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节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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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了东西,却没有存心反对教会,我没有与基督为敌。’现在的罪人老是这样自己对自己说,但是一旦教会代替了国家,他就很难再说这种话了,除非否认地上的一切教会:‘所有的人都是错的,大家都迷了正道,大家都属于虚伪的教会,只有我这杀人犯和小偷,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这当然是很难自己承认的,需要有重大的条件,那就是百年不遇的特殊情况。再从另一方面讲,教会自身对于犯罪的看法也应该抛弃现在那种近乎异端的看法,由机械地除掉被染污的分子,象现在为了保护社会所做的那样,完全而切实地改变为拯救人,让人重新获得复活、再生的观念。”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插嘴说。
“这又是一种幻想。一种无形的,无法捉摸的东西。什么开除,开除是什么意思?我疑心您简直是在那里开玩笑,伊凡-费多罗维奇。”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的,”长老忽然说,大家马上全都转脸朝着他“假使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人作恶就将没有任何阻挡,甚至事后没有对他的惩罚。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惩罚,不是象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机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心灵更加痛苦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唯一实在的,唯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分、教人良心发现的惩罚。”
“请问,怎么会这样的呢?”米乌索夫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是因为,”长老开始说“现在所判的一切流放罚充苦役,以及从前还要加上的鞭笞等等,都并不能改造任何人,而且主要的是几乎也不能使任何罪人产生畏惧,犯罪的数目不但不减少,反倒越来越增加。您应该承认这一点。结果,社会毫没有因此而得到保障,因为有害分子虽然已经机械地被割除,而且流放远方,不在眼前了,但是,接着马上会出现另一个罪人来递补他,也许两个。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作人,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的有罪。因此,现代的罪人只有在教会面前,而不是在国家面前,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法庭属于作为教会的社会,那时候它就会知道应该把什么人从开除中挽救过来,重新容纳。但现在的教会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庭,只能做道义的制裁,而且自行放弃对罪人的积极惩罚。教会不是把犯罪人开除出去,而只是永远对他进行慈父般的监督。不但如此,它甚至努力同罪人保持一切基督教会的联系:许他参加教会的礼拜,领圣餐,给他赐物,对待他象俘虏,而不象犯人。假使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也排斥他,象民事法律排斥他、弃绝他一样,那么,上帝啊,罪人将何以自处呢?假使教会也跟在国法的惩罚后面,立刻并且每次都用开除的办法惩罚他,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了,至少对俄国的罪人会是这样,因为俄国的罪人还有信仰。但是谁知道呢?那时候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在罪人的绝望的心里会丧失信仰。那时候还怎么办呢?但是教会好比慈爱的母亲,自行放弃积极的惩罚,因为即使它不加惩罚,罪人也已被国家的法庭惩罚得够厉害了,应该有人来怜惜他一下。所以要放弃积极的惩罚,主要因为教会的法庭是唯一拥有真理的法庭,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法庭从实质上和道德上相互配合,即使作为临时折衷的办法也不行。这中间无法妥协。据说,外国的罪人很少忏悔,因为种种甚至是最新的学说都竭力使他相信,他的犯罪并不是犯罪,而是对压迫者的横行霸道的反抗。社会依仗那种机械地压服对手的力量使他和自己完全割断关系,并且——至少他们欧洲人自己是这样讲的——在实行这种摒弃的时候,还对他怀着仇恨,以及对于他这个弟兄的未来命运,抱着完全冷漠和淡忘的态度。因此,在这事的进行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教会方面所给予的怜悯,因为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教会,而只剩下教会人员和教会的宏丽大厦。至于教会本身,早就在力求从教会这种低级形态,转变到国家这种高级形态中去,以便最后完全消失在国家里面。至少在信路德教的各国是这样。至于在罗马,宣告以国家取代教会已经有一千年了。因此罪人自己已经不认为他是教会的一分子,而被摒弃以后,就陷入绝望状态。即使回到社会里,也总是怀着极大的仇恨,好象自绝于社会一样。这样最后会弄到什么样的结果,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在许多情况下,好象我国也是这样的;但问题是,除了已设立的法庭以外,我们这里还有教会在,它永远也不和罪人断绝联系,始终还把他当作可爱的、仍值得珍贵的儿子看待,不但如此,我们还保存着教会的法庭,哪怕只是在思想中保存着,——这法庭现在虽不活跃,但它仍旧为未来而存在,——哪怕是存在在理想中,而且也一定为罪人自身、为他的心灵本能所承认。刚才在这里所说的话也是对的,如果真的成立了教会的法庭,拥有全部力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成了教会,那么不但教会的法庭将以目前决不会有的影响力量,促使罪人改过自新,甚至犯罪本身也真的会减少到难以相信的程度。毫无疑问,教会对于未来的罪人和未来的犯罪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和现在迥然不同,而且一定能让被摒弃的人重新回来,对心怀恶念的人及早警告,使堕落的人得到新生。不错(长老苦笑了一下),现在连基督教的社会本身还没有建立好,仅仅靠着七位使徒存在;但是既然这样的使徒尚未绝迹,所以它还是可以毫不动摇地指望着从目前几乎还属于异端性质的社会团体,完全转变为全世界单一的、统治一切的教会。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是到了千年万代之后,因为这是注定要实现的!用不着为时间和期限着急,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存在于上帝的智慧里,存在于他的预见里,他的爱里。照人们的预计也许还很遥远的事,按上帝的预定,也许已到了出现的前夜,已经近在眼前了。最后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佩西神父虔诚而庄严地说。
“奇怪!太奇怪了!”米乌索夫说,神情并不激烈,但似乎隐含着怒气。
“您为什么觉得这样奇怪?’约西夫神父谨慎地询问。
“这到底成了什么东西?”米乌索夫好象忽然爆发了似的嚷道“地上取消了国家,教会升到国家的地位!这不但是教皇全权论,而且是超教皇全权论!这是连教皇格里果利七世都梦想不到的!”1
“您理解得完全相反!”佩西神父厉声说“并不是教会变成国家,您要明白!那是罗马和它的幻想。那是第三种魔鬼的诱惑!相反地,是国家变为教会,升到教会的地位上去,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这和教皇全权论,罗马以及您的解释全都相反,这只不过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灿烂的星星会从东方升起来。”——
注:1在中古时代的历史里,教皇格里果利七世以反对皇权最激烈著称——
米乌索夫威严地沉默着,全身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自尊感。他的嘴唇上浮现出高傲而带宽容意味的微笑。阿辽沙怀着剧烈跳动的心看着这一切。整个这一场谈话把他的心神彻底搅乱了。他偶然瞧了拉基金一眼。拉基金仍在门旁原来的地方站着不动,注意地倾听和观察着,尽管低垂着眼睛。但是从他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看来,阿辽沙猜出拉基金心乱得也不亚于他;阿辽沙知道他为什么心神纷乱。
“诸位,请听我讲一段小故事。”米乌索夫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显出一种特别威严的神气。“几年前,在巴黎,正当十二月叛乱以后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访问一位当时很重要很有势力的人物,遇到了一位十分有趣的先生。这个家伙不只是个密探,而且好象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很有势力的职位。我碰到这个机会,由于非常好奇,就和他谈起话来。他受接待不是由于交情,而是以下属的身分来报告什么事情的,因此看见我受到他的上司的招待,就跟我多少开诚布公地谈了起来,——自然只限于一定的程度,与其说是真正的开诚布公,还不如说客气,本来法国人很讲究客气,况且他又看见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很了解他话中的意思。谈论的话题是当时正在追查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我先不说谈话的主要情节,只说这位先生忽然脱口说出的一句极有趣的话:他说,‘说实在的,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者,象那些无政府派呀,无神派呀,革命党呀,倒并不怎么害怕;我们监视着他们,知道他们的动向。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虽然不多,却很特别: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类人我们最伤脑筋,他们是可怕的人!社会主义者兼基督徒,比社会主义者兼无神论者要可怕得多。’这几句话当时就使我很吃惊,现在听了你们的话,各位,我好象不由得突然又记了起来。”
“那就是说,您想把这些话硬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不是?”佩西神父直截了当,老实不客气地问。但是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想出答话以前,门开了,姗姗来迟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走了进来。大家好象真的已经不再在等他,所以他的突然出现一下子甚至引起了一些惊异
偷了东西,却没有存心反对教会,我没有与基督为敌。’现在的罪人老是这样自己对自己说,但是一旦教会代替了国家,他就很难再说这种话了,除非否认地上的一切教会:‘所有的人都是错的,大家都迷了正道,大家都属于虚伪的教会,只有我这杀人犯和小偷,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这当然是很难自己承认的,需要有重大的条件,那就是百年不遇的特殊情况。再从另一方面讲,教会自身对于犯罪的看法也应该抛弃现在那种近乎异端的看法,由机械地除掉被染污的分子,象现在为了保护社会所做的那样,完全而切实地改变为拯救人,让人重新获得复活、再生的观念。”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又不明白了。”米乌索夫插嘴说。
“这又是一种幻想。一种无形的,无法捉摸的东西。什么开除,开除是什么意思?我疑心您简直是在那里开玩笑,伊凡-费多罗维奇。”
“实际上现在就是这样的,”长老忽然说,大家马上全都转脸朝着他“假使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人作恶就将没有任何阻挡,甚至事后没有对他的惩罚。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惩罚,不是象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机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心灵更加痛苦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唯一实在的,唯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分、教人良心发现的惩罚。”
“请问,怎么会这样的呢?”米乌索夫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是因为,”长老开始说“现在所判的一切流放罚充苦役,以及从前还要加上的鞭笞等等,都并不能改造任何人,而且主要的是几乎也不能使任何罪人产生畏惧,犯罪的数目不但不减少,反倒越来越增加。您应该承认这一点。结果,社会毫没有因此而得到保障,因为有害分子虽然已经机械地被割除,而且流放远方,不在眼前了,但是,接着马上会出现另一个罪人来递补他,也许两个。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作人,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的有罪。因此,现代的罪人只有在教会面前,而不是在国家面前,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法庭属于作为教会的社会,那时候它就会知道应该把什么人从开除中挽救过来,重新容纳。但现在的教会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庭,只能做道义的制裁,而且自行放弃对罪人的积极惩罚。教会不是把犯罪人开除出去,而只是永远对他进行慈父般的监督。不但如此,它甚至努力同罪人保持一切基督教会的联系:许他参加教会的礼拜,领圣餐,给他赐物,对待他象俘虏,而不象犯人。假使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也排斥他,象民事法律排斥他、弃绝他一样,那么,上帝啊,罪人将何以自处呢?假使教会也跟在国法的惩罚后面,立刻并且每次都用开除的办法惩罚他,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了,至少对俄国的罪人会是这样,因为俄国的罪人还有信仰。但是谁知道呢?那时候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在罪人的绝望的心里会丧失信仰。那时候还怎么办呢?但是教会好比慈爱的母亲,自行放弃积极的惩罚,因为即使它不加惩罚,罪人也已被国家的法庭惩罚得够厉害了,应该有人来怜惜他一下。所以要放弃积极的惩罚,主要因为教会的法庭是唯一拥有真理的法庭,因此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法庭从实质上和道德上相互配合,即使作为临时折衷的办法也不行。这中间无法妥协。据说,外国的罪人很少忏悔,因为种种甚至是最新的学说都竭力使他相信,他的犯罪并不是犯罪,而是对压迫者的横行霸道的反抗。社会依仗那种机械地压服对手的力量使他和自己完全割断关系,并且——至少他们欧洲人自己是这样讲的——在实行这种摒弃的时候,还对他怀着仇恨,以及对于他这个弟兄的未来命运,抱着完全冷漠和淡忘的态度。因此,在这事的进行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教会方面所给予的怜悯,因为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教会,而只剩下教会人员和教会的宏丽大厦。至于教会本身,早就在力求从教会这种低级形态,转变到国家这种高级形态中去,以便最后完全消失在国家里面。至少在信路德教的各国是这样。至于在罗马,宣告以国家取代教会已经有一千年了。因此罪人自己已经不认为他是教会的一分子,而被摒弃以后,就陷入绝望状态。即使回到社会里,也总是怀着极大的仇恨,好象自绝于社会一样。这样最后会弄到什么样的结果,你们自己可以想象得到。在许多情况下,好象我国也是这样的;但问题是,除了已设立的法庭以外,我们这里还有教会在,它永远也不和罪人断绝联系,始终还把他当作可爱的、仍值得珍贵的儿子看待,不但如此,我们还保存着教会的法庭,哪怕只是在思想中保存着,——这法庭现在虽不活跃,但它仍旧为未来而存在,——哪怕是存在在理想中,而且也一定为罪人自身、为他的心灵本能所承认。刚才在这里所说的话也是对的,如果真的成立了教会的法庭,拥有全部力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成了教会,那么不但教会的法庭将以目前决不会有的影响力量,促使罪人改过自新,甚至犯罪本身也真的会减少到难以相信的程度。毫无疑问,教会对于未来的罪人和未来的犯罪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和现在迥然不同,而且一定能让被摒弃的人重新回来,对心怀恶念的人及早警告,使堕落的人得到新生。不错(长老苦笑了一下),现在连基督教的社会本身还没有建立好,仅仅靠着七位使徒存在;但是既然这样的使徒尚未绝迹,所以它还是可以毫不动摇地指望着从目前几乎还属于异端性质的社会团体,完全转变为全世界单一的、统治一切的教会。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是到了千年万代之后,因为这是注定要实现的!用不着为时间和期限着急,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存在于上帝的智慧里,存在于他的预见里,他的爱里。照人们的预计也许还很遥远的事,按上帝的预定,也许已到了出现的前夜,已经近在眼前了。最后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
“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佩西神父虔诚而庄严地说。
“奇怪!太奇怪了!”米乌索夫说,神情并不激烈,但似乎隐含着怒气。
“您为什么觉得这样奇怪?’约西夫神父谨慎地询问。
“这到底成了什么东西?”米乌索夫好象忽然爆发了似的嚷道“地上取消了国家,教会升到国家的地位!这不但是教皇全权论,而且是超教皇全权论!这是连教皇格里果利七世都梦想不到的!”1
“您理解得完全相反!”佩西神父厉声说“并不是教会变成国家,您要明白!那是罗马和它的幻想。那是第三种魔鬼的诱惑!相反地,是国家变为教会,升到教会的地位上去,成为整个地球上的教会,——这和教皇全权论,罗马以及您的解释全都相反,这只不过是正教在地上的伟大使命。灿烂的星星会从东方升起来。”——
注:1在中古时代的历史里,教皇格里果利七世以反对皇权最激烈著称——
米乌索夫威严地沉默着,全身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自尊感。他的嘴唇上浮现出高傲而带宽容意味的微笑。阿辽沙怀着剧烈跳动的心看着这一切。整个这一场谈话把他的心神彻底搅乱了。他偶然瞧了拉基金一眼。拉基金仍在门旁原来的地方站着不动,注意地倾听和观察着,尽管低垂着眼睛。但是从他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看来,阿辽沙猜出拉基金心乱得也不亚于他;阿辽沙知道他为什么心神纷乱。
“诸位,请听我讲一段小故事。”米乌索夫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显出一种特别威严的神气。“几年前,在巴黎,正当十二月叛乱以后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访问一位当时很重要很有势力的人物,遇到了一位十分有趣的先生。这个家伙不只是个密探,而且好象是一大批政治密探的头目,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很有势力的职位。我碰到这个机会,由于非常好奇,就和他谈起话来。他受接待不是由于交情,而是以下属的身分来报告什么事情的,因此看见我受到他的上司的招待,就跟我多少开诚布公地谈了起来,——自然只限于一定的程度,与其说是真正的开诚布公,还不如说客气,本来法国人很讲究客气,况且他又看见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我很了解他话中的意思。谈论的话题是当时正在追查的社会主义革命党。我先不说谈话的主要情节,只说这位先生忽然脱口说出的一句极有趣的话:他说,‘说实在的,我们对于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者,象那些无政府派呀,无神派呀,革命党呀,倒并不怎么害怕;我们监视着他们,知道他们的动向。但是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虽然不多,却很特别:他们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类人我们最伤脑筋,他们是可怕的人!社会主义者兼基督徒,比社会主义者兼无神论者要可怕得多。’这几句话当时就使我很吃惊,现在听了你们的话,各位,我好象不由得突然又记了起来。”
“那就是说,您想把这些话硬安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社会主义者,是不是?”佩西神父直截了当,老实不客气地问。但是在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想出答话以前,门开了,姗姗来迟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走了进来。大家好象真的已经不再在等他,所以他的突然出现一下子甚至引起了一些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