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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