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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只有空自慨叹世事难料的份儿，因为只趾高气扬地风光了没几年便已下了岗，惨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师。当然，也有暴发的，但毕竟是少数。
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经验告诉我，事实也这样，越是落后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我比那些因留恋县城而哭喊着要求留县城工作的同学早五六年时间做到副校长位置的事实勿庸置辩地证明了我当时看法的正确，这也是差距产生后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说起做副校长这段经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位并不被同行看好的老乡镇干部，或许命运偏喜欢眷顾这种人，临到退休的时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任命，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后来自一位老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邻县的组织部长，与县委组织部长一起开会时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这样的结局。
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孤傲执拗的性格，所以他并没有对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应有的反应，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门心思要做成点儿事儿。因此，做了不到两年便退居二线不再管事儿。
或许果如他后来感慨的那样，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儿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遗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对于我来说，他又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
应该承认，这里面不单纯有巧合的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沾了地域狭小让他能够充分了解我的光儿。问心无愧地说，他力主我做副校长并不存有半点儿私心。我常常想，这或许是由他特殊的经历所促成的。他不仅希望我做副校长，而且想让我锻炼几年后做校长，他想把我培养成全县最年轻的校长。
现实是，优秀的教师不一定适合做校长，象我实在不具备做校长那种协调各方的能力，原也不想做什么校长，但碍于他的情面又不得不做。幸喜有他的鼎力支持，我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必去顾忌那些所谓的应酬，却恰恰中了他的意，他因此总大会小会地表扬我。他当然是为了提高我的威信，但他分明忽视了“佼佼者易折”的道理，我无疑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在他二线后，由于丽萍的参与，他的好意反让我失掉了教课的机会。
我历来认为，生活上的困难并不可怕，它不仅能够磨练人的意志，而且长期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只要前方闪现一丁点儿火花，就容易激发人的希望，因为希望，生活常常会比让自己麻木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帆风顺更加有滋有味，但没有人甘愿处于这样的困境，因为这样的困境也是对人的意志力的一种考验。最可怕的，往往是过惯了优裕的生活，思想却如同激流中的航船忽而冲至巅峰忽而跌入谷底，眩晕得让人丧失了目标。
丽萍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和我的想法，她跟多数人一样认为，无所事事的总务处副主任的位置是个难得的肥差。从副校长到副主任让我彻底从既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教研工作中撤出来，难道真如她所说是我的解脱？可我心中的梦又如何做下去呢？
生活总是在不停地给人制造着麻烦，又绝不肯让人一下子便陷入绝境。这或许也算是一条法则吧。——难耐的寂寞和失落无情地噬咬着我，受了同事们因差距而引发的已达到了极致的变化的诱惑，勉强做了一点儿辅导孩子的事儿，却居然沾染了自己最反感的铜臭气，虽改善了经济上的困境，却让我更加彷徨。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那位过来做校长的校友的帮忙，我的耐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丽萍不象我，她似乎总有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从不知道后退。在经历过一番成功与失败的折腾之后，她不顾我和同事对她异想天开的讥笑，居然成为我们乡中学众多不折不挠参考教师中第一个通过国家公务员考录的人，而且是女人。
我再次走向课堂时，她正处于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冲刺的阶段，已无暇再过多关注我的事情，而且此时的我们也因为大舅哥的意外归来而暂时摆脱了困境，正是我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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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突然可怕地发现自己似乎已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激情，象一个迫切地要得到某东西却又总是得不到急切间坠入深渊的想醒来又无法醒来的噩梦。——《教学大纲》变得那样地生涩难懂，象我总被外界某个事物闪断而无法凝聚到一个点儿上的神思一样不可理解，我只有固守自己原来的教学方法，却不再象过去那样激情四射游刃有余，而且总游离于《大纲》之外无法收拢自己而让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吃力。
现实是，这个曾经令我暗中颇为自得的教学方法，仅仅不过几年的时间，已不能用来激发学生的原动力，反而被他们当成了一种幼稚的空洞的说教。因此，他们对于我的授课就象我的授课一样感到没劲。
理所当然地，在随后的一次集中体现教学成果的测试中，原先名列全校前茅的我们班一下子跌倒了全校的倒数第一。为此，让我重返课堂的那位校友校长对我总是脱离《教学大纲》的做法委婉地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尽管我很快便了解到，这次其中考试的成绩不少班级都来自于“手拉手”，还是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所谓的“手拉手”，是我做副校长期间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征结成帮扶对子以实现共同提高。
这种方法居然被人创造性地应用到了考试上，而且获得了荣誉，并且同样可以自豪地享受荣誉，不能不说是对我莫大的讽刺。
为此，我不顾同事们的敌视，猛烈地抨击这种典型的舞弊行为，尽管我的抨击除了让我陷入尴尬之外，对于现状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对我高贵的自尊的伤害，我因此而充满了激情，又因为激情而让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虽竭力平缓却仍难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县教育局的重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我们乡中学，很快就做出了“我因为嫉妒而狂言乱语”的结论。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长。校长正满脸怒气，工作组的到来显然让他狼狈不堪。看得出来，他对舞弊事件并非象他说的那样毫无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四处打点四处赔不是才争取到了这种结论。对于我的到来，或许出于校友的缘故，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儿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显不出任何欢迎的真诚，因为他明显地把脸别向一边，没有一句欢迎的话，只顾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恶于虎啊”，便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我呆立当地，半晌无语。
时隔不久，我教导处主任的位置虽没有被免掉，但实际上已成了空职，因为另一个教导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第二天便已下来了，他忙不迭地全面主持起了教导处的工作。一个不大的教导处有两个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务会，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这似乎怪不得新来的教导主任，因为校长习惯的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教务处工作的安排不再冲着我而总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实已形同虚设，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我无法忍受这种尴尬，便不再出席校务会，当然也没有人再通知我，教导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动不再出席会议的一周后自动地不了了之。
这并没有迟滞我抨击舞弊的决心和步伐，我必须对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不单纯是一个骗取荣誉的问题，长此以往将是对学生道德和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我的神经由此变得敏感，显然在无限地夸大着舞弊危害性的同时，同样敏感地洞察着一切。
事实上，在反舞弊问题上我并不孤立，但我的极端行为还是从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跟我沟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
不过，我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从发动学生揭露舞弊行为企图化被动为主动的活动中和同样实施了舞弊行为却没有受到预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骚中，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确不易找出证据的舞弊行为的足够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为已发展至监考老师之间相互“关照”以应对乡教委为防止舞弊行为而采取的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教师互相调换监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阅卷和分数统计上做手脚，同一乡的教师之间毕竟还是相熟的嘛，更可恶的竟然有个别人每到考试便要以考务费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舞弊活动经费。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舞弊行为，我认为，必须要进行无情地鞭挞，我不停地向县报社电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唯一的办法，只有洁身自好，用实事求是的成绩来反击，事实胜过雄辩，虽然必须要等到升学的时候。因此，我把分数看得更重了，对学生的要求也愈加严厉。
这时，另一个预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事情得从已做了镇长的丽萍说起，她从不过多地过问我的事情，却显然洞察了我的内心。那一段，为了帮我实现目标，她经常把她们镇中学的一些测试题捎给我。她们镇中学是全县的名校，这些测试题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对我的教学帮助非常大。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又给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从未向学生讲过的，测试的平均成绩当然是极低的。
问题便出在这份我测试后即着重进行了讲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试的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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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说，回到十年前，说起是非标准，我能够清晰地告诉你，现在真的模糊了。模糊归模糊，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这杆秤就是是非标准。
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找这杆秤，但要找这杆秤必不可以忽视了过去——十年，毕竟不是个简单的概念，凡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过去的十年即使再坎坷也总象弹指一挥间的事儿，今后的十年似乎只有一帆风顺的人才不会觉得漫长，但永远的一帆风顺是不存在的。
过去十年发生的事儿叫做故事，而今后十年发生的事儿只能是猜测，因为故事总要比猜测更清晰，所以故事总会影响到猜测。
不必做猜测，只要耐心地咂摸这些故事，应该不难体会到复杂至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非标准的悄然变化。
相信兄弟们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了解了我，实事求是地说，自考取民办教师直至做副校长的这段时间里，我的标准跟多数同行一样还是明确的。
那个时候，民办和公办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差距多是因为本人的学业或者当时普遍为社会所承认的从父辈那里接班转换身份而形成的，而且民办教师的待遇也略高于普通农民，并且逐步看到了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转正的希望，同时因为教师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因此无论民办教师还是普通农民对于这种差距从心理上还是能够接受的，尤其是象我这种凭自己成绩的情况，由于受当时招生数量的限制，毕竟属于少数，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的我虽经历过一些挫折，也曾因为不公而忿忿不平，但踏入师范学院之后，免费吃着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饭菜，感恩很快就冲散了委屈。
毕业的时候，不少同学被分配到了县城的学校，条件虽好了些，却远不如同等工资待遇的农村学校来得实惠——不仅离家近、消费低，而且那时候的乡村中学公办教师少，三两年总能混个校长主任干干，还享受着学生家长轮番管饭的待遇。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国人古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管先生饭的规格是最高的，通常要超过过年的水平，先生却只需付每天一角钱的饭费，即使这一角钱也不过是个象征，更多的人把管饭当成了一项义务而少有人去关注这一角钱的饭费。
总的来说，当时的现实是既存在差距又让人感到公平，因为公平而感恩而充满希望。因为希望和感恩，唯一的价值观念便是追求业绩，教师的业绩便是学生的成绩，量化而具体，所以做教师被公认为是最具有成就感的职业。
差距是不公平感产生的根源，而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差距：到我做副校长那年，在与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转成了公办工资成倍增长的同时，周围人的生活都有了明显改善，甚至奇迹般地冒出了不少志得意满的暴发户。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善对比，对比的结果无疑正一点儿一点儿地吞噬掉他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优越感。——如果说这些生活优越的暴发户能够有一些比如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内心的道德力量或许还能够抑制因不公平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但残酷的现实恰恰是这些极为牛气的暴发户往往并非学业上的佼佼者，只要头脑灵活或者能够攀上一二个过得硬的关系，即使那些在学业上曾经普遍被人瞧不上的人也照样能做。
与之相反，几年后的地方政府的钱突然间一下子变少了似的，逐步开始出现了不能足额发放甚至拖欠工资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暴发户，即使与县城里的那些同样在牢骚满腹的同行们相比，也足以加剧内心的不公平：他们不仅工作生活环境明显优于乡村，工资标准虽同样不足却明显高于乡村且能够按时发放，仅住房制度改革时理所当然地享受到的一套福利分房便足以让乡村教师为之奋斗一辈子。这便是现实，即使不被人注意，仍旧客观地存在着。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差距，不妨正视一下我们学校面对差距的三类表现：一类是想方设法托关系甚至于求爷爷告奶奶调离了教育系统，一部分从了政，一部分去了供销、粮食、物资等当时最为热门的行业。从政的那部分有的很快就提拔了，“春风得意马蹄轻”；有的则止步于一般科员，终日里满腹牢骚，象是谁欠了他三百钱似的。即使这样，也算是好的，而去热门行业的那部分则多数只有空自慨叹世事难料的份儿，因为只趾高气扬地风光了没几年便已下了岗，惨淡地生活，反不如做教师。当然，也有暴发的，但毕竟是少数。
另一类是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干脆下了海，有的确宏图大展，跨入了富翁的行列而洋洋自得，说什么“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则终究志大才疏，奋不顾身地跃入了大海才发现，原来自己不会游泳，待水把自己淹没时，虽悔绿了肠子，却只有竭力挣扎，常常又碍于情面，黄连吞到肚里脸上却仍在笑，其实比哭还难看，顶着如此脸面东游西荡着。
这两类毕竟属于少数，当时被称之为勇者，最多的当数第三类，即既羡鱼又缺少下水勇气的那类。这类人也慢慢地分化，有三种表现：一种是虽没有勇气下水，终经不住诱惑或者说禁不住手痒，把做一些无可厚非的偶尔也把手伸向学生的小买卖当成了第二职业，走下井台，又立马走向柜台，算盘珠子拨得哗哗直响。
另一种则别出新裁地把研究学生家长当成了时髦，凭着孩子在家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去社会上办点儿小事儿并不亚于任何一位县长局长，象一些有权阶级一样吃点儿喝点儿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还要看本人的心情，否则便要你今天明天后天地排号，除非奴颜媚骨地把礼物送到家。
三是被称之为弱智少见的那种，这种人虽不能领导却在主导着潮流，虽也牢骚满腹却毕竟还在安分守己地生活，如果能够耐心地做进一步观察，应该不难发现这种人认死理儿，常常为一些小事儿就争得脸红脖子粗，有时候甚至会为此好长时间都忿忿不平，典型的“小肚鸡肠”。
我应该属于第三种人，也曾经办过辅导班之类的业务，虽迫于生计，也不肯为“三斗米而折腰”，但面对变化丝毫不为所动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便是完全地放任自流。
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曾有提及，现在不妨再回味一下“我”：其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所说的困难，并非指前面曾提及的单纯生活上的困境，而是必定盲目地确定的做陶行知一样的教育家的目标如何去实现。
说起这个目标，其中也有个过程，因为人的目标是有层次的，总要受到人的身份、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象饥饿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做科学家上一样。
在考取师范学院之前，我要了命也不敢有如此非分之想，当时的目标或许当真有点儿狭隘，即是愿我所有的生龙活虎的学生都能够升入高中且不再蹈我一样的覆辙。
为此，我深入地与他们交心，讲我的经历、感受以及大胆地无异于幻想的设想，内容自然尽是些或许并不高尚的只有在他们长大后才能真正体会得到的如何摆脱农业简单劳动而吃上商品粮。
孩子因为经历的空白想象力最丰富，农村的孩子同样不缺乏想象，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被我夸张了的“美景”吸引着诱惑着。这曾经是我最为自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夸张甚至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同便具有了强大的助推力。
由于孩子仍不失童真的天性，理所当然地也有诸如“难道农业劳动就不重要吗？”之类的问题提出，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能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以及二者之间所创造的生活后果”的简单的现实对比所逐一否定。
现实意义上的对比具有最强大的激发力，由于对比方法的采纳与应用，虽有时自己也会觉得牵强，但孩子们总容易被统一到强烈要求改变处境的旗帜下。
这便是原动力，我认为，只有激发出原动力，人的追求才会持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仅有原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常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和严格的惩戒措施来巩固原动力。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条刚柔相济的措施是有效的：强有力的说理诱导作为“柔”的一面，要求老师必须首先具备足以让孩子崇拜的而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学识和品行，这多少需要点儿天分，干任何事都需要天分，尤其是教师这个本身就充盈着天分的行业。
具备相当的学识和品行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引起共鸣，而要引起共鸣必须要燃烧激情，无论处于如何艰难的困境，都不能把悲观传染给学生，用燃烧激情的力量把自己永远置于照亮孩子的位置。
我自信是个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是个木讷的人，但在面对孩子时却总能智计百出口若悬河。
其实，燃烧自己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心与心交流的基础上全身心地投入，只有这样才能以“柔”济“刚”保障严格惩戒措施的效果。
对于孩子们的缺点，我从不隐瞒甚至包庇，必要认真地指出，只要再三指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小错也是不可饶恕的，必须进行体罚惩戒。在我前期的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受过我的体罚，因此有的人指责我对待学生过于苛刻，但由于我巧妙地运用了“柔”而让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大幅提升，我反而赢得了孩子及其家长的尊重。
单纯靠激情维持的人永远不可能有清晰的目标，因为清晰的目标必首先经过理性思考，没有理性的目标只能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说实在的，直到进入师范学院之后，我这个或许定得过高的目标才渐渐清晰起来。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回到我们乡中学，并非单纯为了丽萍，多少总带有点儿为了这个目标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私心。
那个时候，在我看来，人才相对匮乏的乡村中学存有比人才济济的高校更能施展抱负的更大空间。——经验告诉我，事实也这样，越是落后越是混乱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我比那些因留恋县城而哭喊着要求留县城工作的同学早五六年时间做到副校长位置的事实勿庸置辩地证明了我当时看法的正确，这也是差距产生后唯一令我聊以自慰的地方。
说起做副校长这段经历，有必要再提一下我那位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位并不被同行看好的老乡镇干部，或许命运偏喜欢眷顾这种人，临到退休的时候突然被任命做了分管教育的副书记。对于这样的任命，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后来自一位老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一位老同事做了邻县的组织部长，与县委组织部长一起开会时偶然提及了他才有了这样的结局。
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孤傲执拗的性格，所以他并没有对老同事的故意示好做出应有的反应，反而心安理得地做自己的官，一门心思要做成点儿事儿。因此，做了不到两年便退居二线不再管事儿。
或许果如他后来感慨的那样，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是不能自主的，做不了的事儿反不如不做，以免空留遗恨。
小人物跟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对于我来说，他又是实实在在的大人物，一句话便改变了我的命运。
应该承认，这里面不单纯有巧合的因素，最关键的还是沾了地域狭小让他能够充分了解我的光儿。问心无愧地说，他力主我做副校长并不存有半点儿私心。我常常想，这或许是由他特殊的经历所促成的。他不仅希望我做副校长，而且想让我锻炼几年后做校长，他想把我培养成全县最年轻的校长。
现实是，优秀的教师不一定适合做校长，象我实在不具备做校长那种协调各方的能力，原也不想做什么校长，但碍于他的情面又不得不做。幸喜有他的鼎力支持，我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不必去顾忌那些所谓的应酬，却恰恰中了他的意，他因此总大会小会地表扬我。他当然是为了提高我的威信，但他分明忽视了“佼佼者易折”的道理，我无疑很快就得罪了不少人。在他二线后，由于丽萍的参与，他的好意反让我失掉了教课的机会。
我历来认为，生活上的困难并不可怕，它不仅能够磨练人的意志，而且长期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只要前方闪现一丁点儿火花，就容易激发人的希望，因为希望，生活常常会比让自己麻木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帆风顺更加有滋有味，但没有人甘愿处于这样的困境，因为这样的困境也是对人的意志力的一种考验。最可怕的，往往是过惯了优裕的生活，思想却如同激流中的航船忽而冲至巅峰忽而跌入谷底，眩晕得让人丧失了目标。
丽萍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和我的想法，她跟多数人一样认为，无所事事的总务处副主任的位置是个难得的肥差。从副校长到副主任让我彻底从既累死累活又得罪人的教研工作中撤出来，难道真如她所说是我的解脱？可我心中的梦又如何做下去呢？
生活总是在不停地给人制造着麻烦，又绝不肯让人一下子便陷入绝境。这或许也算是一条法则吧。——难耐的寂寞和失落无情地噬咬着我，受了同事们因差距而引发的已达到了极致的变化的诱惑，勉强做了一点儿辅导孩子的事儿，却居然沾染了自己最反感的铜臭气，虽改善了经济上的困境，却让我更加彷徨。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那位过来做校长的校友的帮忙，我的耐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丽萍不象我，她似乎总有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从不知道后退。在经历过一番成功与失败的折腾之后，她不顾我和同事对她异想天开的讥笑，居然成为我们乡中学众多不折不挠参考教师中第一个通过国家公务员考录的人，而且是女人。
我再次走向课堂时，她正处于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冲刺的阶段，已无暇再过多关注我的事情，而且此时的我们也因为大舅哥的意外归来而暂时摆脱了困境，正是我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2
然而，我却突然可怕地发现自己似乎已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激情，象一个迫切地要得到某东西却又总是得不到急切间坠入深渊的想醒来又无法醒来的噩梦。——《教学大纲》变得那样地生涩难懂，象我总被外界某个事物闪断而无法凝聚到一个点儿上的神思一样不可理解，我只有固守自己原来的教学方法，却不再象过去那样激情四射游刃有余，而且总游离于《大纲》之外无法收拢自己而让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吃力。
现实是，这个曾经令我暗中颇为自得的教学方法，仅仅不过几年的时间，已不能用来激发学生的原动力，反而被他们当成了一种幼稚的空洞的说教。因此，他们对于我的授课就象我的授课一样感到没劲。
理所当然地，在随后的一次集中体现教学成果的测试中，原先名列全校前茅的我们班一下子跌倒了全校的倒数第一。为此，让我重返课堂的那位校友校长对我总是脱离《教学大纲》的做法委婉地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尽管我很快便了解到，这次其中考试的成绩不少班级都来自于“手拉手”，还是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所谓的“手拉手”，是我做副校长期间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即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征结成帮扶对子以实现共同提高。
这种方法居然被人创造性地应用到了考试上，而且获得了荣誉，并且同样可以自豪地享受荣誉，不能不说是对我莫大的讽刺。
为此，我不顾同事们的敌视，猛烈地抨击这种典型的舞弊行为，尽管我的抨击除了让我陷入尴尬之外，对于现状并没有多少改变，但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对我高贵的自尊的伤害，我因此而充满了激情，又因为激情而让我躁立不安。
我的一篇虽竭力平缓却仍难免慷慨激昂的文字引起了县教育局的重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我们乡中学，很快就做出了“我因为嫉妒而狂言乱语”的结论。
我不服，去找一向支持我的校长。校长正满脸怒气，工作组的到来显然让他狼狈不堪。看得出来，他对舞弊事件并非象他说的那样毫无所知，至少是他放任了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正是因为他的四处打点四处赔不是才争取到了这种结论。对于我的到来，或许出于校友的缘故，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了一点儿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显不出任何欢迎的真诚，因为他明显地把脸别向一边，没有一句欢迎的话，只顾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嫉妒恶于虎啊”，便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我呆立当地，半晌无语。
时隔不久，我教导处主任的位置虽没有被免掉，但实际上已成了空职，因为另一个教导主任的任命在工作组撤离后的第二天便已下来了，他忙不迭地全面主持起了教导处的工作。一个不大的教导处有两个正主任，而且都出席校务会，实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这似乎怪不得新来的教导主任，因为校长习惯的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教务处工作的安排不再冲着我而总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实已形同虚设，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我无法忍受这种尴尬，便不再出席校务会，当然也没有人再通知我，教导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动不再出席会议的一周后自动地不了了之。
这并没有迟滞我抨击舞弊的决心和步伐，我必须对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不单纯是一个骗取荣誉的问题，长此以往将是对学生道德和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我的神经由此变得敏感，显然在无限地夸大着舞弊危害性的同时，同样敏感地洞察着一切。
事实上，在反舞弊问题上我并不孤立，但我的极端行为还是从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跟我沟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
不过，我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从发动学生揭露舞弊行为企图化被动为主动的活动中和同样实施了舞弊行为却没有受到预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骚中，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确不易找出证据的舞弊行为的足够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为已发展至监考老师之间相互“关照”以应对乡教委为防止舞弊行为而采取的不同年级不同学校的教师互相调换监考的措施，有的甚至在阅卷和分数统计上做手脚，同一乡的教师之间毕竟还是相熟的嘛，更可恶的竟然有个别人每到考试便要以考务费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舞弊活动经费。
对于这些明目张胆地舞弊行为，我认为，必须要进行无情地鞭挞，我不停地向县报社电台撰稿揭露，然而，稿件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睬。唯一的办法，只有洁身自好，用实事求是的成绩来反击，事实胜过雄辩，虽然必须要等到升学的时候。因此，我把分数看得更重了，对学生的要求也愈加严厉。
这时，另一个预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事情得从已做了镇长的丽萍说起，她从不过多地过问我的事情，却显然洞察了我的内心。那一段，为了帮我实现目标，她经常把她们镇中学的一些测试题捎给我。她们镇中学是全县的名校，这些测试题确具有很高的水平，对我的教学帮助非常大。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她又给了我一份卷子，卷子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从未向学生讲过的，测试的平均成绩当然是极低的。
问题便出在这份我测试后即着重进行了讲解的卷子上，待期末考试的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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