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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