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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丁说，我要给大家讲的，还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无疑已成为有毕业后十几年经历的人任谁都不会去辩驳的事实。
关于变化，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不过，我今天所要讲的并非那些单纯的变化，而是由于这些单纯的变化或者说经历而引起的人自身的变化。
忙于生活的人不会总两眼紧盯着这些变化，关于这些变化的清醒意识往往来自于长期无意识思考的顿悟。
某一日，一个极普通的春天的早晨，不到五点我就醒了觉。既醒了就绝不强迫自己，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匆匆穿衣起床，四周依然黑暗，死一样寂静。
我突觉百无聊赖起来，百无聊赖之后往往是深深地失望泄气茫然。我下意识地关了房间的门，顺势躺倒沙发上，随意开了电视。
电视或许由于孩子鼓捣的缘故，声音出奇地大，我慌忙把声音调低，心跳竟是急速地加快。
开着电视，注意力却不在电视上。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倘若被老婆知道，必又是一番不停地唠叨。
电视还没有多少台，画面除了一些似说非说似跳非跳似唱非唱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明星演唱会之外，就是大篇的保健广告。
这是怎么了，难道中国人都得了病？我显然急欲搜一节目来看，愿望却难以满足，迫于无奈只好暗暗责备着把电视停于一尚未来台的频道。
电视在闪着亮光，我的思绪欲随意地延伸却仿佛受了阻滞一片空白泛不起任何意识。
这种现象已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了，我毫不奇怪。
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莫名其妙地，我想到了死和心肌梗死脑出血肝癌车祸等诸如此类的死因。
死后……我竭力地去想象自己死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却什么也想不起，唯有一点儿异常清醒地活跃着，那就是我死后肯定会有亲人们悲痛，尽管或许这种悲痛只是短暂的或者不会持久的。
想着，情绪烦躁起来，去******，反正自己不可能知道这些预测的结果。
随着这个念头的泛起，仿佛要看淡点儿什么。——想想人生几十年，也快，快要死了，临死之前会想些什么呢？
情绪开始蔓延，不过，我没有任其蔓延，现在显然还不到彻底绝望的时候，只不过该努力地看淡。
说是看淡了，其实要真正把事情看淡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四十岁的男人。
我们且不管人们常说的“四十岁的男人一枝花”到底是何是何用意，四十岁的男人本应是干事的黄金期，我却在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拜访过那位欣赏过我的领导之后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或许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渴望伯乐而伯乐不常有的“伯乐”思维方式。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自己无异在挣扎——一方面在极力地否定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被这些东西所诱惑着。
所谓的表面上的东西，我也无法准确地说清，大概就是诸如家中车水马龙评先进受表扬与领导关系紧密或者经常有酒桌在酒桌上意气风发之类的东西。
尽管我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虚无缥缈有时候甚至是有害的，自己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或许因为已丧失了拥有这些东西的条件，这些曾经顶讨厌过的东西居然变得如此美好，诱惑让我无法抵御。
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旦失去了，就不易再找回，空留不懂得珍惜的感叹。
生活的真实是，除非彻底地绝望，人总会给自己找一些说服自己的理由。
譬如人切不可过于张扬，过于张扬就容易触犯党纪国法，倘若那样丢失了现在的工作，实在得不偿失。
有了理由，我就竭力地去想象那些场面人的“得不偿失”来安慰自己，人家当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得不偿失”，而且脸上总是在笑，永远那么灿烂张狂又体面。
那些虚无的荣誉是没有价值的。我这样想着，又想到了自己的那些荣誉——显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而且也没能阻挡那些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一个个窜到了我的前面，或许我得到的仅是荣誉，而别人更看重的是图谋长远的实惠，至少人家现在有事可做。
我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另找别人或许有更深背景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而绝少会从自身上去找问题，而且想象的闸门一旦打开，只要具备一些现实基础，常常有无限延伸的可能：背景固然是重要的，倘若背景出了问题，其结局甚至会连我也比不上。
这样的想法无疑已经走了极端，却仍在继续蔓延：若是根基不牢，背景遇上问题，必要拿你来垫背，首先牺牲的就是你。
人无疑是要靠人保的，就象婴儿需要搀扶，但扶你的人不会白扶你，必要的时候当然要靠你来扶他，而且他扶你的时候往往只需轻轻一带，而你扶他的代价常常会让自己粉身碎骨。
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当然都是由象我这样的人讲的，难免要透着悲观，因为现实确少有这样的故事。
但少不等于没有，这样的故事连可能都不能有的，因为只要一次，就足以毁了人一生。我显然在劝着自己，却还是开始从网上搜索下载类似的东西，并就着这些东西慢慢地去想，虽难免仍要糊涂，事情倒真的看淡了不少。
当然，这里面也有现实所迫的原因。这算是我的变化之一吧。
另一个变化便是或许大家都有的那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刚毕业时的锐气渐渐地难得一见了，遇事竟总要左思右想只怕有什么闪失而迟迟拿不定主意。我原就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总以为性格使然。
严格地说，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儿，应该从我莫名其妙地想到死那一刻算起，因为只有从那一刻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
只要人能够真正地认真审视自己，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然而，人最难的往往就是不容情面地审视自己。
我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尽管我的表述或许还不够准确，而且一时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到底是否正常。
是否正常要靠实践来检验，现在不说或许人不可避免地都要经过一个勇敢——软弱——勇敢的过程，只说这样的变化给我的影响。
意识到这样的变化时，恰值局领导班子做了调整。中国人都有青天情结，尤其象我们这种具有青天崇拜的县，无论官民，无一不在传颂渴望着青天，而且逢有领导班子调整，人的渴望就会更加强烈起来，乡镇如此，县直机关也如此：落魄的有谁不想因为主要领导的更换而让自己的境遇有较大改善呢？
传言伴着假想与猜测在隐隐的渴望中沸沸扬扬地传了许久，局领导班子调整总算有了结局——原来的班子成员除了我之外，完全与猜测相符：该退的退，该提的提厌倦了的寻门路去了外单位。
我原以为自己总算有了机会，我不象有的人凡事追求油水，前面的讲述已交代过，只要能有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
意外的，局长居然是当年我曾经向纪委揭发过的那位！
冤家路窄的相遇自然要让我尴尬，而他事实上却不仅没有如我想象中那样让我尴尬，反而执着我的手直呼“老朋友”，尽情地显示着自己的大度。
其实，也用不着他如此惺惺作态，尴尬归尴尬，这时的我早已没了当初对他的那种刻骨的恨，我也曾尝试着去恨，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渐渐地甚至有了点儿亲切感。
他毕竟又做了我的直接领导，人家大度我又何必呢？要知道，对于象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单位的一把手通常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至少也能够决定你在单位中的地位。
但是我一下子由局里的清净闲人成为多数人的主心骨，倒并不单纯因为他的态度，更不是因为我是除了他之外唯一的正局级的副局长而让我协助他主持工作的安排，而主要缘于这样一种现象：
每逢有班子调整，尤其象这种调整，留任的人往往会成为单位里的主心骨，哪怕这个留任的人并不被人看好，毕竟原先的班子只剩下了他一人，即使原先对你抱有极深成见的人也会暂时主动地向你靠拢。这种靠拢虽必首先存在着，但或许他们只是想把你当成一块跳板，只要时间就会自动解除。
我当然不会为这样的现象所左右，不仅没有往日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沾沾自喜，反而明确地向大家传递着“紧密地团结在局领导班子周围”的信息，尽管他的这种似乎把我置于其他副局长之上的安排很快就暴露除了问题：
他压根儿就很少出门，即使他出了门，我的工作安排如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同意也无法推行下去，我曾亲耳听过在我安排工作之后办公室主任给他的电话汇报。
——不知他是否特意交代过，反正办公室主任有的是办法，其实也不需要多少办法，他只要一个字，拖！无论事大小，无论你如何着急上火，就不信托不黄你。
所以，我实际上仍是无所事事的人，我不能厚颜无耻地总做这些尴尬事儿。
对于这样的安排，我言语中虽难免要牢骚几句，却已不象过去那样反感。
他对我的表现居然也甚为不满，虽然他同样没有跟过去那样表现到脸上，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果然，某一日在酒宴上他只抓住了我一个极细微的过错就大发雷霆，言语甚为不堪直刺人的自尊。
虽然我当时也沾了酒，但意识却是清醒的，我居然没有象大家期望的那样跟他对干，只一味地自我检讨赔不是。
我的这种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大度自然被人斥之为软弱，有的甚至在背后偷偷地呼我“软皮蛋”，说这话时不可避免地会是一脸的不屑。
软弱未必就不是一种生存之道，而且最容易博得人的同情，我的软弱虽伤及了自尊并且让不少人为之瞧不起，却让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热络起来，原因是新任局长的严格考勤制度不再允许我随意地来去，即使无事可做，包括副局长在内也必须坐班，理论依据则是拿着工资上班就是天经地仪的。
上班确天经地仪，任谁都没有反驳的理由。——人就是******贱，忙嫌忙累嫌累真的无事可做了又嫌无聊。
但面对新形势，我必须要放下自己已少得可怜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架子，屈尊俯就地跟他们闲聊。
很快，我就发现，以我这样的身份只要不一本正经地去管他们，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交往的，有时候甚至会极尊重地邀我去参加他们一些东借西凑的场合，而且非要我坐到主陪或主客的位置，尽管我明白他们也知道我什么也管不了无异于一块招牌，只要我能够厚颜无耻地代表局党委自大一次说一些不着边际无甚意义的大话，常常也能够让他们自觉挣得了面子而满足，当然，在满足他们的同时，我可怜的自尊也会因受到没原则的恭维而得到满足。
任谁都知道，这样做无疑在混日子，而我却逐步混出了味道。
这或许就是他们所说的场面，没有场面就不会有所谓的油水。
虽然我仍说不清怎样才算油水，也无意于他们拼力去争的油水，这些场合终究让我省去了不少吃喝的费用而避免了每到月底因工资耗尽经济拮据的尴尬，更重要的是这些原让我讨厌的东西无疑让我进一步拉紧了跟他们的距离而能够更好地闲聊。
原来这些场合居然有如此的功能？！
至此，我仿佛明白了我们县的官场何以会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当然，这些流言也不能全算是流言，往往也有多数的真实存在。
——既然无所事事，必要闲聊：场合上聊，上班的时间也在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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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也有闲聊的讲究，看起来漫无天际，内容却丰富：常常会由一些诸如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引起，渐渐地向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等蔓延扩散，大至纵横天下，小至百姓琐事，最后必然连“当朝不议当朝事”的禁忌也不顾了。
其中当然多是道听途说的猜测，因为闲聊不能总重复，有的甚至宁愿费财费力去探听来满足闲聊的需要。
且不说闲聊必生流言，单说这些生动鲜活的内容无疑让我了解了局里更多的内幕。
譬如局里最受一把手青睐的那位副局长，据说不单纯因为他有深厚的背景，更重要的还有，据说他的这位背景曾向局里捐赠过三万元，尽管这些捐资不过是归他背景所控制的国有资产捐出来于本人毫发无损，但现在讲究的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控制：
只要归我控制，其流向自要由我说了算，我让其流向同属行政的你单位自然犯不了啥大错，却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更何况是经费日趋紧张的文化局。
如此，即使我不图回报，你局长总不该无动于衷吧：人是感情动物，总该讲感情吧？感情是私事儿，但人首先是感情动物之后才是人。所以，感情不可能仅体现在私事儿上。
再说了，什么是公事？公事实际上就是在为人提供培养感情的机会——凡事总得对得起良心吧，或者可以说良心是感情的基础也是一种价值，只要对得起了良心，等价交换就实现了。
虽然有时候交换的代价太大，大便大吧，终究是公事于我无损，管那么多干啥，尽管原则就在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中流失，尽管不少事就坏在感情上。
你也别不信，倘若没有了这样的等价交换，恐怕有不少人无法生存，相反地，也有不少人因为不信甚至藐视这个这个规律而付出了一生碌碌无为的代价。
据说终究是据说，我敢断定，我还没有庸俗到对这种尚无法辨清对错的据说感兴趣的地步——除了惊奇新鲜之外，我显然没有深入研究的任何意思，因为即使自己要想深入研究也不具备这样的背景，所以跟朋友提及纯属无话可说时的废话。
——最关注自己的人最易犯的错误恰恰就是忽略自己，或过高或过低任何一种走向极端的估计都应算作忽略。显然地，我忽略了自己，居然在朋友面前提及这种无聊的话题，或许我当时实在已无法找到能说的话题。
朋友是思乡镇山区综合开发项目的某老总，他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已经使之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他当即就拍板决定给局里十万元的捐助。
我自要推辞，尽管推辞并不坚定，毕竟还是推辞过了，这种推辞恰到好处，理所当然地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这也算是我平庸生活中的一点儿波澜吧，因为当局长接过支票看了又看才确认不假时，虽一句话也没说，握着我的手却在明显地发抖。
我猜想，我的处境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吧，我期盼着，已暗暗地在分析着自己将要分管哪一块又该如何管。
然而，或许因为期盼过急的缘故，事实竟非如我愿：半年过去，我仍是无所事事。
必是机会不合适，否则，绝不会。我只能这样劝着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压根儿就没有要安排我的意思，据说竟还是因为我的过去。
而且，原以为自己尴尬地努力绝不会有人知晓，事实却再一次证实我错了，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厉害，因为就在办理完支票交接我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人在冲我诡秘地笑，渐渐地就有更加不堪的东西入耳：
已到了如此地步又何苦呢？人哪，千万不能只看嘴皮子上的东西，骨子里谁不在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连林局……实在钻不动……一身骚。
这些突如其来的话难免过于尖酸刻薄，也道出了实情，我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儿，却仍当众脱光了似地，而怪则只能怪自己虑事不周。
其实，如果能够让自己更冷静一些就不难发现，只要沾了“官”字，事情就难保密，尤其在局机关，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员，往往也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能量，而那些中层干部则无异于局领导班子的晴雨表——只要是某位副职得了势，哪怕只是他们的猜测，也会蜂拥而上迅速示好。
细想起来，这是一种精神，不肯舍弃任何丝毫机会的精神。
而一旦失了势，则必会唯恐沾染了瘟疫似地远离，素质差一点儿的甚至会当众与之高声地吵起来似乎要显示点儿什么，素质高的虽仍能保持表面上的必要恭敬却还是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恭敬中的不屑。
办公室主任就是后者，曾经是我最欣赏的年轻人，所以我竭力地推荐了他。
却不料其变化竟如此之快，态度居然比不上那位不被我看好现已离了职的老主任——起码还有句公道的话。
公道话是至关重要的，人有时候连这样几句公道话也得不到。
或许还是沾了“官”字的原因，人一旦从中解脱出来，反而轻松了，往往能还原到人的本性。
既如此看，我最欣赏的这位无论从那个方面去衡量都不是办公室主任的上佳人选，出于报复的心理，我自鸣得意。
我的自鸣得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局长偏偏喜欢的就是这位，尽管局长难免会因为他的工作失误而严厉地训斥他，或许正应了一位老官场的话：工作无多无少，不要以为谁谁能干而谁谁就不能干，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这话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我还是在期待着事故的发生，譬如延误了开会通知或者不会协调关系而将各科室搞的甚僵或者派车不当导致车祸之流，尽管少有这样的事，而且即便有这样的事，也常常会因为局长的一句话而让之消弭于无形，局长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
人做不得亏心事儿，只要做了亏心事儿，就会变得敏感。
敏感在正常的时候算不得坏事，而正常的时候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敏感，脑袋象灌了铅似地木木地且沉重。
只要敏感，就会有更多地感悟，即使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常常也能砸摸出许多味道，而这些感悟无疑又助长了敏感。
敏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或多疑或悲观或亢奋诸多情感的纠缠，对主任的敏感观察明显加剧了对老主任的愧疚，似乎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儿。
因为老主任自打离职后，极具灵气的一个人一下子就蔫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遇有别人冷不丁喊他，就会受了惊吓似地发呆，必要别人再三喊他，他才会轻轻地推一下办公桌上的厚厚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去看的报纸，缓缓地转过身“啊啊”连声，神情竟是迟钝，若是喊话者不再说话，他绝不会去问为什么，自顾自地去盯着报纸两眼不动。
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关注往往具有这样的规律：新鲜事物之所以新鲜，首先必因为其与众不同而让人感到好奇，待好奇得到了满足就习以为常了，没有人再去关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正股级待遇的普通人员，象这样的人员在县直机关中可以说随手指几个就是所谓的正股级，人们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去求他。
出于愧疚，我开始注意他：他早已没有了过去人们甚至是象我这种类型的副局长去求他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风采，连走路都怕人似地低着头紧贴着墙角儿。
他确实得罪了太多的人，按说这也是他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但太不注意方式方法，每逢民主评议，他得票总是最低，都是局长独断专行地保他才能够让他连年优秀。
这样的优秀其实害人不浅，不仅不能让本人觉悟，而且容易让人坠入沾沾自喜的泥坑而更加神采飞扬。
如果能够耐心地回顾，应该不难发现，有不少的人压根儿就没有几次优秀，常常出人意料地就提拔了。
有人说这是韬光养晦，也有人说是领导在搞平衡，好事总不能尽为一人所得。
但是也绝不可以忽视这些民主评议票的作用，因为人说话必需要理由，倘若有人把这些票当成了说事的理由，处境就大大不妙了，尽管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之际毕竟属于少数，却终究还是存在着，而且偏偏让他碰上了。
多年的办公室主任的经历让他有足够的这方面的经验，但事若关己必乱，或许为了稳妥，他找了一些新局长的至交前去周旋。
岂料不找还好，找过之后反而坚定了新局长调整他的决心，因为他找过的人与局长虽铁，却终究不是局长本人而是别人，而且他与找的人越铁，越有泄露机密的可能，办公室主任毕竟是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还是自己的人更可靠。
凡是个官，就不痴不傻，只有到太精明过头的时候才会显出痴傻这个平常人才有的特征。
局长自然不是这样的人，他精明的设计不仅骗过了所有拿评议票说事的人，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庄严的一票终于发挥了作用而扬眉吐气而收拢了人心，却没有骗过主任，这里面当然有主任找过的那位领导的智慧。
事实上，当这位领导经不住主任的再三纠缠终于肯明白无误地告知真相时，因为自己总算尽了心而长舒了一口气，主任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说起我与老主任的交往，里面还有段故事。故事且从老主任说起，说是老主任，不过是按照任职的先后顺序来讲的，人其实并不老。
他就是曾经打破我鼻梁后来做了工会主席的那位的继任者，或许出于安慰的意思，任命他时局长破例征求了我的意见。
他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然不是最好的人选，但我还是坚定地推荐了他。
当时的干部选拔还没有现在这样严格，只要局党委通过按照规定的程序上报即可。
现在想起来，关于他的推荐和现在这位的推荐并无多大本质的区别，即无论自己如何表态，局长都是要任命的，征求意见不过是履行一下所谓的程序。
但当时我却认为自己的那一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毕竟属于A票，A票必须要签名并说明理由，而一般干部的B票不仅不需要签名而且只做数量上的统计。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认为，无论如何他都欠了我一份人情。所以，待我决定与局长改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不要说他处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要想跟领导改善关系，领导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只是一名司机都是关键，因为毕竟他们离领导最近跟领导说话最方便也最得领导信任，只要他们看似不经意地一句话，往往就能够让你的多日努力付之东流。
这种事儿当然不宜于公开场合公开地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电话。接连打了几遍电话，只是想请他喝酒交流一下，要知道做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不知自己何以变得如此世俗，几经思考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都被他以或局长有安排或老婆孩子有病为由推辞了。
也是我稀奇古怪的性格使然，三番五次之后，我居然悄悄地跟了他一次。
只见他下班之后先恭恭敬敬地送走了局长——这是他的习惯，一把手局长不走他从不先走，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局长走后，他开始做贼似地东张西望起来，见四周无人就上了一辆车直往工会主席家而去。
工会主席与副局长虽同属副局，按照排名却低了些，但我们局的工会主席却分管着局里的所有要害。
我决心要看一看他的风光，因此就一直跟着他——他毕恭毕敬地伺候着主席一家人上了车直奔我局经常安排饭的那家饭店，忙忙碌碌安排过饭之后就在不停地逗主席家的孩子……
奴颜媚骨，太监！对，就是太监。那一刻，我突然涌上了这个词儿。也就在那一刻，多变的我突然改变了想法，与局长的关系自然就那样不死不活地拖了下来。
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越看他越不顺眼越恶毒，直至彻底断了联系，连见了面都会不自觉地涌上怒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个人只要还能够愧疚，就足以证明他的良心未泯，因为良心是能够分化的，大致有愧疚、同情、自尊、挣扎等四个分化结果。
我的愧疚让我开始注意他，并非就是因为注意他而让我容易忆及与他的交往，而是因为新主任的嚣张，二者居然如此地相似，只要或想到或看到他的表现，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忆及与老主任的交往，这就象人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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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相互联系的人之间果真存在心灵感应，连想也是不能想的，只要想了就能缝合命中注定的缘分，必然地要继续碰面并继续未断的交往。
我与老主任的再次交往绝不该是这样的原因的话，必是因为同病相怜。
正当我愧疚之时，已记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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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我要给大家讲的，还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无疑已成为有毕业后十几年经历的人任谁都不会去辩驳的事实。
关于变化，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不过，我今天所要讲的并非那些单纯的变化，而是由于这些单纯的变化或者说经历而引起的人自身的变化。
忙于生活的人不会总两眼紧盯着这些变化，关于这些变化的清醒意识往往来自于长期无意识思考的顿悟。
某一日，一个极普通的春天的早晨，不到五点我就醒了觉。既醒了就绝不强迫自己，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匆匆穿衣起床，四周依然黑暗，死一样寂静。
我突觉百无聊赖起来，百无聊赖之后往往是深深地失望泄气茫然。我下意识地关了房间的门，顺势躺倒沙发上，随意开了电视。
电视或许由于孩子鼓捣的缘故，声音出奇地大，我慌忙把声音调低，心跳竟是急速地加快。
开着电视，注意力却不在电视上。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倘若被老婆知道，必又是一番不停地唠叨。
电视还没有多少台，画面除了一些似说非说似跳非跳似唱非唱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明星演唱会之外，就是大篇的保健广告。
这是怎么了，难道中国人都得了病？我显然急欲搜一节目来看，愿望却难以满足，迫于无奈只好暗暗责备着把电视停于一尚未来台的频道。
电视在闪着亮光，我的思绪欲随意地延伸却仿佛受了阻滞一片空白泛不起任何意识。
这种现象已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了，我毫不奇怪。
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莫名其妙地，我想到了死和心肌梗死脑出血肝癌车祸等诸如此类的死因。
死后……我竭力地去想象自己死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却什么也想不起，唯有一点儿异常清醒地活跃着，那就是我死后肯定会有亲人们悲痛，尽管或许这种悲痛只是短暂的或者不会持久的。
想着，情绪烦躁起来，去******，反正自己不可能知道这些预测的结果。
随着这个念头的泛起，仿佛要看淡点儿什么。——想想人生几十年，也快，快要死了，临死之前会想些什么呢？
情绪开始蔓延，不过，我没有任其蔓延，现在显然还不到彻底绝望的时候，只不过该努力地看淡。
说是看淡了，其实要真正把事情看淡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四十岁的男人。
我们且不管人们常说的“四十岁的男人一枝花”到底是何是何用意，四十岁的男人本应是干事的黄金期，我却在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拜访过那位欣赏过我的领导之后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或许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渴望伯乐而伯乐不常有的“伯乐”思维方式。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自己无异在挣扎——一方面在极力地否定一些表面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被这些东西所诱惑着。
所谓的表面上的东西，我也无法准确地说清，大概就是诸如家中车水马龙评先进受表扬与领导关系紧密或者经常有酒桌在酒桌上意气风发之类的东西。
尽管我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虚无缥缈有时候甚至是有害的，自己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或许因为已丧失了拥有这些东西的条件，这些曾经顶讨厌过的东西居然变得如此美好，诱惑让我无法抵御。
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旦失去了，就不易再找回，空留不懂得珍惜的感叹。
生活的真实是，除非彻底地绝望，人总会给自己找一些说服自己的理由。
譬如人切不可过于张扬，过于张扬就容易触犯党纪国法，倘若那样丢失了现在的工作，实在得不偿失。
有了理由，我就竭力地去想象那些场面人的“得不偿失”来安慰自己，人家当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得不偿失”，而且脸上总是在笑，永远那么灿烂张狂又体面。
那些虚无的荣誉是没有价值的。我这样想着，又想到了自己的那些荣誉——显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而且也没能阻挡那些不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一个个窜到了我的前面，或许我得到的仅是荣誉，而别人更看重的是图谋长远的实惠，至少人家现在有事可做。
我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另找别人或许有更深背景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而绝少会从自身上去找问题，而且想象的闸门一旦打开，只要具备一些现实基础，常常有无限延伸的可能：背景固然是重要的，倘若背景出了问题，其结局甚至会连我也比不上。
这样的想法无疑已经走了极端，却仍在继续蔓延：若是根基不牢，背景遇上问题，必要拿你来垫背，首先牺牲的就是你。
人无疑是要靠人保的，就象婴儿需要搀扶，但扶你的人不会白扶你，必要的时候当然要靠你来扶他，而且他扶你的时候往往只需轻轻一带，而你扶他的代价常常会让自己粉身碎骨。
我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当然都是由象我这样的人讲的，难免要透着悲观，因为现实确少有这样的故事。
但少不等于没有，这样的故事连可能都不能有的，因为只要一次，就足以毁了人一生。我显然在劝着自己，却还是开始从网上搜索下载类似的东西，并就着这些东西慢慢地去想，虽难免仍要糊涂，事情倒真的看淡了不少。
当然，这里面也有现实所迫的原因。这算是我的变化之一吧。
另一个变化便是或许大家都有的那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刚毕业时的锐气渐渐地难得一见了，遇事竟总要左思右想只怕有什么闪失而迟迟拿不定主意。我原就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总以为性格使然。
严格地说，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儿，应该从我莫名其妙地想到死那一刻算起，因为只有从那一刻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
只要人能够真正地认真审视自己，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变化。然而，人最难的往往就是不容情面地审视自己。
我发现了自己的变化，尽管我的表述或许还不够准确，而且一时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有这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到底是否正常。
是否正常要靠实践来检验，现在不说或许人不可避免地都要经过一个勇敢——软弱——勇敢的过程，只说这样的变化给我的影响。
意识到这样的变化时，恰值局领导班子做了调整。中国人都有青天情结，尤其象我们这种具有青天崇拜的县，无论官民，无一不在传颂渴望着青天，而且逢有领导班子调整，人的渴望就会更加强烈起来，乡镇如此，县直机关也如此：落魄的有谁不想因为主要领导的更换而让自己的境遇有较大改善呢？
传言伴着假想与猜测在隐隐的渴望中沸沸扬扬地传了许久，局领导班子调整总算有了结局——原来的班子成员除了我之外，完全与猜测相符：该退的退，该提的提厌倦了的寻门路去了外单位。
我原以为自己总算有了机会，我不象有的人凡事追求油水，前面的讲述已交代过，只要能有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
意外的，局长居然是当年我曾经向纪委揭发过的那位！
冤家路窄的相遇自然要让我尴尬，而他事实上却不仅没有如我想象中那样让我尴尬，反而执着我的手直呼“老朋友”，尽情地显示着自己的大度。
其实，也用不着他如此惺惺作态，尴尬归尴尬，这时的我早已没了当初对他的那种刻骨的恨，我也曾尝试着去恨，却怎么也恨不起来，渐渐地甚至有了点儿亲切感。
他毕竟又做了我的直接领导，人家大度我又何必呢？要知道，对于象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单位的一把手通常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至少也能够决定你在单位中的地位。
但是我一下子由局里的清净闲人成为多数人的主心骨，倒并不单纯因为他的态度，更不是因为我是除了他之外唯一的正局级的副局长而让我协助他主持工作的安排，而主要缘于这样一种现象：
每逢有班子调整，尤其象这种调整，留任的人往往会成为单位里的主心骨，哪怕这个留任的人并不被人看好，毕竟原先的班子只剩下了他一人，即使原先对你抱有极深成见的人也会暂时主动地向你靠拢。这种靠拢虽必首先存在着，但或许他们只是想把你当成一块跳板，只要时间就会自动解除。
我当然不会为这样的现象所左右，不仅没有往日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沾沾自喜，反而明确地向大家传递着“紧密地团结在局领导班子周围”的信息，尽管他的这种似乎把我置于其他副局长之上的安排很快就暴露除了问题：
他压根儿就很少出门，即使他出了门，我的工作安排如没有事先征得他的同意也无法推行下去，我曾亲耳听过在我安排工作之后办公室主任给他的电话汇报。
——不知他是否特意交代过，反正办公室主任有的是办法，其实也不需要多少办法，他只要一个字，拖！无论事大小，无论你如何着急上火，就不信托不黄你。
所以，我实际上仍是无所事事的人，我不能厚颜无耻地总做这些尴尬事儿。
对于这样的安排，我言语中虽难免要牢骚几句，却已不象过去那样反感。
他对我的表现居然也甚为不满，虽然他同样没有跟过去那样表现到脸上，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果然，某一日在酒宴上他只抓住了我一个极细微的过错就大发雷霆，言语甚为不堪直刺人的自尊。
虽然我当时也沾了酒，但意识却是清醒的，我居然没有象大家期望的那样跟他对干，只一味地自我检讨赔不是。
我的这种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大度自然被人斥之为软弱，有的甚至在背后偷偷地呼我“软皮蛋”，说这话时不可避免地会是一脸的不屑。
软弱未必就不是一种生存之道，而且最容易博得人的同情，我的软弱虽伤及了自尊并且让不少人为之瞧不起，却让极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热络起来，原因是新任局长的严格考勤制度不再允许我随意地来去，即使无事可做，包括副局长在内也必须坐班，理论依据则是拿着工资上班就是天经地仪的。
上班确天经地仪，任谁都没有反驳的理由。——人就是******贱，忙嫌忙累嫌累真的无事可做了又嫌无聊。
但面对新形势，我必须要放下自己已少得可怜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架子，屈尊俯就地跟他们闲聊。
很快，我就发现，以我这样的身份只要不一本正经地去管他们，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交往的，有时候甚至会极尊重地邀我去参加他们一些东借西凑的场合，而且非要我坐到主陪或主客的位置，尽管我明白他们也知道我什么也管不了无异于一块招牌，只要我能够厚颜无耻地代表局党委自大一次说一些不着边际无甚意义的大话，常常也能够让他们自觉挣得了面子而满足，当然，在满足他们的同时，我可怜的自尊也会因受到没原则的恭维而得到满足。
任谁都知道，这样做无疑在混日子，而我却逐步混出了味道。
这或许就是他们所说的场面，没有场面就不会有所谓的油水。
虽然我仍说不清怎样才算油水，也无意于他们拼力去争的油水，这些场合终究让我省去了不少吃喝的费用而避免了每到月底因工资耗尽经济拮据的尴尬，更重要的是这些原让我讨厌的东西无疑让我进一步拉紧了跟他们的距离而能够更好地闲聊。
原来这些场合居然有如此的功能？！
至此，我仿佛明白了我们县的官场何以会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当然，这些流言也不能全算是流言，往往也有多数的真实存在。
——既然无所事事，必要闲聊：场合上聊，上班的时间也在聊。
2
闲聊也有闲聊的讲究，看起来漫无天际，内容却丰富：常常会由一些诸如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不着边际的话引起，渐渐地向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等蔓延扩散，大至纵横天下，小至百姓琐事，最后必然连“当朝不议当朝事”的禁忌也不顾了。
其中当然多是道听途说的猜测，因为闲聊不能总重复，有的甚至宁愿费财费力去探听来满足闲聊的需要。
且不说闲聊必生流言，单说这些生动鲜活的内容无疑让我了解了局里更多的内幕。
譬如局里最受一把手青睐的那位副局长，据说不单纯因为他有深厚的背景，更重要的还有，据说他的这位背景曾向局里捐赠过三万元，尽管这些捐资不过是归他背景所控制的国有资产捐出来于本人毫发无损，但现在讲究的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控制：
只要归我控制，其流向自要由我说了算，我让其流向同属行政的你单位自然犯不了啥大错，却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更何况是经费日趋紧张的文化局。
如此，即使我不图回报，你局长总不该无动于衷吧：人是感情动物，总该讲感情吧？感情是私事儿，但人首先是感情动物之后才是人。所以，感情不可能仅体现在私事儿上。
再说了，什么是公事？公事实际上就是在为人提供培养感情的机会——凡事总得对得起良心吧，或者可以说良心是感情的基础也是一种价值，只要对得起了良心，等价交换就实现了。
虽然有时候交换的代价太大，大便大吧，终究是公事于我无损，管那么多干啥，尽管原则就在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中流失，尽管不少事就坏在感情上。
你也别不信，倘若没有了这样的等价交换，恐怕有不少人无法生存，相反地，也有不少人因为不信甚至藐视这个这个规律而付出了一生碌碌无为的代价。
据说终究是据说，我敢断定，我还没有庸俗到对这种尚无法辨清对错的据说感兴趣的地步——除了惊奇新鲜之外，我显然没有深入研究的任何意思，因为即使自己要想深入研究也不具备这样的背景，所以跟朋友提及纯属无话可说时的废话。
——最关注自己的人最易犯的错误恰恰就是忽略自己，或过高或过低任何一种走向极端的估计都应算作忽略。显然地，我忽略了自己，居然在朋友面前提及这种无聊的话题，或许我当时实在已无法找到能说的话题。
朋友是思乡镇山区综合开发项目的某老总，他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已经使之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他当即就拍板决定给局里十万元的捐助。
我自要推辞，尽管推辞并不坚定，毕竟还是推辞过了，这种推辞恰到好处，理所当然地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这也算是我平庸生活中的一点儿波澜吧，因为当局长接过支票看了又看才确认不假时，虽一句话也没说，握着我的手却在明显地发抖。
我猜想，我的处境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吧，我期盼着，已暗暗地在分析着自己将要分管哪一块又该如何管。
然而，或许因为期盼过急的缘故，事实竟非如我愿：半年过去，我仍是无所事事。
必是机会不合适，否则，绝不会。我只能这样劝着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压根儿就没有要安排我的意思，据说竟还是因为我的过去。
而且，原以为自己尴尬地努力绝不会有人知晓，事实却再一次证实我错了，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厉害，因为就在办理完支票交接我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人在冲我诡秘地笑，渐渐地就有更加不堪的东西入耳：
已到了如此地步又何苦呢？人哪，千万不能只看嘴皮子上的东西，骨子里谁不在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连林局……实在钻不动……一身骚。
这些突如其来的话难免过于尖酸刻薄，也道出了实情，我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儿，却仍当众脱光了似地，而怪则只能怪自己虑事不周。
其实，如果能够让自己更冷静一些就不难发现，只要沾了“官”字，事情就难保密，尤其在局机关，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员，往往也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能量，而那些中层干部则无异于局领导班子的晴雨表——只要是某位副职得了势，哪怕只是他们的猜测，也会蜂拥而上迅速示好。
细想起来，这是一种精神，不肯舍弃任何丝毫机会的精神。
而一旦失了势，则必会唯恐沾染了瘟疫似地远离，素质差一点儿的甚至会当众与之高声地吵起来似乎要显示点儿什么，素质高的虽仍能保持表面上的必要恭敬却还是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恭敬中的不屑。
办公室主任就是后者，曾经是我最欣赏的年轻人，所以我竭力地推荐了他。
却不料其变化竟如此之快，态度居然比不上那位不被我看好现已离了职的老主任——起码还有句公道的话。
公道话是至关重要的，人有时候连这样几句公道话也得不到。
或许还是沾了“官”字的原因，人一旦从中解脱出来，反而轻松了，往往能还原到人的本性。
既如此看，我最欣赏的这位无论从那个方面去衡量都不是办公室主任的上佳人选，出于报复的心理，我自鸣得意。
我的自鸣得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局长偏偏喜欢的就是这位，尽管局长难免会因为他的工作失误而严厉地训斥他，或许正应了一位老官场的话：工作无多无少，不要以为谁谁能干而谁谁就不能干，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这话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我还是在期待着事故的发生，譬如延误了开会通知或者不会协调关系而将各科室搞的甚僵或者派车不当导致车祸之流，尽管少有这样的事，而且即便有这样的事，也常常会因为局长的一句话而让之消弭于无形，局长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
人做不得亏心事儿，只要做了亏心事儿，就会变得敏感。
敏感在正常的时候算不得坏事，而正常的时候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敏感，脑袋象灌了铅似地木木地且沉重。
只要敏感，就会有更多地感悟，即使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常常也能砸摸出许多味道，而这些感悟无疑又助长了敏感。
敏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或多疑或悲观或亢奋诸多情感的纠缠，对主任的敏感观察明显加剧了对老主任的愧疚，似乎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儿。
因为老主任自打离职后，极具灵气的一个人一下子就蔫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遇有别人冷不丁喊他，就会受了惊吓似地发呆，必要别人再三喊他，他才会轻轻地推一下办公桌上的厚厚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去看的报纸，缓缓地转过身“啊啊”连声，神情竟是迟钝，若是喊话者不再说话，他绝不会去问为什么，自顾自地去盯着报纸两眼不动。
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关注往往具有这样的规律：新鲜事物之所以新鲜，首先必因为其与众不同而让人感到好奇，待好奇得到了满足就习以为常了，没有人再去关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正股级待遇的普通人员，象这样的人员在县直机关中可以说随手指几个就是所谓的正股级，人们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去求他。
出于愧疚，我开始注意他：他早已没有了过去人们甚至是象我这种类型的副局长去求他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风采，连走路都怕人似地低着头紧贴着墙角儿。
他确实得罪了太多的人，按说这也是他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但太不注意方式方法，每逢民主评议，他得票总是最低，都是局长独断专行地保他才能够让他连年优秀。
这样的优秀其实害人不浅，不仅不能让本人觉悟，而且容易让人坠入沾沾自喜的泥坑而更加神采飞扬。
如果能够耐心地回顾，应该不难发现，有不少的人压根儿就没有几次优秀，常常出人意料地就提拔了。
有人说这是韬光养晦，也有人说是领导在搞平衡，好事总不能尽为一人所得。
但是也绝不可以忽视这些民主评议票的作用，因为人说话必需要理由，倘若有人把这些票当成了说事的理由，处境就大大不妙了，尽管这种情况多发生于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之际毕竟属于少数，却终究还是存在着，而且偏偏让他碰上了。
多年的办公室主任的经历让他有足够的这方面的经验，但事若关己必乱，或许为了稳妥，他找了一些新局长的至交前去周旋。
岂料不找还好，找过之后反而坚定了新局长调整他的决心，因为他找过的人与局长虽铁，却终究不是局长本人而是别人，而且他与找的人越铁，越有泄露机密的可能，办公室主任毕竟是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还是自己的人更可靠。
凡是个官，就不痴不傻，只有到太精明过头的时候才会显出痴傻这个平常人才有的特征。
局长自然不是这样的人，他精明的设计不仅骗过了所有拿评议票说事的人，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庄严的一票终于发挥了作用而扬眉吐气而收拢了人心，却没有骗过主任，这里面当然有主任找过的那位领导的智慧。
事实上，当这位领导经不住主任的再三纠缠终于肯明白无误地告知真相时，因为自己总算尽了心而长舒了一口气，主任却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说起我与老主任的交往，里面还有段故事。故事且从老主任说起，说是老主任，不过是按照任职的先后顺序来讲的，人其实并不老。
他就是曾经打破我鼻梁后来做了工会主席的那位的继任者，或许出于安慰的意思，任命他时局长破例征求了我的意见。
他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然不是最好的人选，但我还是坚定地推荐了他。
当时的干部选拔还没有现在这样严格，只要局党委通过按照规定的程序上报即可。
现在想起来，关于他的推荐和现在这位的推荐并无多大本质的区别，即无论自己如何表态，局长都是要任命的，征求意见不过是履行一下所谓的程序。
但当时我却认为自己的那一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毕竟属于A票，A票必须要签名并说明理由，而一般干部的B票不仅不需要签名而且只做数量上的统计。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认为，无论如何他都欠了我一份人情。所以，待我决定与局长改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不要说他处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要想跟领导改善关系，领导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只是一名司机都是关键，因为毕竟他们离领导最近跟领导说话最方便也最得领导信任，只要他们看似不经意地一句话，往往就能够让你的多日努力付之东流。
这种事儿当然不宜于公开场合公开地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电话。接连打了几遍电话，只是想请他喝酒交流一下，要知道做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不知自己何以变得如此世俗，几经思考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都被他以或局长有安排或老婆孩子有病为由推辞了。
也是我稀奇古怪的性格使然，三番五次之后，我居然悄悄地跟了他一次。
只见他下班之后先恭恭敬敬地送走了局长——这是他的习惯，一把手局长不走他从不先走，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局长走后，他开始做贼似地东张西望起来，见四周无人就上了一辆车直往工会主席家而去。
工会主席与副局长虽同属副局，按照排名却低了些，但我们局的工会主席却分管着局里的所有要害。
我决心要看一看他的风光，因此就一直跟着他——他毕恭毕敬地伺候着主席一家人上了车直奔我局经常安排饭的那家饭店，忙忙碌碌安排过饭之后就在不停地逗主席家的孩子……
奴颜媚骨，太监！对，就是太监。那一刻，我突然涌上了这个词儿。也就在那一刻，多变的我突然改变了想法，与局长的关系自然就那样不死不活地拖了下来。
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越看他越不顺眼越恶毒，直至彻底断了联系，连见了面都会不自觉地涌上怒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个人只要还能够愧疚，就足以证明他的良心未泯，因为良心是能够分化的，大致有愧疚、同情、自尊、挣扎等四个分化结果。
我的愧疚让我开始注意他，并非就是因为注意他而让我容易忆及与他的交往，而是因为新主任的嚣张，二者居然如此地相似，只要或想到或看到他的表现，我就会莫名其妙地忆及与老主任的交往，这就象人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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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相互联系的人之间果真存在心灵感应，连想也是不能想的，只要想了就能缝合命中注定的缘分，必然地要继续碰面并继续未断的交往。
我与老主任的再次交往绝不该是这样的原因的话，必是因为同病相怜。
正当我愧疚之时，已记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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