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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公里，方振杰组织10多名战士连夜在村周围设岗哨，限制任何人离开村子。17日凌晨4点钟，方振杰起来到村后检查岗哨时，发现成群的敌人包围上来，即鸣枪，随即带领10多名在岗哨隐蔽的战士向敌人开火，但这时，村头的大批敌人已经冲进村，方振杰即带战士向外突围，而来不及突围来其他同志则被围困在屋子里，经过战斗，大部牺牲。
在方振杰讲话时，姚福金在旁边的小桌上已经在摊开的纸上写着笔录，他写写停停，有时好像有些奇怪地仰起年轻的胖脸望着方振杰，然后又伏下头写字。
“你认识何老六吗？”冯部长忽然问。
“他是洞口村的杂货店老板，儿子在县城当伪排长，”方振杰回答：“14日连领导决定行动时的却只有4个人：钟连长、我和两位排长，你可以怀疑我，但也不排除钟和两位排长不小心泄漏消息，如到杂货店闲聊或喝酒，有一位姓张的排长的确到杂货店喝过酒。我以自己生命保证，我绝没有把部队的行动消息告诉何老六。”
“那么，敌伪人员的交代中说是你提供情报给何老六，这点你如何解释？”
“我无法解释。我相信组织能够查清楚。要么，我就是潜伏到革命队伍的敌人；要么，我就是被他人恶意诬陷。”
“你来香港前是否和敌伪的人有过接触？”
“我在香港当教师。在抗战时，曾参加抗日宣传队，在国共合作中，抗日宣传队的人根据地下党的安排，全部参加国民党战区部队，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当文化教员。我看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化昏庸，看到党领导的军队的抗战新风，内心无比向往。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香港，和爱人结了婚，听到党军队的胜利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我和爱人都非常兴奋，向往着到解放区或者游击区去参加党领导的斗争，这一愿望通过地下党的介绍终于实现，我和爱人放弃大都市的生活一起来凤山县的穷困山区参加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觉得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我怎么会接触敌伪人员，难道我要做党的内奸？如果真的要做内奸，我夫妻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家，被发现了是内奸我怎么逃？俗话说，带着黄金做贼，可能吗？”
方振杰的最后一句话，触动了冯部长心里的一块朦胧的地带，好像群山中一池天然的湖水被投进了石子，引动了波澜，但是，现实的压力马上控制着他全部的意念，他的声音更严厉了：“方振杰同志，你知道你现在是和谁谈话吗？”
“我当然知道，我是和组织谈话，因为你代表着组织，所以，我必须以党员的忠诚和良心来讲述我知道的一切！”方振杰坦然地说。
“你知道的一切？都讲了吗？”冯部长低头翻一下桌上的文件和材料。
“不，还没有。”方振杰讲完，冯部长惊奇地抬起头，望着方振杰，“怎么，你不是以党员的忠诚来讲话的吗，怎么又隐瞒？”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方振杰用手拨一下头上的头发，继续说：“这几年我一直思考黎岗血案发生的疑团，也做过调查，有一个情况我应当向组织讲清楚。”
“好，那你讲吧！”冯部长挥一下手。
“关于黎岗的作战部署的情报，来源是真的，因为情报是我地下党在敌人组织内部获得的，事实上，月17日的下午的确有敌人的运货车经过黎岗村附近的公路。但是，转达支队命令的人有问题。我查过，传送命令的人是地下交通员姚石……”
“谁？”冯部长惊愕地问。
“姚石，即洞口村的老石，现在是高河乡的副乡长，我已经找过敌伪档案资料，发现姚石在48年曾被敌伪抓获，但不知什么原因被释放出来，从资料上看，姚石曾在敌人的严刑威吓下变节，有可能叛变。”
作记录的姚福金忽然抬起头，望着方振杰，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而冯部长继续惊愕地看着方振杰，嘴微微张开。
方振杰没有注意这些，继续说：“我们得到情报后决定进行一次伏击，支队同意我们的部署。转达支队命令的是姚石，他到洞口村向我连转达支队命令，包括伏击的时间、地点和转移到黎岗村的时间。姚石是洞口村人，也是经常去杂货店的人，至于他与杂货店的何老六的关系我无从知道，但如果姚石叛变，就有可能通过何老六把我们伏击的时间和地点告知敌人，我已经从敌伪档案的资料中掌握到姚石叛变的线索，如果顺着这一线索追查，案情就会水落石出。”
“你有凭据？”冯部长不相信地问。
“是的，到时候我会交给组织。”方振杰平静地说。这时，姚福金的手有点微微发抖，他低下头，好像在认真记录，使人看不到他的表情。
“方振杰同志，你说这些话，我理解。我知道老石这个人，他的立场，他的工作态度，我清楚不过。他是高河乡洞口人，贫农出身，对敌斗争很坚决，我对他的理解比你多。”
“你了解他，难道就不了解我？”方振杰激动地站起来，“冯部长！我会诬陷好人吗？我们共同在凤北支队几年，我们曾经共同生活和战斗，你对这样一个战友，难道就因为一个敌伪人员的交代就把我当作敌特分子？好，就算我不能洗脱嫌疑，我也请求请组织查清事实！”
“好，你坐下，”冯部长摆摆手，在方振杰坐下后，接着说：“我现在并没有把你看作敌特分子，但是，我们应当对组织负责，我遵照县委的决定调查，我总要找你谈话。当然，你说那些情况，组织当然要查清。但是，在未查清事实之前，请委屈你留在县委内，写出书面材料。”
将近1点钟，谈话结束了。冯部长让姚福金带方振杰出去后，即打电话给县委吴书记，报告今晚的情况。冯部长说谈话没有进展，方振杰没有交代问题并做了辩解，还提出发现姚石是叛徒的说法。对此，冯部长认为这件案还有疑团，方振杰的问题还不能确定。吴书记听了有点生气，他在电话中口气严厉，要求冯部长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在嫌疑未排除的情况下要求即时隔离方振杰，不得让其回家，让其写书面交代材料。冯部长放下电话后，叹了口气。而吴书记这一指示当晚迅速得到执行，方振杰被关在县委大院的一座五层楼里。
当冯部长离开办公室时，他拿着文件，走出县委大院，默默地念着一个名字，然后，叹了一口气,轻声说一声：“姚石，有可能吗？”
霎那间，姚石的印象浮现出来。冯部长和姚石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邻居。在冯部长参加革命前外出打工的时候，家中的老母亲就由邻居姚石照顾，冯返回家时，常常带点礼物到姚石家表示谢意，姚石也不客气收下。姚石是走街串巷做百货买卖生意的人，家里有点钱，儿子在县城读书。生活过得去，但习惯于精打细算，做事往往掂量利害，有时甚至会做出损人的行为。由于地下党的人曾住在他家，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从而动员他参加革命，做了交通员。48年姚石的确被敌人抓获，也曾受到敌人的拷打，后来听说因为敌人没有查出他的真实身份，最后放了他。为此，组织曾经对其进行过审查，不过未发现问题。
当冯部长走出县委大门时，忽然，他停住脚步。“阿金，姚福金，不是姚石的儿子吗？”他失声叫起来，然后，他加快了脚步。（未完待续）
有6公里，方振杰组织10多名战士连夜在村周围设岗哨，限制任何人离开村子。17日凌晨4点钟，方振杰起来到村后检查岗哨时，发现成群的敌人包围上来，即鸣枪，随即带领10多名在岗哨隐蔽的战士向敌人开火，但这时，村头的大批敌人已经冲进村，方振杰即带战士向外突围，而来不及突围来其他同志则被围困在屋子里，经过战斗，大部牺牲。
在方振杰讲话时，姚福金在旁边的小桌上已经在摊开的纸上写着笔录，他写写停停，有时好像有些奇怪地仰起年轻的胖脸望着方振杰，然后又伏下头写字。
“你认识何老六吗？”冯部长忽然问。
“他是洞口村的杂货店老板，儿子在县城当伪排长，”方振杰回答：“14日连领导决定行动时的却只有4个人：钟连长、我和两位排长，你可以怀疑我，但也不排除钟和两位排长不小心泄漏消息，如到杂货店闲聊或喝酒，有一位姓张的排长的确到杂货店喝过酒。我以自己生命保证，我绝没有把部队的行动消息告诉何老六。”
“那么，敌伪人员的交代中说是你提供情报给何老六，这点你如何解释？”
“我无法解释。我相信组织能够查清楚。要么，我就是潜伏到革命队伍的敌人；要么，我就是被他人恶意诬陷。”
“你来香港前是否和敌伪的人有过接触？”
“我在香港当教师。在抗战时，曾参加抗日宣传队，在国共合作中，抗日宣传队的人根据地下党的安排，全部参加国民党战区部队，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当文化教员。我看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化昏庸，看到党领导的军队的抗战新风，内心无比向往。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香港，和爱人结了婚，听到党军队的胜利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我和爱人都非常兴奋，向往着到解放区或者游击区去参加党领导的斗争，这一愿望通过地下党的介绍终于实现，我和爱人放弃大都市的生活一起来凤山县的穷困山区参加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觉得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我怎么会接触敌伪人员，难道我要做党的内奸？如果真的要做内奸，我夫妻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家，被发现了是内奸我怎么逃？俗话说，带着黄金做贼，可能吗？”
方振杰的最后一句话，触动了冯部长心里的一块朦胧的地带，好像群山中一池天然的湖水被投进了石子，引动了波澜，但是，现实的压力马上控制着他全部的意念，他的声音更严厉了：“方振杰同志，你知道你现在是和谁谈话吗？”
“我当然知道，我是和组织谈话，因为你代表着组织，所以，我必须以党员的忠诚和良心来讲述我知道的一切！”方振杰坦然地说。
“你知道的一切？都讲了吗？”冯部长低头翻一下桌上的文件和材料。
“不，还没有。”方振杰讲完，冯部长惊奇地抬起头，望着方振杰，“怎么，你不是以党员的忠诚来讲话的吗，怎么又隐瞒？”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方振杰用手拨一下头上的头发，继续说：“这几年我一直思考黎岗血案发生的疑团，也做过调查，有一个情况我应当向组织讲清楚。”
“好，那你讲吧！”冯部长挥一下手。
“关于黎岗的作战部署的情报，来源是真的，因为情报是我地下党在敌人组织内部获得的，事实上，月17日的下午的确有敌人的运货车经过黎岗村附近的公路。但是，转达支队命令的人有问题。我查过，传送命令的人是地下交通员姚石……”
“谁？”冯部长惊愕地问。
“姚石，即洞口村的老石，现在是高河乡的副乡长，我已经找过敌伪档案资料，发现姚石在48年曾被敌伪抓获，但不知什么原因被释放出来，从资料上看，姚石曾在敌人的严刑威吓下变节，有可能叛变。”
作记录的姚福金忽然抬起头，望着方振杰，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而冯部长继续惊愕地看着方振杰，嘴微微张开。
方振杰没有注意这些，继续说：“我们得到情报后决定进行一次伏击，支队同意我们的部署。转达支队命令的是姚石，他到洞口村向我连转达支队命令，包括伏击的时间、地点和转移到黎岗村的时间。姚石是洞口村人，也是经常去杂货店的人，至于他与杂货店的何老六的关系我无从知道，但如果姚石叛变，就有可能通过何老六把我们伏击的时间和地点告知敌人，我已经从敌伪档案的资料中掌握到姚石叛变的线索，如果顺着这一线索追查，案情就会水落石出。”
“你有凭据？”冯部长不相信地问。
“是的，到时候我会交给组织。”方振杰平静地说。这时，姚福金的手有点微微发抖，他低下头，好像在认真记录，使人看不到他的表情。
“方振杰同志，你说这些话，我理解。我知道老石这个人，他的立场，他的工作态度，我清楚不过。他是高河乡洞口人，贫农出身，对敌斗争很坚决，我对他的理解比你多。”
“你了解他，难道就不了解我？”方振杰激动地站起来，“冯部长！我会诬陷好人吗？我们共同在凤北支队几年，我们曾经共同生活和战斗，你对这样一个战友，难道就因为一个敌伪人员的交代就把我当作敌特分子？好，就算我不能洗脱嫌疑，我也请求请组织查清事实！”
“好，你坐下，”冯部长摆摆手，在方振杰坐下后，接着说：“我现在并没有把你看作敌特分子，但是，我们应当对组织负责，我遵照县委的决定调查，我总要找你谈话。当然，你说那些情况，组织当然要查清。但是，在未查清事实之前，请委屈你留在县委内，写出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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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冯部长离开办公室时，他拿着文件，走出县委大院，默默地念着一个名字，然后，叹了一口气,轻声说一声：“姚石，有可能吗？”
霎那间，姚石的印象浮现出来。冯部长和姚石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是邻居。在冯部长参加革命前外出打工的时候，家中的老母亲就由邻居姚石照顾，冯返回家时，常常带点礼物到姚石家表示谢意，姚石也不客气收下。姚石是走街串巷做百货买卖生意的人，家里有点钱，儿子在县城读书。生活过得去，但习惯于精打细算，做事往往掂量利害，有时甚至会做出损人的行为。由于地下党的人曾住在他家，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从而动员他参加革命，做了交通员。48年姚石的确被敌人抓获，也曾受到敌人的拷打，后来听说因为敌人没有查出他的真实身份，最后放了他。为此，组织曾经对其进行过审查，不过未发现问题。
当冯部长走出县委大门时，忽然，他停住脚步。“阿金，姚福金，不是姚石的儿子吗？”他失声叫起来，然后，他加快了脚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