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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肉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肉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肉。”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虐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吹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两人若有幸活下来,便让下一代联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儿子的那位同志声名远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儿,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妈的家族。贫穷的同志带着女儿去找大富大贵的同志,小心地提起当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门当户对。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仆人们都说我祖父真是一条讲义气的好汉子,硬是逼着长子与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扬的姑娘成亲。难怪这个儿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当然,甜妈有另一番说辞:“你的母亲,是一个勉强算是中等家庭里的小妾生的。那个小妾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到了十六岁仍矮胖不堪,但据说可以像她妈妈那样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荐给了你父亲,你父亲说我真是贤惠的妻子。我坚持公马一定要有母马配,母马生小马,那么他就不是骡子了。”
根据甜妈的说法,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礼貌,像陌生人似的”实际上,父亲是体贴过头了,母亲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甜妈说:“她是个阴谋家,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戴着花形发夹,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后抬起脸痴痴地对你父亲笑。噢,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总是向你父亲要钱,替她的九个哥哥还赌债。得知她家里简直是蛇窝真是太晚了。你长大可别像他们那样,否则我就让老鼠半夜跑进来咬你。”
我母亲确实能生小孩,每年都怀孕,这一点倒是让甜妈说对了。
“她生了你的大哥,”甜妈掰着手指头说“然后是你二哥。那以后有三个胎儿流产,真是遗憾,可也不算悲剧,因为都是女孩。”
我出生于1937年,那一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与中国军队爆发了异常惨烈的战斗。
还好,当时法租界比较太平,甜妈目睹了我的降生。
“你该看看你妈怀了你九个月的时候。她就像个插在筷子上的大甜瓜,走路摇摇摆摆一大早上,她就说要生了,结果害我们足足等了一天一夜。天空灰蒙蒙的,你妈的脸也是你出生时太大了,难产,接生婆好不容易把你抱出来,满身是血。”
我听了直发抖,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个阿鼻地狱吗?
“你妈给你起名叫璧芳,老天作证,我劝她改个别的名字。她说,‘璧芳——白玉如此美丽’听起来像广告海报,人们都喜欢听。‘璧芳,璧芳,来买璧芳喽!’哈,‘放屁’倒是个适合你的名字。就像你妈放出的一个屁。”
甜妈拿出一个发夹给我看,但死活不让我摸。
“因为你爸给了你妈这个难看的东西纪念你的出生,所以她才给你起名叫璧芳。”
这是一只用绿色翡翠雕成的精致发夹,上边用小钻石镶成牡丹花的形状。女人的头上戴了这只发夹,立即春意盎然起来。
我看到发夹第一眼,就知道我为何取名璧芳了:我是母亲珍爱的玉,母亲的宝藏、母亲辉煌的春天——璧芳。
而可恶的甜妈居然还想给我改名。
但我自己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我喜欢璧璧这个名字,爸爸就这么叫我。”
“好吧,这名字也没啥好的,太普遍了。你爸爸一个德国客户的妻子就叫璧璧。你爸问她:在德国,璧璧是不是不一般的名字。她说:绝对不是,‘璧璧’可以作法国名字,可以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到处都有。你爸拍手称快,说有个词很恰当:比比皆是——意思是到处都有。你爸出于礼貌,就说既然到处都有,那么一定很流行,深受喜爱。我想呢,如果到处都有,一定很差劲,就像苍蝇和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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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肉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肉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肉。”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虐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吹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两人若有幸活下来,便让下一代联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儿子的那位同志声名远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儿,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妈的家族。贫穷的同志带着女儿去找大富大贵的同志,小心地提起当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门当户对。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仆人们都说我祖父真是一条讲义气的好汉子,硬是逼着长子与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扬的姑娘成亲。难怪这个儿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当然,甜妈有另一番说辞:“你的母亲,是一个勉强算是中等家庭里的小妾生的。那个小妾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到了十六岁仍矮胖不堪,但据说可以像她妈妈那样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荐给了你父亲,你父亲说我真是贤惠的妻子。我坚持公马一定要有母马配,母马生小马,那么他就不是骡子了。”
根据甜妈的说法,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礼貌,像陌生人似的”实际上,父亲是体贴过头了,母亲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甜妈说:“她是个阴谋家,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戴着花形发夹,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后抬起脸痴痴地对你父亲笑。噢,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总是向你父亲要钱,替她的九个哥哥还赌债。得知她家里简直是蛇窝真是太晚了。你长大可别像他们那样,否则我就让老鼠半夜跑进来咬你。”
我母亲确实能生小孩,每年都怀孕,这一点倒是让甜妈说对了。
“她生了你的大哥,”甜妈掰着手指头说“然后是你二哥。那以后有三个胎儿流产,真是遗憾,可也不算悲剧,因为都是女孩。”
我出生于1937年,那一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与中国军队爆发了异常惨烈的战斗。
还好,当时法租界比较太平,甜妈目睹了我的降生。
“你该看看你妈怀了你九个月的时候。她就像个插在筷子上的大甜瓜,走路摇摇摆摆一大早上,她就说要生了,结果害我们足足等了一天一夜。天空灰蒙蒙的,你妈的脸也是你出生时太大了,难产,接生婆好不容易把你抱出来,满身是血。”
我听了直发抖,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个阿鼻地狱吗?
“你妈给你起名叫璧芳,老天作证,我劝她改个别的名字。她说,‘璧芳——白玉如此美丽’听起来像广告海报,人们都喜欢听。‘璧芳,璧芳,来买璧芳喽!’哈,‘放屁’倒是个适合你的名字。就像你妈放出的一个屁。”
甜妈拿出一个发夹给我看,但死活不让我摸。
“因为你爸给了你妈这个难看的东西纪念你的出生,所以她才给你起名叫璧芳。”
这是一只用绿色翡翠雕成的精致发夹,上边用小钻石镶成牡丹花的形状。女人的头上戴了这只发夹,立即春意盎然起来。
我看到发夹第一眼,就知道我为何取名璧芳了:我是母亲珍爱的玉,母亲的宝藏、母亲辉煌的春天——璧芳。
而可恶的甜妈居然还想给我改名。
但我自己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我喜欢璧璧这个名字,爸爸就这么叫我。”
“好吧,这名字也没啥好的,太普遍了。你爸爸一个德国客户的妻子就叫璧璧。你爸问她:在德国,璧璧是不是不一般的名字。她说:绝对不是,‘璧璧’可以作法国名字,可以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到处都有。你爸拍手称快,说有个词很恰当:比比皆是——意思是到处都有。你爸出于礼貌,就说既然到处都有,那么一定很流行,深受喜爱。我想呢,如果到处都有,一定很差劲,就像苍蝇和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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