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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同行。
我这个团队轮到最后接受考核。
邓经理操一口方言说：“我只会说家乡话，其他话一概不行。”
陶总说：“我在大学，俄语很好，考试总得五分。”
我说：“那就请你先上。”
他信心十足地点点头。他进入考场。主考人问明情况后就请他听十分钟俄语磁带，要他说出其内容。他听后茫然不知所云，一句也说不出，只能败下阵来。我硬着头皮上。房内四周围满了其他未过考核关的团队人员，气氛更显紧张。
主考人问我：“懂何外语？”
我谦答：“略通英语。”
他就请了一老一少两位英语老师入场。他们问我：“听磁带还是对话？”
我想，磁带语速快，还不如对话好，就说：“对话吧。”他们点了点头。
考核开始。我原以为他们会说些“请坐”、“用茶”等礼貌性英语，却不料那位年轻老师单刀直入，问了一句有关这次出国考察的问题。我还未从紧张与心思重重（心想“自己过不了关，只能和那些倒霉团队一样，无精打彩了”）的阴霾中走出，以致未听懂他的第一句问话。只听他用英语低声对那位年长的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答不出。我看算了吧。”
我一惊赶紧用英语说：“sorry。 i’m very sorry。 i have a bad headache because the hotel was very noise yesterday。”
他们一听，我不但听懂了他们间的低语，而且还能用英语流利地说出未回答出第一个问题的确切原因，既奇又乐，于是正襟危坐重新提问。由于我心态平静自然，就一一回答了九个问题。最后，也就是第十个问题，他们问我为什么出访考察。我回答了四个理由：一、履行国家在技术上的开放政策；二、加强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三、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四、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外专家的了解与友谊。
他们听后，满面笑容，连连点头说：“wonderful！ wondful！”
这样，我们这个团队终于脱颖而出，获得了出国的许可。我的同伙高兴地与我一一拥抱。那位陶总高呼：“乌拉！乌拉！（注：俄语‘万岁’的意思）”
国家科协的高处长特地约我谈话。我一惊，怕又有变故：是不是这位据说当过驻美使馆参赞的处长要对我进行复试。我默默地作准备，尤其对第一道题“卡壳”的原委又作了如何用英语加以解释的自我演练。
当我翌日惴惴不安地推门而入后，高处长和颜悦色地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戴主任，恭喜你考核通过。你为你们的省市科技人员争了光。说实话，你们省市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比其他省市要落后一大截。科技专家出国后无法与人家交流，首先受损的是我国的形象，再说，不会外语又怎能同别人学术交流呢？这岂不浪费国家钱财！外语对我们科技专家显得格外重要。希望你回省市后向领导汇报，切实重视提高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
我不安的心落地了，连连感谢他的意见，表示回去后向领导反映，尽力促进科技人员的外语学习。
我感到压力特大，怕出国带不好队，怕自己的这点外语水平难以完成考察学习任务。我抓紧恶补这次专业考察应知的英语辞汇，同时不断地听读常用英语九百句。当我们在飞向伦敦的大型客机上，度着漫漫长夜时，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伙都已鼾声四起，进入了舒适的梦乡。可怜我，既不敢入睡，也不能欣赏弦窗外的星空。我戴上耳塞用播放机不停地反复地收听英语九百句的标准发音。飞机从北京到阿联酋沙加落地加油，又起飞直到瑞士苏黎士。我们下机，整整过了一个大约十小时左右的长夜，我没合过眼。
我们在苏黎士办理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转机手续。瑞士警员对我和邓经理高抬贵手，免于检查，可是对我们的陶总却大起疑窦，要他进内作全身检查。因为陶总头戴小格子鸭舌帽，身穿黑色长大衣，脚登一双蓝色胶球鞋，还打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加上他那黝黑的肤色和一对神秘的眼睛，警员以为他是可疑分子，用金属探测器在他全身搜索。一会儿，探测器停在他的大衣口袋外发出“呜呜”的叫声。
警员厉声问他：“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
陶总不知他说什么，抓耳搔腮，莫名惊诧，显得很紧张。警员更大声吼叫：“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陶总情急之下，从口袋内掏出一物用方言大声说：“钥匙一把！”警员“喔”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
陶总出来后，我与邓经理笑说：“老总，你真厉害，竟用方言去对付洋警察。”
他也笑了，说：“他吼什么，我不懂。我就掏出钥匙用家乡话吼他一声，看他有何反应。”
我们说：“中国的方言击败了洋话，佩服！”
我们抵达布达佩斯后，由对方科技联的女士接待，住进青年旅馆。然后，我们去中国大使馆报到。为了让考察圆满，我担心自己的外语功底可能力不从心，请大使馆帮助请位中国留学生当翻译，再说在当地请不需付旅宿费，只要付点津贴即可，便宜多了。他们满口答应。经联系后得知，这位翻译要后天才能来。
次日，我们去一家混凝土制件厂参观访问。我只能使出混身解数，既当好带队，又做好翻译。我们同工厂领导层坐谈：先礼貌寒暄，表示善意，再请教他们的组织结构与管理经验，又问了若干技术问题，最后再到车间现场去实地参观了解。一天下来收获颇丰。
陶总对我说：“噢钦哈拉绍（注：俄语‘很好’的意思）。”
邓经理说：“戴主任翻译得不错，那个翻译我们就不请了吧，可省点钱。”
我说：“既然请了，我们不要变卦。我外语水平不高，请了翻译就能更好地完成考察学习任务。”
他们都说我“太谦虚了”
除了考察外，我们还参观了风景点和名胜古迹，如“巴拉登湖”、“欧洲第四大教堂”、“奥匈帝国城堡”、 议会大厦和其他大小城镇等。
那天，参观议会大厦回来，陶总对我说：“飞机上同来的韩国人中，有一位走过来同我搭腔，我回他说自己不会说英语，他就非常生气地走开了。不知为何？”
我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对他讲‘i do not speak english。’”
我说：“你说的是‘我不说英语’，他当然生气了。你应当说，对不起，我不太会说英语，即‘sorry， i speak little english not good。’或者说‘excuse me， i can’t speak english。’他就不会那样生气了。”
他说：“我动身前学了几句常用英语，却不料一用就错。”
我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一脸通红。类似这样的笑料花絮就不赘述了。
完成考察任务回到国内。当我重返英语学习班后，得知学习考试已告结束。老师和临时到场的瞿局长要我用英语汇报出国考察情况。我斗胆地用英语作了全面而简要的报告，也描述了引人发笑的花絮。他们认为我说得“不错”就把我这次报告作为“考试成绩，ok，very good。 ”
我在市科委分管外事活动，同外宾接触较多。我基本上能用英语同他们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外事工作大有助益。
经瞿局长推荐，省英语学会讨论通过，将我吸收为学会常务理事。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水平名不副实，心里难安，后来恳辞常务理事，只作普通会员，因为我在英语方面要学习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需老老实实地做个“老学生”争取做个好会员。
这就是我学外语的心路历程。写于此以飨读者，与大家共勉。
写于2007年5月5日
翻译同行。
我这个团队轮到最后接受考核。
邓经理操一口方言说：“我只会说家乡话，其他话一概不行。”
陶总说：“我在大学，俄语很好，考试总得五分。”
我说：“那就请你先上。”
他信心十足地点点头。他进入考场。主考人问明情况后就请他听十分钟俄语磁带，要他说出其内容。他听后茫然不知所云，一句也说不出，只能败下阵来。我硬着头皮上。房内四周围满了其他未过考核关的团队人员，气氛更显紧张。
主考人问我：“懂何外语？”
我谦答：“略通英语。”
他就请了一老一少两位英语老师入场。他们问我：“听磁带还是对话？”
我想，磁带语速快，还不如对话好，就说：“对话吧。”他们点了点头。
考核开始。我原以为他们会说些“请坐”、“用茶”等礼貌性英语，却不料那位年轻老师单刀直入，问了一句有关这次出国考察的问题。我还未从紧张与心思重重（心想“自己过不了关，只能和那些倒霉团队一样，无精打彩了”）的阴霾中走出，以致未听懂他的第一句问话。只听他用英语低声对那位年长的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答不出。我看算了吧。”
我一惊赶紧用英语说：“sorry。 i’m very sorry。 i have a bad headache because the hotel was very noise yesterday。”
他们一听，我不但听懂了他们间的低语，而且还能用英语流利地说出未回答出第一个问题的确切原因，既奇又乐，于是正襟危坐重新提问。由于我心态平静自然，就一一回答了九个问题。最后，也就是第十个问题，他们问我为什么出访考察。我回答了四个理由：一、履行国家在技术上的开放政策；二、加强国家间的技术交流；三、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与管理；四、最重要的是增进中外专家的了解与友谊。
他们听后，满面笑容，连连点头说：“wonderful！ wondful！”
这样，我们这个团队终于脱颖而出，获得了出国的许可。我的同伙高兴地与我一一拥抱。那位陶总高呼：“乌拉！乌拉！（注：俄语‘万岁’的意思）”
国家科协的高处长特地约我谈话。我一惊，怕又有变故：是不是这位据说当过驻美使馆参赞的处长要对我进行复试。我默默地作准备，尤其对第一道题“卡壳”的原委又作了如何用英语加以解释的自我演练。
当我翌日惴惴不安地推门而入后，高处长和颜悦色地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戴主任，恭喜你考核通过。你为你们的省市科技人员争了光。说实话，你们省市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比其他省市要落后一大截。科技专家出国后无法与人家交流，首先受损的是我国的形象，再说，不会外语又怎能同别人学术交流呢？这岂不浪费国家钱财！外语对我们科技专家显得格外重要。希望你回省市后向领导汇报，切实重视提高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
我不安的心落地了，连连感谢他的意见，表示回去后向领导反映，尽力促进科技人员的外语学习。
我感到压力特大，怕出国带不好队，怕自己的这点外语水平难以完成考察学习任务。我抓紧恶补这次专业考察应知的英语辞汇，同时不断地听读常用英语九百句。当我们在飞向伦敦的大型客机上，度着漫漫长夜时，很多人，包括我的同伙都已鼾声四起，进入了舒适的梦乡。可怜我，既不敢入睡，也不能欣赏弦窗外的星空。我戴上耳塞用播放机不停地反复地收听英语九百句的标准发音。飞机从北京到阿联酋沙加落地加油，又起飞直到瑞士苏黎士。我们下机，整整过了一个大约十小时左右的长夜，我没合过眼。
我们在苏黎士办理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转机手续。瑞士警员对我和邓经理高抬贵手，免于检查，可是对我们的陶总却大起疑窦，要他进内作全身检查。因为陶总头戴小格子鸭舌帽，身穿黑色长大衣，脚登一双蓝色胶球鞋，还打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加上他那黝黑的肤色和一对神秘的眼睛，警员以为他是可疑分子，用金属探测器在他全身搜索。一会儿，探测器停在他的大衣口袋外发出“呜呜”的叫声。
警员厉声问他：“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
陶总不知他说什么，抓耳搔腮，莫名惊诧，显得很紧张。警员更大声吼叫：“what’s this？what’s this？what’s this？”陶总情急之下，从口袋内掏出一物用方言大声说：“钥匙一把！”警员“喔”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
陶总出来后，我与邓经理笑说：“老总，你真厉害，竟用方言去对付洋警察。”
他也笑了，说：“他吼什么，我不懂。我就掏出钥匙用家乡话吼他一声，看他有何反应。”
我们说：“中国的方言击败了洋话，佩服！”
我们抵达布达佩斯后，由对方科技联的女士接待，住进青年旅馆。然后，我们去中国大使馆报到。为了让考察圆满，我担心自己的外语功底可能力不从心，请大使馆帮助请位中国留学生当翻译，再说在当地请不需付旅宿费，只要付点津贴即可，便宜多了。他们满口答应。经联系后得知，这位翻译要后天才能来。
次日，我们去一家混凝土制件厂参观访问。我只能使出混身解数，既当好带队，又做好翻译。我们同工厂领导层坐谈：先礼貌寒暄，表示善意，再请教他们的组织结构与管理经验，又问了若干技术问题，最后再到车间现场去实地参观了解。一天下来收获颇丰。
陶总对我说：“噢钦哈拉绍（注：俄语‘很好’的意思）。”
邓经理说：“戴主任翻译得不错，那个翻译我们就不请了吧，可省点钱。”
我说：“既然请了，我们不要变卦。我外语水平不高，请了翻译就能更好地完成考察学习任务。”
他们都说我“太谦虚了”
除了考察外，我们还参观了风景点和名胜古迹，如“巴拉登湖”、“欧洲第四大教堂”、“奥匈帝国城堡”、 议会大厦和其他大小城镇等。
那天，参观议会大厦回来，陶总对我说：“飞机上同来的韩国人中，有一位走过来同我搭腔，我回他说自己不会说英语，他就非常生气地走开了。不知为何？”
我问他：“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对他讲‘i do not speak english。’”
我说：“你说的是‘我不说英语’，他当然生气了。你应当说，对不起，我不太会说英语，即‘sorry， i speak little english not good。’或者说‘excuse me， i can’t speak english。’他就不会那样生气了。”
他说：“我动身前学了几句常用英语，却不料一用就错。”
我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他一脸通红。类似这样的笑料花絮就不赘述了。
完成考察任务回到国内。当我重返英语学习班后，得知学习考试已告结束。老师和临时到场的瞿局长要我用英语汇报出国考察情况。我斗胆地用英语作了全面而简要的报告，也描述了引人发笑的花絮。他们认为我说得“不错”就把我这次报告作为“考试成绩，ok，very good。 ”
我在市科委分管外事活动，同外宾接触较多。我基本上能用英语同他们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外事工作大有助益。
经瞿局长推荐，省英语学会讨论通过，将我吸收为学会常务理事。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水平名不副实，心里难安，后来恳辞常务理事，只作普通会员，因为我在英语方面要学习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需老老实实地做个“老学生”争取做个好会员。
这就是我学外语的心路历程。写于此以飨读者，与大家共勉。
写于200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