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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着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
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着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