-兰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的负责人，神情举止丝毫不带书生气。他像什么人呢？退休的职业赛马骑师？体育教练？或是从事某项体育活动的运动员？他那身体前倾的姿势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意味，一种“比赛一定得赢”的斗牛犬般执拗的神态，与他下命令时简洁干脆而又充满自信的急促语气十分协调。
兰德转过身，领先出屋来到一张摆满窃听设备的长桌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戴着耳机，似乎在听音乐排行榜上前40个流行曲目。不过他们不时匆匆地记着什么。
一旦投入工作，拉里-兰德那斗牛犬般不容违拗的神情便荡然无存。他脚步轻快，时而转身，时而后退，时而偏转脑袋，像是一只技术熟练的牧羊犬。他深谙治人之道。也许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只消轻挥鞭儿，或是哇啦哇啦地下一通命令，手下这一大拨人就会乖乖听他调遣。
他让舒尔西斯在长桌的另一端落座。“这个机子会自动下达侦听指令。”他解释说。“看见控制板上的信号灯亮，你赶紧报一下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否则的话，将来要核对那盘磁带是什么时候录的可就麻烦了。明白吗？”
“是，兰德先生。”
“动手干吧。”
兰德的身子转向窗口。他发现对面温菲尔德官邸顶层房间有一个女佣正站在窗边，往玻璃上喷了一点点清洗液，漫不经心地擦着。在他看来，这样搪塞应付比索性啥也不干更糟糕。你出钱雇女佣干活，干不好，就把她辞退。可是对面那个出工不出力的女佣，猴年马月才会受到惩处，而且在此之前，她还会不断偷主人的钱。
他收回目光，打量身边的这群小伙子。他们仿佛正围坐在一张长桌边温课迎考。的确，这是一场考试。敌人每天都会玩弄骗人的把戏，你应该有能力戳穿。这场考试永远没有穷期，你必须解答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抓起搁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的一部电话的话筒，拨了一个号码。“亨林，快说说情况。”
电话另一端的人喉咙口里憋出一句“我说不准”之类的话，接着又说：“现在说为时过早，兰德先生。”
“是吗？”兰德不依不饶地问。“你在找借口吧？”
“我们一小时前才开始和他们联系。我们打的电话有一半没人接。”
“你这是借口，亨林。你和谁联系上了？”
“只有两人：罗伯特-曼恩和吉莲-兰姆。”
“他们是谁？”
“一个是格林纳达电视台的头儿，另一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好像专门谈妇女问题。”
“别扯远了，亨林。结果怎样？”
“曼恩很快就屈服了。他不打算来，也不许手下人来。可是这个叫兰姆的狗女人却想知道我是谁，代表哪个组织说话，等等，等等。”
“别扯远了，结果怎样？”
“兰德先生，我们百分之一百地肯定她会出席星期天的花园酒会。她说她的绰号叫挑起争论的女人。”
兰德站在原处，久不吭声，凝神谛听六个助手监听温菲尔德官邸戴着的耳机里隐约传出的电流声。“那就这样吧，亨林。”他说。“其他人怎样？”
“和我们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我命令你们，再碰到像兰姆那样软硬不吃的角色，你们完全有权以恐怖组织的名义给她发几封恐吓信。明白吗？像她那样的怪人，得给她点颜色瞧瞧。我们倒要看看她到底喜欢多少争论。”
像一些在战时的战略情报局解体、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建立以后被招募的人员一样，劳伦斯-兰德也曾在布朗大学读书。他的学业成绩一直是c+，不过他当过击剑队队长。1960年毕业以后，他在情报局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始步步高升。
他的官运亨通主要由两个因素所致，一是纯粹偶然的因素。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是亨利-兰德，和他其实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不过他对亨利-兰德其人总是避而不提。和权势人物同姓，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充其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护身符。不过在地处偏僻、远离情报局总部的弗吉尼亚州朗里市，尤其是在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亨利-兰德死后，它对拉里的升迁便起到一种奇迹般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因素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与工作性质有关。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临近退休年龄的职业特工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肥缺。站长一职往往都是分配给那种准备激流勇退、在自家花园侍弄晨昏的人，但是近些年来，这里的工作渐趋紧张激烈，常常会出现许多出人意料的险情凶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坐镇指挥，一个可以玩弄各种手段而丝毫不感到愧疚的人。
拉里-兰德的思绪逐渐转回现实。
他正在全力以赴“取消”潘多娜-福尔精心策划的花园酒会——她比自己的一个孩子还要看重，并引以为豪的事情。一旦得知是他从中作梗、威胁恫吓客人，潘多娜准会与他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同时此举也势必会得罪罗伊斯-科耐尔，更不用说他那条看家狗耐德-弗兰契了。
不过，拉里-兰德这样的人一刻也不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是的，他的干预也许会对吉莲-兰姆那样满脑袋馊主意的记者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也许会使一帮蠢笨如驴、专认死理的自由派人物聚集在一起，成为爱尔兰和穆斯林杀手伺隙进攻的目标，从而使耐德-弗兰契的日子更不好过。
不必多虑。你知道什么事情正确时，尽管一遍遍地重复去做，直到升上和拉里-兰德一样高的地位，那时你不管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在大批客人应到而未到的最后一刻，他手下临时抽调协助耐德-弗兰契的人会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大使及其夫人的生命安全，其余人是死是活与他们无关。
尤其是耐德-弗兰契。
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一旦因身居要职而偌受尊敬，他往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自己敏锐的直觉往往得不到别人赏识。虽说兰德平素妄自尊大，动辄训人，但却有一种几近病态多疑的特殊本领，能看出别人的性格缺陷。
拉里-兰德所推崇的情报机构的工作艺术是，尽量提供内容翔实的各种资料，以对付官僚机构的无理指责。作为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负责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不使这个工作部门成为官僚机构任意攻击的目标。
像科耐尔那样轻率浮躁的人，会不会绕过情报局，另外安插一人从事理应属于情报局职责范围的工作？如果这样，就得让此人在科耐尔眼前遭到沉重的、致命的打击。这是让科耐尔吸取重要教训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