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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陈珺吕少刚
谁是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
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也许答案各异；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许多人会把票投给通俗小说，投给金庸。
三十一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三十五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数千年的梦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实现，而这样的金庸，也显得更加神秘而让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大侠宗师，有人却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的海宁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潮，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略窥端倪。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潮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现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mi），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书剑恩仇录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书剑恩仇录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书剑恩仇录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书剑恩仇录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书剑恩仇录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书剑恩仇录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射雕英雄传，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的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定，报道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明报诞生了，然而创业起步，困难重重，刚起步时，编辑部不过四人而已。沈宝新管经理发行业务，金庸负责主笔和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还有一位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后便自行离去。而报纸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四版小报，第一版主要为时事新闻，第二版娱乐消息，第三版小说连载，第四版社会新闻。
起初，明报的销量并不如人意，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份报纸维持不了多久。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二人苦苦支撑，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
其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报馆忙到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此船有个规矩，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而当时为了省下包船费，金庸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等人，其惨淡可想而知。
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为明报维持生存的基本支柱。从创刊第一日起，他就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新作神雕侠侣。
这个时候，金庸也开始写作社评，创刊初是两三日一篇，到当年年底达到几乎每天一篇。只是他这时的社评，篇幅既... -->>
孔庆东陈珺吕少刚
谁是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
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也许答案各异；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许多人会把票投给通俗小说，投给金庸。
三十一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三十五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数千年的梦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实现，而这样的金庸，也显得更加神秘而让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大侠宗师，有人却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的海宁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潮，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略窥端倪。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潮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现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mi），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书剑恩仇录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书剑恩仇录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书剑恩仇录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书剑恩仇录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书剑恩仇录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书剑恩仇录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射雕英雄传，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的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定，报道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明报诞生了，然而创业起步，困难重重，刚起步时，编辑部不过四人而已。沈宝新管经理发行业务，金庸负责主笔和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还有一位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后便自行离去。而报纸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四版小报，第一版主要为时事新闻，第二版娱乐消息，第三版小说连载，第四版社会新闻。
起初，明报的销量并不如人意，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份报纸维持不了多久。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二人苦苦支撑，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
其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报馆忙到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此船有个规矩，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而当时为了省下包船费，金庸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等人，其惨淡可想而知。
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为明报维持生存的基本支柱。从创刊第一日起，他就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新作神雕侠侣。
这个时候，金庸也开始写作社评，创刊初是两三日一篇，到当年年底达到几乎每天一篇。只是他这时的社评，篇幅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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