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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9年初冬时节。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雪花纷纷洒洒地在车窗外飘落着……
一列绿皮火车正沿着“沈齐铁路”在吉林与内蒙交界的科尔沁大草原一路向北疾驶……
在这辆火车的第四节车厢内，乘客挤得满满登登，什么坐姿和站姿的人都有。此时已是后半夜3点左右，大多数乘客都处于睡意朦胧的状态。也许是那个时代交通极不发达的缘故，人们出远门几乎都选坐火车。正因如此，本次列车被称为“沈齐”线上出了名的“绿皮慢”。这列火车，每天从齐齐哈尔和沈阳各对开一个车次，全程约需走行两天一宿。许是方便老百姓出行缘故吧，火车几乎见站就停。乘车的人多是一些“背抱摞散”的农民。故此起彼伏的“哟喝声”、睡在过道和座位下的“打呼噜声”、侧歪在座位上前仰后合的“咬牙放屁声”充斥在整个车厢之内。此时，最愁人的事是上厕所。瞧吧，排在厕所门口要大小便的男男女女，面部表情几乎都奇奇怪怪的。有的急不可耐，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干脆提着嗓子迫不及待地朝里面解手的人“嗷嗷催喊”，有的甚至在排队解手时候还在“假寐”……那一幕幕情景就象刻在了我少年的记忆中一样，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不知为何却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广大旅客请注意！广大旅客请注意！请带好你的随身物品，下一站是坦途车站！”
随着女列车员清脆动听的报站声传遍整个车厢，一些“哈欠连天”的乘客极不情愿地睁开了惺松的睡眼。这时我和老五（当时叫子章，多年后自己改叫会章）、老六（久章）也被继父、母亲和淑峰姐逐个“拍打着”叫了起来。5分钟过后，“绿皮慢”在一个叫做“坦途”的小镇鸣着非常刺耳的汽笛声缓缓地停了下来。跟着迤逦下车的人流，我们小哥仨跟在继父、老妈和姐姐的身后也先后下了车。
此时，东方地平线上刚刚泛起“鱼肚白”。初冬时节的北国之冬虽不象“三九”天那样滴水成冰，但同比吉林老家依然是冷得格外出奇。小镇上没有多少人家，更没有看见袅袅升起的炊烟。随着天光的越来越亮，才看清小镇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雪野。不大不小的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落着，地上的雪积了很厚的一层。走出站台的人，脚底下还不时地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大草原上的风很大，虽不十分凛冽，但吹在我的脸上照样有一种“刮鼻刮脸”的感受。
“孩子们，快些走！我们去坐小火车！”继父于海生在行进过程忽然转身向我们哥仨大声的催促道。他看上去有50多岁的模样，一身干部打扮，走起路来官架十足，长着一只非常特别的“酒糟鼻”，言谈举止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受。此时他身披一件奢华的高档大衣，头戴貂皮男士棉帽，项上围着一条棕色围脖，手戴一副黑棉皮手套，脚穿一双高档军用大头鞋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在一家六口人的最前面。紧随继父身后的是时年10岁的我；接着是7岁的老五和5岁的老六；后面是我们41岁的母亲杨素琴和18岁的淑峰姐。
记得还在故乡吉林做前往镇赉四方坨子劳改农场下放准备的时候，继父就曾多次给我母亲讲到北大荒冬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候特征。为此，在做出行准备时母亲才提前为我们哥仨和淑峰姐都各做了一套厚实的棉袄棉裤和一身新外套。只记得我们哥仨的外套是“藏蓝色”的，鞋都是一个样式的“水靰鞡”，帽子都是新买的“狗皮棉帽”；走在母亲前面的是淑峰姐，她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红围脖”，身穿一套大表哥张延忠送给姐姐的一套新军服，脚上穿的是一双棕色反毛棉皮鞋，加之姐姐原本自带“天然去雕饰”的美人相，故这一路走来不知收获了多少“路人”的回头率；母亲走在一行6人的最后边，她戴着口罩，围着一条银灰色的由淑峰姐新织的“毛围脖”，身穿一件黑色带貂毛领的大衣，脚穿一双蓝泥子面的女士棉鞋，外加母亲有着风韵犹在的姣好面孔，故给过往行人留下了很深的“贵妇”形象。
从坦途镇开往四方坨子劳改农场的小火车站相距坦途火车站约有300米的间距。由于这段路雪厚、路滑，外加行走过程人们“一哧一滑”，所以才显得好象走出了二、三里地似的。
小孩子历来是充满好奇心的。我们仨小子从未见过“小火车”。看到这个正在“呼哧呼哧”冒着黑烟的怪物，这老五和老六也不困了，他俩飞也似地抢到继父前面钻上了“小火车”。我也是不乏好奇心的，紧跟着他俩也先继父一步上了车。
上了小火车才知道，这个“玩艺儿”跟刚坐的大火车可不是一回事。整个车身比大火车小多了：先说车头吧，比大火车“小老鼻子”了，“哥俩”从外观看，长得多少有点像，但根本不能相比。再说说车厢吧，大小也不一样，整个火车只有8节车厢。其中有4节是坐人的，其余4节是拉货的。再看看旅客坐小火车是啥感受吧，小火车好象是没有暖气，坐在车上冻得直跺脚。我们哥仨在车没开动时也不敢坐在座上，因为脚冻得老难受了。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很多人都站在过道上，所有的人绝对不分“三六九等”，不论是当官模样的，还是穿着“绅士”一点的人，在这辆车上都是一个待遇。
“坦途镇”听名字好象挺顺耳。但在上了这辆车后，我却生起了一缕“忧虑前路”的耽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在后边第4节车厢里还有同车坐着被多名身着蓝色警服并荷枪实弹押解着的10多名带着“手铐”的犯人。这些人一个个面如土色，神态木然。一看就是神志和精神已近崩溃边缘。
“呜—呜—”，随着小火车气笛的一声长鸣，火车终于“呼哧呼哧”地徐徐开动了……转瞬之间，车厢里咒天骂地的嘈杂声也随之平息下来……
小火车在白雪覆盖且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不快不慢地行进着……火车大约在走行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一家6口总算在难捱的奇冷中到达了距终点四方坨子还有10公里（全程约80公里）的“树北车站”。
树北，是从坦途坐小火车去往四方坨子中途经停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位于上个经停站点“哈吐气蒙族乡”和“四方坨子”之间。当我们一家人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已是上午8点半左右。此时，雪花已不再飘洒，阴云密布的苍穹也开始有了“雪霁云开”的征兆。“树北”是当年兴建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建设“坦—四”小火车专线时，为就近就便实现新来“犯人”、干警及往来家属人员分流而设置的一个经停站点。从这里一路向北可就近去达吉黑两省交界嫩江边上的嘎什根、丹岱和黑龙江省的“泰赉”县城；一路向南可经“五棵树”、“李八虎”到达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十分场“张家园子”，以及久负盛名的“丹顶鹤故乡”——镇赉县“莫莫格蒙族乡”。
“树北”既非乡镇，也非村屯。只因地处“五棵树”之北，故名曰“树北”。由此可知，国家是把“四方坨子劳改农场”选在了吉林省西北角与内蒙、黑龙江“两省一区”交汇处的“沼泽之国”。在这里建立劳改农场一则可利用犯人“垦荒”生产粮食，自给自足；二则可利用一望无际的“泡沼”作为“天然屏障”阻遏“服刑犯”的越狱逃匿。事实上，假若你把在押犯人放掉，那么他即使不成为沿途野狼的猎食对象，也定逃不出在某地深陷“湿地泡沼”，命丧于“蚊虫叮咬”。总之，对于城里人来说你假若搞个“问卷调查”，每10人中你提“镇赉”在哪？那么十有其一能答对就不错了；但若问“四方坨子”在哪？那么我敢说十有八九都能答出“在镇赉”。有鉴于此，不难看出“镇赉”是沾了“四方坨子”的光才扩大了老百姓的“认知度”。而四方坨子也早已在国民心中因是“劳改监狱”而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百慕大”。
的确，“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就建在“莫莫格国家湿地”中的某些土丘之上。而我们下步要坐马车前往劳改农场十分场下面的四分队“苏可”，还得需要走上小半天才能到达。下了小火车后，继父先让我们进“候车室”在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边烤火取暖。然后他就到外面联系接我们的马车去了。此时，火炉旁已站了一圈取暖的人。还别说，也就10分钟光景大家都暖和过来。表情自然也就不象下车时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树北”车站候车室是一幢“干打垒”房，内部空间相对宽敞，外部抹有“碱土”墙面。外观上虽不美观、耐看，但却冬暖夏凉。特别是冬季的“保暧”和春季的“防风”功能尤为明显。准确地说，自打坐火车过了四平“八面城”，我看到铁路两边的很多房屋都是“干打垒”。因那时我在孩提时代，还揣摸不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直到现在才弄明白我们的先祖为什么能在这到处白花花的“盐碱泡沼”之地维持生存的“奥秘”了。而这“干打垒”土房则正是先祖在这“不毛之地”探究生存之道的“智慧结晶”。
“走了！走了！马车到了！”
这时继父掀开侯车室的帆布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在门口大声地招呼着我们。
一听说有拉车的马，我们哥仨又高兴得撒起欢儿来。老五又是第一个窜到侯车室外面去了，老六紧随其后，然后是我。
接我们的车是一部由4匹马拉的安有两只胶皮轮的大车。驾辕的马是枣红色的，前面左中右并驾齐驱的3匹马颜色也都相差无几。车老板是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名叫牛二宝的中年男子。待我们一家6口上车坐稳之后，只听牛二宝跟我继父说了句：
“于叔哎，坐稳了咱们走哩！”
随后，二宝用双手扬起大鞭甩出一个“脆响”，口中紧跟着喊了一声“驾！”马车往左一兜便顺着落雪覆盖的乡间道路，马蹄“嘚嘚”地经“五棵树”、过“铁力”、再过“两棵树”一直朝向南面的“苏可屯”跑去……。
大约中午时分，远处座落在一处土丘上的“苏可屯”已然依稀可见了。在马车经过的区域由于覆盖着皑皑白雪，似乎还看不清哪是耕地，哪是沼泽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趁着帮二宝叔点烟的当口，我带着疑惑的口气向他问道：
“牛叔，这一大片白茫茫的哪是泡子？哪是地呀？”“噢！”二宝用右手向左一指：“瞧，孩子那下边一定就是沼泽地。”接着他用手又朝右边一指说道：“那边星崩能看见麦秸垛的地方就是俺四分队的麦田！二宝一边吸着烟一边用腾出的右手左右比划着。
可不是咋地，朝左看去还真有一丛丛被雪后凛冽寒风吹得瑟瑟抖动的芦杆在风中摇曳。而右手边在远处的一个麦秸堆旁好象还猫着两个人影蜷缩在那里不知偷偷摸摸地在干着什么。
正在我满腹狐疑之时，牛二宝又跟我继父搭上话茬了：“于叔哎，你上次来信让沙门山留心帮你搞只老鵏尝鲜的事，弄好了今天兴许有门呀！”他随后用手朝右前方天空盘旋的一群“老鵏”一指接着说道：“您瞧见没，张彦军这小子今天好像不能空手哩！”
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那群在天空盘旋的“老鵏”突然陆续落在了“麦秸堆”旁被人为扒出的一小片黑土地“觅食”来了。其不知，这里早被一个专业的捕禽能手张彦军提前下了好多部“翻车子”。那是由张彦军自制的捕禽工具。这两年他没少通过捕售大雁和老鵏赚取外快。此事若放在这年月，借他十个胆好象都不敢碰这些珍禽。但那时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什么环保和珍禽保护意识呀！
继父听牛二宝这么一说，立刻叫二宝停车屏息观瞧。只见，落在黑土地上的那群觅食的“老鵏”。不一会，因几只被翻车套住爪子的老鵏拼命挣扎，故而转瞬震惊了鵏群，致使多数老鵏又腾空飞起。呵，好家伙！张彦军和另一位叫许言义的山东人这回一共套了6只老鵏。趁着鵏群飞去的当口，继父与我和老五快速地朝张彦军和许言义那边跑去……
张彦军是劳改十分场苏可分队长张连友的亲侄子，张连芳的大儿子。年方16岁，长得人高马大，穿了一身掉了色的黄军服，腰间系着根麻绳，棉帽的两只帽耳反扣在后脖颈上，说话还多少有点“大舌头”。但人特别热心、厚道。看到继父与我哥俩跑过去，张彦军还瓮声瓮气主动跟我继父搭了话：
“于叔哎，你是成及有口福哇！知道你今天带着家里人要过来，这老鵏都来给你接风喽！”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从翻车上解下的一只老鵏拴好腿和翅膀后递给了我继父。
继父在接过老鵏的同时随口问道：“彦军大侄子，这只老鵏得多少钱？”
只见张彦军不耐烦地摇了摇右手说道：“啥钱不钱的，就当我给婶子和姐弟们接风了！”
“好！彦军大侄儿，那我先谢谢你了！”说完这句话，继父提上老鵏和我们哥俩又返回坐上马车继续朝南边依稀可见的“苏可屯”跑去了……
“苏可屯”是四方坨子劳改十分场下属的一个最大农垦作业队。原本是隶属五棵树公社的一个农村大队，后整建制划归劳改农场。该屯是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最大村落。自划为张家园子十分场第四作业队后人口规模爆增，常住人口由原来的1000口人一跃增加到3000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110余垧增加到900垧，是十分场下辖6个农耕作业队中小麦机播面积最大的农业机械化分队。
苏可屯南北有一条穿屯而过的主街，路的右侧片区是农场分散居住的一百二十多户职工家属；路的左侧片区，在从南到北的一个大斜坡上成排的建有三十多趟“干打垒”土房。在主路的中央区域，分别建有学校、供销社、卫生所、农机作业队等。在主路的最南端，建有砖木结构的红色场部办公区和大礼堂、食堂、变电所等公共设施。在屯子的西南边缘建有农场的一处种马场；在屯子的正东约1.5公里区域建有一处大型“沙果园”和一处为职工和家属种植蔬菜的“菜园子”。
拉着我们一家人的马车在跃上苏可屯北坡土丘时，天空已开始放晴。一缕缕的日光偶尔会从裂开的云缝中投射到地面上。冷风还在耳边呼呼地擦着面颊吹过，但风力不是很大。当马车跃上岗丘之后，四匹马开始由巅跑变为碎步慢行。此时，恰好赶上农场职工下班和学生放学回家吃午饭时间。三三两两的男女职工和一帮帮学生有说有笑地顺着中央主路左侧人行路往家走着。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识继父，还时不时地摆手与継父和牛二宝打着“招呼”。因为，继父早在一年前就下放来苏可屯工作了，屯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这次他是经四方坨子总队长特批专程回吉林接老婆孩子的。
在途经学校、供销社，机务队大院时，墙面上赫然地用石灰桨刷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刻准备打仗”；“坚决打败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等宣传标语。此外，在主街西侧路边还看见有多个用3根圆木支起的三角形木架。每个木架顶端都装有一个滑轮并向地面井坑中坠有一根长绳。原来那是农场职工在昼夜不停地开挖地道工程。当时，在黑龙江珍宝岛刚刚爆发苏军入侵我国边防哨所的军事冲突。同时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又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苏军大兵压境之际，劳改农场和周边农村都把“深挖洞，广积粮”当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马车总算一路颠簸地绕过场部和大礼堂，停在了场部食堂门口。这时，个头矮胖、脸面黝黑的苏可分队书记祝金山和身材瘦高，眼睛看上去有点一大一小的队长张连友一同从食堂迎了出来，逐一同刚从车上下来的我的母亲和淑峰姐握手打着招呼：“老嫂子，这一路上让你和孩子们受苦喽！俺这疙瘩条件不比城里，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别外道了，直接跟我和连友队长说。”
母亲笑盈盈地回道：“让你们费心了！今后不能少给你们添麻烦！”
这时，只听一个扎着围裙的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男子用一口山东话推开食堂风门大声招呼道：“祝书记，俺给客人擀的热面煮好了！再不吃就坨哩！”这个人是食堂炊事员沙门山。 随后我们一家人还有二宝一同走进食堂吃饭。祝书记和张队长因已先一步吃罢午饭，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也许是一路冻饿交加的缘故，中午的这顿面条每个人都吃得特别香。对我来说，那是今生今世口感最好的一顿面条。听我继父说，面是用分队自己新开垦土地播种的头茬小麦磨的。用现在的专业术语说那叫“有机面”，所以吃在嘴里才会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继父是第一个吃完午饭的。只见他先到墙旮旯把老鵏拎进了灶房里。一看那架式我就知道这两天要有“美味”吃了。
老五和老六又是最后吃完面条的。两小子撑得接连打着“饱嗝儿”。当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牛二宝已在变电室门前把车上的行李都搬进了屋里。于是，我们又陆续进了这个行将要住下的新家。屋内早已打扫干净，大约有25平方米的空间。在靠近南窗一侧搭有一铺8米多长的土炕，看来从今晚开始一家6口人就要都挤在这一铺炕上了。沙门山知道我们今天全家到，故已提前把炕烧得挺热乎。就这样，一家人的千里奔波就此打住。但对我而言，十八载春秋的艰涩岁月才刚刚开始……
还记得在“北大荒”地区流传着“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半斤”的乡村俚语。就我家到达苏可屯的当晚，由山东伙夫“沙门山”给我们做的“红烧鵏肉”不仅是难得一尝的“绝世佳肴”，而且也是我今生吃到的顶级“人间美味”。
老鵏这种大禽，体重和个头比之家养的大鹅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羽毛是灰褐色的，体态臃肿笨拙，现属国家一类保护禽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老鵏似乎已经绝迹。究其原因，是人类残酷猎捕和可供繁衍栖息之地被人为破坏所致。
继父在苏可屯是一位绝对的“美食家”。他不仅会吃，而且还总爱下厨露上“两手”。在品偿了沙门山所做的“红烧鵏肉”后，他的评语是“烹艺不输顶级名厨，味美不亚禽中飞龙”。家在城市的时候，我在江南公园也见过不少珍禽，却从未听说过老鵏这种大鸟，更别说尝其美味了。总的感觉是，“鲜嫩味美，奇香盈口。”堪称今生今世一次最美的“舌尖感受”。
在入住“苏可屯”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领着我和老五到苏可小学联系插班上学的事去了。接待我们的是大个子校长“孙永余”。大概也就10多分钟的功夫上学的事就办完了。我插班三年，班主任是一位看上去蛮漂亮的名叫王桂香的女老师。老五插的是一年级。跟母亲分开后，王老师把我带进班级介绍给全班同学，然后安排我在北侧第二排和一位叫祝莉的女同学共用一桌。
苏可小学三年班是全校一至五年5个教学班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班级。共有学生48名，男生比女生略多。跟我同桌的祝莉就是祝金山书记的女儿；同班张亚范的父亲就是队长张连友。记得当时学校曾流传过这样两句儿歌：”一日生，两日熟， 三日能和泥球球。”
可不咋地，一点不假，我入班三天还没到放学光景，就早在操场上和一群淘气的男同学疯翻了天。他们当中有崔苍松、邱元友、李瑞峰、王军、王志国、周静臣、许言信、魏仁君、张恩志。在班内的女同学中，现在能想起名字的有靳凤华、鲁春荣、曲淑芹、冯淑华、王淑兰、朱莉、张亚范等。
整个学校，现在依稀能记得名字的老师有马文秀、于桂琴、王桂香、徐星国、孙有余等。在这些老师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文秀老师。马老师是教我们班音乐和体育的科任老师。她长相虽不漂亮，但对学生却不乏亲和力。所有的同学都非常喜欢她。
我们家自打在苏可屯入住后，所有的生活均逐渐进入常态。继父接着去上班、下班，每天必须自斟自饮喝上二两“老白干”；淑峰姐姐也去上班了，每天跟般般大的姑娘一样加入了”深挖洞”的劳动大军；我跟老五有规律地上学、放学；老六在家陪母亲；母亲就是一天三歺地在家里操持着家务。
在变电所我们家住了大概不足一个月，祝书记和张队长就给我家在连片住宅区的最后一栋住宅靠西山墙把头安排了2间“干打垒”住房，面积约有60平方米左右。这时，用火车发来的箱柜等家具也陆续到了。经过两天的拾掇安顿后，我们总算带着一丝乔迁的喜悦，搬离了一家拥挤不堪的变电所，住进了相对条件好点的新家。但从城市到农场的巨大生活“落差”，仍使母亲难过得总是在漫漫冬夜里暗自垂泪。
其实，人生在世最令人伤感和痛心的莫过于“生离和死别”。
随着1970年春节的日愈迫近，母亲牵挂独留千里之外吉林三哥的心情也愈加急迫了。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母亲忙活小半天为家人备了一桌饭并还包了酸菜馅饺子。可是当6道菜上桌，饺子也端上来之后，母亲却不见了身影。我随即跑出屋外想看看母亲到底干啥去了。结果我发现此时的母亲正在山墙根下低声地啜泣。这一天虽说是她的生日，但她一想到三儿还远在吉林不能与家人共吃这顿“团圆饭”，所以她才会泪如泉涌，心如刀绞。
在苏可屯新增的人员中，结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当中有的是劳改农场刑满释放滞留当地的就业人员、有的是“摘帽”右派不愿迁返故里人员、有的是省内公检法系统在政治或经济上犯过错误的下放改造人员。在这各色人等当中，每个人都有不一般的智商，而毎个人又几乎都拥有让人匪疑所思的不凡身世。
就拿我继父于海生来说吧，谁都不曾想到他竟是扶余三岔河地区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双枪于大头”。他原本出身于扶余县“大林子乡”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是家中五儿一女中的“老大”。在“伪满”时期，由于大林乡地处吉林与黑龙江省交界处，东部毗邻弓棚子、长春岭、三岔河；向北隔第二松花江与哈尔滨“三肇”之一的肇源县隔江相望。在14年东北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这一两省交界地带即是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军下属一支名叫“十三省”游击分队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日本开拓团”在松花江两岸的“移民拓荒”和“惩治汉奸”。据继父老弟于海春介绍：1940年上秋的时候，他25岁的大哥因实在太饿掰了地主王老七家几穗包米在草甸上拢火烧烤时，被王老七的儿子发现导致双方动起了“五把抄”。结果在撕打过程中王老七的儿子被脾气火爆的继父用镰刀把左耳朵给削掉了，吓得王老七儿子捂着“哧哧”冒血的耳朵“妈呀！妈呀”地叫着往家里跑……，待火气平息之后，继父知道祸闯得不小，觉得“三十六计 走为上”，故他把牙一咬朝屯子方向连磕三个响头大声喊道：
“爹—！娘—！不孝儿子对不起你二老和珍儿她娘俩了！”
随后，他起身便消失在逃往“三岔河”的乡间小道上。就在继父跑了不到5分钟，王老七带着十几个家丁扛着“尖镐”，手持大刀就追来寻仇了。若非继父跑得快他不被打死至少也会被削去两只耳朵。王老七复仇未成，于是转身把报仇对象瞄向了继父的妻子和一周岁大的女儿“珍儿”。王老七的这一举动终于激怒了于氏一族。为保珍儿母女平安，全族男女老幼齐上阵拉开了和王老七一伙“火拼”的架势，足足相峙了有一个小时。最后在屯子老辈人的“说和”下总算把势态平息下来。继父这边珍儿母女搬去自己母亲家居住，把房子顶给王老七儿子就权当伤残补偿了。
再回头看看继父。此时他已一气逃到“三岔河”在“刘秃子”马掌铺落脚当了“帮工”。早在一年前,继父就跟刘秃子面熟了。如今见继父一脸愁云的跑来三岔河,知道他肯定是遇上难事了。所以他也不多问就把继父留下当了一名只管饭，不管钱的“帮工”。
刘秃子是1937年从肇源搬到“三岔河”镇的。他马掌挂得方圆百里甚是有名。不糊弄人不说，一副马掌若跑不上一个月免费“包换新掌”。凭着这份信誉和“口碑”，刘秃子便结识了好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不知，刘秃子是深藏肇源“十三省”抗日队伍中身怀“绝技”的抗联战士“马掌刘”。由于肇源“十三省”大掌包等多位主要干将相继牺牲，故剩下的抗联战士迫于形势压力只能“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正因此故，“马掌刘”才奉命南避扶余“三岔河”在暗中发展力量隐蔽开展抗日活动。
继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马掌刘”一个不奇眼的收留举动，竟让他成了日后在三岔河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双枪于大头”。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4年5月，就在“马掌刘”策划指挥的一次袭击“长春岭日伪警所”的除奸行动中，因事先不慎走漏风声，最终导致“马掌刘”马失前蹄牺牲在长春岭。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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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69年初冬时节。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雪花纷纷洒洒地在车窗外飘落着……
一列绿皮火车正沿着“沈齐铁路”在吉林与内蒙交界的科尔沁大草原一路向北疾驶……
在这辆火车的第四节车厢内，乘客挤得满满登登，什么坐姿和站姿的人都有。此时已是后半夜3点左右，大多数乘客都处于睡意朦胧的状态。也许是那个时代交通极不发达的缘故，人们出远门几乎都选坐火车。正因如此，本次列车被称为“沈齐”线上出了名的“绿皮慢”。这列火车，每天从齐齐哈尔和沈阳各对开一个车次，全程约需走行两天一宿。许是方便老百姓出行缘故吧，火车几乎见站就停。乘车的人多是一些“背抱摞散”的农民。故此起彼伏的“哟喝声”、睡在过道和座位下的“打呼噜声”、侧歪在座位上前仰后合的“咬牙放屁声”充斥在整个车厢之内。此时，最愁人的事是上厕所。瞧吧，排在厕所门口要大小便的男男女女，面部表情几乎都奇奇怪怪的。有的急不可耐，有的呲牙咧嘴，有的干脆提着嗓子迫不及待地朝里面解手的人“嗷嗷催喊”，有的甚至在排队解手时候还在“假寐”……那一幕幕情景就象刻在了我少年的记忆中一样，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不知为何却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广大旅客请注意！广大旅客请注意！请带好你的随身物品，下一站是坦途车站！”
随着女列车员清脆动听的报站声传遍整个车厢，一些“哈欠连天”的乘客极不情愿地睁开了惺松的睡眼。这时我和老五（当时叫子章，多年后自己改叫会章）、老六（久章）也被继父、母亲和淑峰姐逐个“拍打着”叫了起来。5分钟过后，“绿皮慢”在一个叫做“坦途”的小镇鸣着非常刺耳的汽笛声缓缓地停了下来。跟着迤逦下车的人流，我们小哥仨跟在继父、老妈和姐姐的身后也先后下了车。
此时，东方地平线上刚刚泛起“鱼肚白”。初冬时节的北国之冬虽不象“三九”天那样滴水成冰，但同比吉林老家依然是冷得格外出奇。小镇上没有多少人家，更没有看见袅袅升起的炊烟。随着天光的越来越亮，才看清小镇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雪野。不大不小的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落着，地上的雪积了很厚的一层。走出站台的人，脚底下还不时地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大草原上的风很大，虽不十分凛冽，但吹在我的脸上照样有一种“刮鼻刮脸”的感受。
“孩子们，快些走！我们去坐小火车！”继父于海生在行进过程忽然转身向我们哥仨大声的催促道。他看上去有50多岁的模样，一身干部打扮，走起路来官架十足，长着一只非常特别的“酒糟鼻”，言谈举止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受。此时他身披一件奢华的高档大衣，头戴貂皮男士棉帽，项上围着一条棕色围脖，手戴一副黑棉皮手套，脚穿一双高档军用大头鞋随着下车的人流走在一家六口人的最前面。紧随继父身后的是时年10岁的我；接着是7岁的老五和5岁的老六；后面是我们41岁的母亲杨素琴和18岁的淑峰姐。
记得还在故乡吉林做前往镇赉四方坨子劳改农场下放准备的时候，继父就曾多次给我母亲讲到北大荒冬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气候特征。为此，在做出行准备时母亲才提前为我们哥仨和淑峰姐都各做了一套厚实的棉袄棉裤和一身新外套。只记得我们哥仨的外套是“藏蓝色”的，鞋都是一个样式的“水靰鞡”，帽子都是新买的“狗皮棉帽”；走在母亲前面的是淑峰姐，她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红围脖”，身穿一套大表哥张延忠送给姐姐的一套新军服，脚上穿的是一双棕色反毛棉皮鞋，加之姐姐原本自带“天然去雕饰”的美人相，故这一路走来不知收获了多少“路人”的回头率；母亲走在一行6人的最后边，她戴着口罩，围着一条银灰色的由淑峰姐新织的“毛围脖”，身穿一件黑色带貂毛领的大衣，脚穿一双蓝泥子面的女士棉鞋，外加母亲有着风韵犹在的姣好面孔，故给过往行人留下了很深的“贵妇”形象。
从坦途镇开往四方坨子劳改农场的小火车站相距坦途火车站约有300米的间距。由于这段路雪厚、路滑，外加行走过程人们“一哧一滑”，所以才显得好象走出了二、三里地似的。
小孩子历来是充满好奇心的。我们仨小子从未见过“小火车”。看到这个正在“呼哧呼哧”冒着黑烟的怪物，这老五和老六也不困了，他俩飞也似地抢到继父前面钻上了“小火车”。我也是不乏好奇心的，紧跟着他俩也先继父一步上了车。
上了小火车才知道，这个“玩艺儿”跟刚坐的大火车可不是一回事。整个车身比大火车小多了：先说车头吧，比大火车“小老鼻子”了，“哥俩”从外观看，长得多少有点像，但根本不能相比。再说说车厢吧，大小也不一样，整个火车只有8节车厢。其中有4节是坐人的，其余4节是拉货的。再看看旅客坐小火车是啥感受吧，小火车好象是没有暖气，坐在车上冻得直跺脚。我们哥仨在车没开动时也不敢坐在座上，因为脚冻得老难受了。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很多人都站在过道上，所有的人绝对不分“三六九等”，不论是当官模样的，还是穿着“绅士”一点的人，在这辆车上都是一个待遇。
“坦途镇”听名字好象挺顺耳。但在上了这辆车后，我却生起了一缕“忧虑前路”的耽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在后边第4节车厢里还有同车坐着被多名身着蓝色警服并荷枪实弹押解着的10多名带着“手铐”的犯人。这些人一个个面如土色，神态木然。一看就是神志和精神已近崩溃边缘。
“呜—呜—”，随着小火车气笛的一声长鸣，火车终于“呼哧呼哧”地徐徐开动了……转瞬之间，车厢里咒天骂地的嘈杂声也随之平息下来……
小火车在白雪覆盖且一望无垠的旷野上不快不慢地行进着……火车大约在走行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一家6口总算在难捱的奇冷中到达了距终点四方坨子还有10公里（全程约80公里）的“树北车站”。
树北，是从坦途坐小火车去往四方坨子中途经停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位于上个经停站点“哈吐气蒙族乡”和“四方坨子”之间。当我们一家人从小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已是上午8点半左右。此时，雪花已不再飘洒，阴云密布的苍穹也开始有了“雪霁云开”的征兆。“树北”是当年兴建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建设“坦—四”小火车专线时，为就近就便实现新来“犯人”、干警及往来家属人员分流而设置的一个经停站点。从这里一路向北可就近去达吉黑两省交界嫩江边上的嘎什根、丹岱和黑龙江省的“泰赉”县城；一路向南可经“五棵树”、“李八虎”到达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十分场“张家园子”，以及久负盛名的“丹顶鹤故乡”——镇赉县“莫莫格蒙族乡”。
“树北”既非乡镇，也非村屯。只因地处“五棵树”之北，故名曰“树北”。由此可知，国家是把“四方坨子劳改农场”选在了吉林省西北角与内蒙、黑龙江“两省一区”交汇处的“沼泽之国”。在这里建立劳改农场一则可利用犯人“垦荒”生产粮食，自给自足；二则可利用一望无际的“泡沼”作为“天然屏障”阻遏“服刑犯”的越狱逃匿。事实上，假若你把在押犯人放掉，那么他即使不成为沿途野狼的猎食对象，也定逃不出在某地深陷“湿地泡沼”，命丧于“蚊虫叮咬”。总之，对于城里人来说你假若搞个“问卷调查”，每10人中你提“镇赉”在哪？那么十有其一能答对就不错了；但若问“四方坨子”在哪？那么我敢说十有八九都能答出“在镇赉”。有鉴于此，不难看出“镇赉”是沾了“四方坨子”的光才扩大了老百姓的“认知度”。而四方坨子也早已在国民心中因是“劳改监狱”而成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百慕大”。
的确，“四方坨子劳改农场”就建在“莫莫格国家湿地”中的某些土丘之上。而我们下步要坐马车前往劳改农场十分场下面的四分队“苏可”，还得需要走上小半天才能到达。下了小火车后，继父先让我们进“候车室”在一个用汽油桶改装的“火炉”边烤火取暖。然后他就到外面联系接我们的马车去了。此时，火炉旁已站了一圈取暖的人。还别说，也就10分钟光景大家都暖和过来。表情自然也就不象下车时那么愁眉苦脸的了。 “树北”车站候车室是一幢“干打垒”房，内部空间相对宽敞，外部抹有“碱土”墙面。外观上虽不美观、耐看，但却冬暖夏凉。特别是冬季的“保暧”和春季的“防风”功能尤为明显。准确地说，自打坐火车过了四平“八面城”，我看到铁路两边的很多房屋都是“干打垒”。因那时我在孩提时代，还揣摸不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直到现在才弄明白我们的先祖为什么能在这到处白花花的“盐碱泡沼”之地维持生存的“奥秘”了。而这“干打垒”土房则正是先祖在这“不毛之地”探究生存之道的“智慧结晶”。
“走了！走了！马车到了！”
这时继父掀开侯车室的帆布门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在门口大声地招呼着我们。
一听说有拉车的马，我们哥仨又高兴得撒起欢儿来。老五又是第一个窜到侯车室外面去了，老六紧随其后，然后是我。
接我们的车是一部由4匹马拉的安有两只胶皮轮的大车。驾辕的马是枣红色的，前面左中右并驾齐驱的3匹马颜色也都相差无几。车老板是一位操着山东口音看上去也就30多岁的名叫牛二宝的中年男子。待我们一家6口上车坐稳之后，只听牛二宝跟我继父说了句：
“于叔哎，坐稳了咱们走哩！”
随后，二宝用双手扬起大鞭甩出一个“脆响”，口中紧跟着喊了一声“驾！”马车往左一兜便顺着落雪覆盖的乡间道路，马蹄“嘚嘚”地经“五棵树”、过“铁力”、再过“两棵树”一直朝向南面的“苏可屯”跑去……。
大约中午时分，远处座落在一处土丘上的“苏可屯”已然依稀可见了。在马车经过的区域由于覆盖着皑皑白雪，似乎还看不清哪是耕地，哪是沼泽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趁着帮二宝叔点烟的当口，我带着疑惑的口气向他问道：
“牛叔，这一大片白茫茫的哪是泡子？哪是地呀？”“噢！”二宝用右手向左一指：“瞧，孩子那下边一定就是沼泽地。”接着他用手又朝右边一指说道：“那边星崩能看见麦秸垛的地方就是俺四分队的麦田！二宝一边吸着烟一边用腾出的右手左右比划着。
可不是咋地，朝左看去还真有一丛丛被雪后凛冽寒风吹得瑟瑟抖动的芦杆在风中摇曳。而右手边在远处的一个麦秸堆旁好象还猫着两个人影蜷缩在那里不知偷偷摸摸地在干着什么。
正在我满腹狐疑之时，牛二宝又跟我继父搭上话茬了：“于叔哎，你上次来信让沙门山留心帮你搞只老鵏尝鲜的事，弄好了今天兴许有门呀！”他随后用手朝右前方天空盘旋的一群“老鵏”一指接着说道：“您瞧见没，张彦军这小子今天好像不能空手哩！”
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那群在天空盘旋的“老鵏”突然陆续落在了“麦秸堆”旁被人为扒出的一小片黑土地“觅食”来了。其不知，这里早被一个专业的捕禽能手张彦军提前下了好多部“翻车子”。那是由张彦军自制的捕禽工具。这两年他没少通过捕售大雁和老鵏赚取外快。此事若放在这年月，借他十个胆好象都不敢碰这些珍禽。但那时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什么环保和珍禽保护意识呀！
继父听牛二宝这么一说，立刻叫二宝停车屏息观瞧。只见，落在黑土地上的那群觅食的“老鵏”。不一会，因几只被翻车套住爪子的老鵏拼命挣扎，故而转瞬震惊了鵏群，致使多数老鵏又腾空飞起。呵，好家伙！张彦军和另一位叫许言义的山东人这回一共套了6只老鵏。趁着鵏群飞去的当口，继父与我和老五快速地朝张彦军和许言义那边跑去……
张彦军是劳改十分场苏可分队长张连友的亲侄子，张连芳的大儿子。年方16岁，长得人高马大，穿了一身掉了色的黄军服，腰间系着根麻绳，棉帽的两只帽耳反扣在后脖颈上，说话还多少有点“大舌头”。但人特别热心、厚道。看到继父与我哥俩跑过去，张彦军还瓮声瓮气主动跟我继父搭了话：
“于叔哎，你是成及有口福哇！知道你今天带着家里人要过来，这老鵏都来给你接风喽！”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从翻车上解下的一只老鵏拴好腿和翅膀后递给了我继父。
继父在接过老鵏的同时随口问道：“彦军大侄子，这只老鵏得多少钱？”
只见张彦军不耐烦地摇了摇右手说道：“啥钱不钱的，就当我给婶子和姐弟们接风了！”
“好！彦军大侄儿，那我先谢谢你了！”说完这句话，继父提上老鵏和我们哥俩又返回坐上马车继续朝南边依稀可见的“苏可屯”跑去了……
“苏可屯”是四方坨子劳改十分场下属的一个最大农垦作业队。原本是隶属五棵树公社的一个农村大队，后整建制划归劳改农场。该屯是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最大村落。自划为张家园子十分场第四作业队后人口规模爆增，常住人口由原来的1000口人一跃增加到3000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110余垧增加到900垧，是十分场下辖6个农耕作业队中小麦机播面积最大的农业机械化分队。
苏可屯南北有一条穿屯而过的主街，路的右侧片区是农场分散居住的一百二十多户职工家属；路的左侧片区，在从南到北的一个大斜坡上成排的建有三十多趟“干打垒”土房。在主路的中央区域，分别建有学校、供销社、卫生所、农机作业队等。在主路的最南端，建有砖木结构的红色场部办公区和大礼堂、食堂、变电所等公共设施。在屯子的西南边缘建有农场的一处种马场；在屯子的正东约1.5公里区域建有一处大型“沙果园”和一处为职工和家属种植蔬菜的“菜园子”。
拉着我们一家人的马车在跃上苏可屯北坡土丘时，天空已开始放晴。一缕缕的日光偶尔会从裂开的云缝中投射到地面上。冷风还在耳边呼呼地擦着面颊吹过，但风力不是很大。当马车跃上岗丘之后，四匹马开始由巅跑变为碎步慢行。此时，恰好赶上农场职工下班和学生放学回家吃午饭时间。三三两两的男女职工和一帮帮学生有说有笑地顺着中央主路左侧人行路往家走着。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认识继父，还时不时地摆手与継父和牛二宝打着“招呼”。因为，继父早在一年前就下放来苏可屯工作了，屯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这次他是经四方坨子总队长特批专程回吉林接老婆孩子的。
在途经学校、供销社，机务队大院时，墙面上赫然地用石灰桨刷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刻准备打仗”；“坚决打败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等宣传标语。此外，在主街西侧路边还看见有多个用3根圆木支起的三角形木架。每个木架顶端都装有一个滑轮并向地面井坑中坠有一根长绳。原来那是农场职工在昼夜不停地开挖地道工程。当时，在黑龙江珍宝岛刚刚爆发苏军入侵我国边防哨所的军事冲突。同时苏军在中苏中蒙边境又陈兵百万，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苏军大兵压境之际，劳改农场和周边农村都把“深挖洞，广积粮”当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马车总算一路颠簸地绕过场部和大礼堂，停在了场部食堂门口。这时，个头矮胖、脸面黝黑的苏可分队书记祝金山和身材瘦高，眼睛看上去有点一大一小的队长张连友一同从食堂迎了出来，逐一同刚从车上下来的我的母亲和淑峰姐握手打着招呼：“老嫂子，这一路上让你和孩子们受苦喽！俺这疙瘩条件不比城里，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别外道了，直接跟我和连友队长说。”
母亲笑盈盈地回道：“让你们费心了！今后不能少给你们添麻烦！”
这时，只听一个扎着围裙的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男子用一口山东话推开食堂风门大声招呼道：“祝书记，俺给客人擀的热面煮好了！再不吃就坨哩！”这个人是食堂炊事员沙门山。 随后我们一家人还有二宝一同走进食堂吃饭。祝书记和张队长因已先一步吃罢午饭，便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也许是一路冻饿交加的缘故，中午的这顿面条每个人都吃得特别香。对我来说，那是今生今世口感最好的一顿面条。听我继父说，面是用分队自己新开垦土地播种的头茬小麦磨的。用现在的专业术语说那叫“有机面”，所以吃在嘴里才会有不同凡响的感觉。
继父是第一个吃完午饭的。只见他先到墙旮旯把老鵏拎进了灶房里。一看那架式我就知道这两天要有“美味”吃了。
老五和老六又是最后吃完面条的。两小子撑得接连打着“饱嗝儿”。当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牛二宝已在变电室门前把车上的行李都搬进了屋里。于是，我们又陆续进了这个行将要住下的新家。屋内早已打扫干净，大约有25平方米的空间。在靠近南窗一侧搭有一铺8米多长的土炕，看来从今晚开始一家6口人就要都挤在这一铺炕上了。沙门山知道我们今天全家到，故已提前把炕烧得挺热乎。就这样，一家人的千里奔波就此打住。但对我而言，十八载春秋的艰涩岁月才刚刚开始……
还记得在“北大荒”地区流传着“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半斤”的乡村俚语。就我家到达苏可屯的当晚，由山东伙夫“沙门山”给我们做的“红烧鵏肉”不仅是难得一尝的“绝世佳肴”，而且也是我今生吃到的顶级“人间美味”。
老鵏这种大禽，体重和个头比之家养的大鹅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羽毛是灰褐色的，体态臃肿笨拙，现属国家一类保护禽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老鵏似乎已经绝迹。究其原因，是人类残酷猎捕和可供繁衍栖息之地被人为破坏所致。
继父在苏可屯是一位绝对的“美食家”。他不仅会吃，而且还总爱下厨露上“两手”。在品偿了沙门山所做的“红烧鵏肉”后，他的评语是“烹艺不输顶级名厨，味美不亚禽中飞龙”。家在城市的时候，我在江南公园也见过不少珍禽，却从未听说过老鵏这种大鸟，更别说尝其美味了。总的感觉是，“鲜嫩味美，奇香盈口。”堪称今生今世一次最美的“舌尖感受”。
在入住“苏可屯”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领着我和老五到苏可小学联系插班上学的事去了。接待我们的是大个子校长“孙永余”。大概也就10多分钟的功夫上学的事就办完了。我插班三年，班主任是一位看上去蛮漂亮的名叫王桂香的女老师。老五插的是一年级。跟母亲分开后，王老师把我带进班级介绍给全班同学，然后安排我在北侧第二排和一位叫祝莉的女同学共用一桌。
苏可小学三年班是全校一至五年5个教学班中学生最多的一个班级。共有学生48名，男生比女生略多。跟我同桌的祝莉就是祝金山书记的女儿；同班张亚范的父亲就是队长张连友。记得当时学校曾流传过这样两句儿歌：”一日生，两日熟， 三日能和泥球球。”
可不咋地，一点不假，我入班三天还没到放学光景，就早在操场上和一群淘气的男同学疯翻了天。他们当中有崔苍松、邱元友、李瑞峰、王军、王志国、周静臣、许言信、魏仁君、张恩志。在班内的女同学中，现在能想起名字的有靳凤华、鲁春荣、曲淑芹、冯淑华、王淑兰、朱莉、张亚范等。
整个学校，现在依稀能记得名字的老师有马文秀、于桂琴、王桂香、徐星国、孙有余等。在这些老师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文秀老师。马老师是教我们班音乐和体育的科任老师。她长相虽不漂亮，但对学生却不乏亲和力。所有的同学都非常喜欢她。
我们家自打在苏可屯入住后，所有的生活均逐渐进入常态。继父接着去上班、下班，每天必须自斟自饮喝上二两“老白干”；淑峰姐姐也去上班了，每天跟般般大的姑娘一样加入了”深挖洞”的劳动大军；我跟老五有规律地上学、放学；老六在家陪母亲；母亲就是一天三歺地在家里操持着家务。
在变电所我们家住了大概不足一个月，祝书记和张队长就给我家在连片住宅区的最后一栋住宅靠西山墙把头安排了2间“干打垒”住房，面积约有60平方米左右。这时，用火车发来的箱柜等家具也陆续到了。经过两天的拾掇安顿后，我们总算带着一丝乔迁的喜悦，搬离了一家拥挤不堪的变电所，住进了相对条件好点的新家。但从城市到农场的巨大生活“落差”，仍使母亲难过得总是在漫漫冬夜里暗自垂泪。
其实，人生在世最令人伤感和痛心的莫过于“生离和死别”。
随着1970年春节的日愈迫近，母亲牵挂独留千里之外吉林三哥的心情也愈加急迫了。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母亲忙活小半天为家人备了一桌饭并还包了酸菜馅饺子。可是当6道菜上桌，饺子也端上来之后，母亲却不见了身影。我随即跑出屋外想看看母亲到底干啥去了。结果我发现此时的母亲正在山墙根下低声地啜泣。这一天虽说是她的生日，但她一想到三儿还远在吉林不能与家人共吃这顿“团圆饭”，所以她才会泪如泉涌，心如刀绞。
在苏可屯新增的人员中，结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当中有的是劳改农场刑满释放滞留当地的就业人员、有的是“摘帽”右派不愿迁返故里人员、有的是省内公检法系统在政治或经济上犯过错误的下放改造人员。在这各色人等当中，每个人都有不一般的智商，而毎个人又几乎都拥有让人匪疑所思的不凡身世。
就拿我继父于海生来说吧，谁都不曾想到他竟是扶余三岔河地区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双枪于大头”。他原本出身于扶余县“大林子乡”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是家中五儿一女中的“老大”。在“伪满”时期，由于大林乡地处吉林与黑龙江省交界处，东部毗邻弓棚子、长春岭、三岔河；向北隔第二松花江与哈尔滨“三肇”之一的肇源县隔江相望。在14年东北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期，这一两省交界地带即是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三军下属一支名叫“十三省”游击分队的活动区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日本开拓团”在松花江两岸的“移民拓荒”和“惩治汉奸”。据继父老弟于海春介绍：1940年上秋的时候，他25岁的大哥因实在太饿掰了地主王老七家几穗包米在草甸上拢火烧烤时，被王老七的儿子发现导致双方动起了“五把抄”。结果在撕打过程中王老七的儿子被脾气火爆的继父用镰刀把左耳朵给削掉了，吓得王老七儿子捂着“哧哧”冒血的耳朵“妈呀！妈呀”地叫着往家里跑……，待火气平息之后，继父知道祸闯得不小，觉得“三十六计 走为上”，故他把牙一咬朝屯子方向连磕三个响头大声喊道：
“爹—！娘—！不孝儿子对不起你二老和珍儿她娘俩了！”
随后，他起身便消失在逃往“三岔河”的乡间小道上。就在继父跑了不到5分钟，王老七带着十几个家丁扛着“尖镐”，手持大刀就追来寻仇了。若非继父跑得快他不被打死至少也会被削去两只耳朵。王老七复仇未成，于是转身把报仇对象瞄向了继父的妻子和一周岁大的女儿“珍儿”。王老七的这一举动终于激怒了于氏一族。为保珍儿母女平安，全族男女老幼齐上阵拉开了和王老七一伙“火拼”的架势，足足相峙了有一个小时。最后在屯子老辈人的“说和”下总算把势态平息下来。继父这边珍儿母女搬去自己母亲家居住，把房子顶给王老七儿子就权当伤残补偿了。
再回头看看继父。此时他已一气逃到“三岔河”在“刘秃子”马掌铺落脚当了“帮工”。早在一年前,继父就跟刘秃子面熟了。如今见继父一脸愁云的跑来三岔河,知道他肯定是遇上难事了。所以他也不多问就把继父留下当了一名只管饭，不管钱的“帮工”。
刘秃子是1937年从肇源搬到“三岔河”镇的。他马掌挂得方圆百里甚是有名。不糊弄人不说，一副马掌若跑不上一个月免费“包换新掌”。凭着这份信誉和“口碑”，刘秃子便结识了好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不知，刘秃子是深藏肇源“十三省”抗日队伍中身怀“绝技”的抗联战士“马掌刘”。由于肇源“十三省”大掌包等多位主要干将相继牺牲，故剩下的抗联战士迫于形势压力只能“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正因此故，“马掌刘”才奉命南避扶余“三岔河”在暗中发展力量隐蔽开展抗日活动。
继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马掌刘”一个不奇眼的收留举动，竟让他成了日后在三岔河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双枪于大头”。正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4年5月，就在“马掌刘”策划指挥的一次袭击“长春岭日伪警所”的除奸行动中，因事先不慎走漏风声，最终导致“马掌刘”马失前蹄牺牲在长春岭。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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