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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力了。而偏偏就在这时，继父竟被公社郝俊丰书记抽去和腰杭大队张君书记一道去省城长春市“变压器厂”给腰杭大队采办整体安电器材事宜。此时，由于继父的不可替代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故我们全家在腰杭的“人权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首先是他在腰杭二队的劳动改造变成了专职为大队跑“采购”，且是受公社革委会郝书记委托；其次是我家被指定公社驻腰杭工作队的“派饭店”，陆陆续续的县社干部开始走进我们的家门。如郝书记、宋财主任、盛广德等竟成了我家的常客。
考虑到我母亲分娩日益临近，加之继父又总不在家，所以张君书记又责成二队郭福队长把“老邢二姑娘”派来我家一则为帮忙做饭，二则为照顾我母。于是从1972年元旦开始，老邢二姑娘便出现在我家的生活圈。白天来我家做饭，晚上回自家过夜。在此期间，尽管老邢二姑娘来我家带有“公派”性质，但不明真相的人还是妄口八舌地给她制造了不少的“流言蜚语”。都说她动机不纯，是想要把自己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法嫁给当时只有14岁的我做一个现代“童养媳”。
其不知，当老邢二姑娘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后，她表现出异常镇定的样子，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睬。
眼下，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想站在永远感念当年那位不幸女孩的角度对她当时的内心世界做出恰如其分的解剖与诠释：
首先，必须承认她在内心是深深地爱着我的。自从她非常有心地在“叉房框”那次晚宴上把我母亲搀进房中休息那一刻，她就把自己陷入了对我的“单相思”中，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方面，她的家人全都是举双手反对的。其中尤以他的父亲老盛头和母亲反对更甚（是我30年后才知道）。她父母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嫁给我怕收不到“彩礼”耽误了给儿子娶媳妇。就为这，倔犟的老邢二姑娘跟父母吵翻了天，依旧要“一条道跑到黑”。说句实话，此时的她已经把自己完全放进了永远都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梦境里……
其次，是她只相信“契而不舍，金石为开”这个人生理数，却忽略了男女两人个性差异和婚姻的“缘份属性”。这一点才是“老邢二姑娘”命运极具悲剧性色彩的“根源所在”。
再次，她没有读懂母亲的心。其实在我跟母亲二人之间，有一点她“赌”对了。我是孝子，只要过了母亲这关事就算搞定。但她错在没能读懂深藏在我母亲内心深处的“门第观念”。换言之，她高估了自己，看低了我母。
第四，我与老邢二姑娘之间只有尊重没有情爱。因为在我的感情世界里我早已把她“锚定”为自己特别尊重的一位姐姐。正因如此，彼此在很长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才没有“越雷池一步”。
冲灯说话，老邢二姑娘是绝对有恩于我们这个灾厄连连的家庭的。我跟母亲对她的那份愧疚将永存在心。因为我们对这位不幸的女人将永远心存一份亏欠。
鉴于关乎“老邢二姑娘”的话题本书后续章节还将继续提到，故在此暂不赘述了。
屈指算来，我在腰杭乃小学总共上了两年半学。其中四年级半学期、五年级一学年，外加戴帽初中一个学年。这段学习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学业上有所长进，社会实践上得到锻炼，而且政治上还跨上一个“新台阶”（加入了共青团）。
常言道：“人生有三幸。一幸生养有位好母亲；二幸求学遇上好老师；三幸工作碰上好领导。”唠起这个话题来，我总觉得命运还是特别厚爱于我的。下面我要用多一点的笔墨讲讲我与小学恩师邢福山之间的故事：
邢福山老师，腰杭本地人，不到30岁的年纪。小个子，不胖不瘦，长得还挺白净，举止言谈带有很浓的书生气。上课时能用粉笔写一手漂亮的板书。他是个大烟鬼，每天进入课堂上课时都会从家里带来卷好的“蛤蟆头”纸烟。烟抽得最甚的时候，都能把坐在前排的男女学生呛得“咔咔”地直咳嗽。
看得出，邢老师对于多了我这位门下学子非常高兴。没过多久，就让我取代杜少臣担任了一班之长。当时学校的政治空气要浓过学习氛围。涉及学农学军的实践活动几乎取代了正常的课堂教学。针对这种情况，邢老师打心里不是滋味。但表面上他还得装出不敢忤逆学校的课程安排，故只能在暗中干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在他看来，学校是让孩子学习的地方，把课堂变成田园和练兵场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党的教育方针是相违背的。为此，他本着“学习知识与强化能力培养”兼而顾之的理念为我们班设计了三项活动：
其一是结合“学农学军”实践，开展了每月一次的“优秀作文讲评活动”。必须承认，这项活动使我本人受益非浅。活动期间我曾有3篇作文被做为范文进行讲评，不仅增强了我的写作自信，而且还帮我养成了勤动笔爱写作的好习惯。
其二是鼓励我们积极开展“校外时事政宣活动”。在这方面他每周都事先在报纸上筛选圏定报道内容然后让我们报道组用手持喇叭利用周三晚饭后，在村部中央广场搭建的广播台上对全体村民宣讲半个小时。此项活动，我们校外报道组雷打不动地坚持了整整一年。说句心里话，这种宣传到底效果如何？根本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即凡参加活动者的口语能力和政治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其三是积极倡导促成我们在学校掀起了“学唱样板戏活动”。本项活动起初是最先在我班开展起来的，接着又推广到全校。在此期间，他曾亲任编导并推荐由我出任学校宣传队长。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是四、五年级的。排的最完整的剧目是《智取威虎山》。我在剧中扮演杨子荣；同学盛贯财扮演座山雕；葛玉林扮演小炉匠栾平；杜少臣、邢福林、侯喜才、王生、张玉喜、沈洪昌、沈洪文、刘维新依次扮演八大金刚。这部剧排完后，曾先后在学校、大队部、小岗子、兰家堡和腰杭一、二、三队演出7场，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而后，我们演出队带着这一剧目还参加了大屯中心校的“学唱样板戏文艺汇演”并荣获一等奖。也正是由于这次活动取得的知名度，我还光荣地被确定为1972年度大屯公社革委会换届选举唯一上台参加主席团的“红小兵代表”。
凡是去过山东曲阜“孔府”的人或许都会记得一块过目不忘的扁额——“万世师表”。是的，邢福山老师则正是在我小学阶段以其特立独行的言传身教对我品行培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尽管他因病已故去多年，但他对待学生宽容而不乏严苛，疼爱而绝不放纵的可爱的“大烟鬼”形象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1971年8月初的“大洪灾”过后，靠种地吃饭的腰杭乃人家家都愁得坐卧不安。幸亏这场“天灾”发生在新中国诞生后的1971年，且有各级政府及时发放“赈灾粮”兜底，才没让老百姓饿肚子。但这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当时，公社和大队号召各生产队必须打消“等靠要”思想，要通过自谋生路寻求自救。响应这一号召，全腰杭五个生产队都立马组建了“捕鱼作业”和“芦苇收割”自救队。用于捕鱼和冬季收割芦苇的“泡子”是县里从莫莫格乡“苏克马”专门特调给腰杭大队的。芦苇要在上冻后才能收割；鱼现在就可少量捕捞。为了解决镇赉东部四社的灾后扶困济贫问题，县政府还专门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了用于转化“芦苇和小叶樟”的“纤维厂”。至于打出来的“鱼”卖给谁就靠各大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是吃力了。而偏偏就在这时，继父竟被公社郝俊丰书记抽去和腰杭大队张君书记一道去省城长春市“变压器厂”给腰杭大队采办整体安电器材事宜。此时，由于继父的不可替代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故我们全家在腰杭的“人权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首先是他在腰杭二队的劳动改造变成了专职为大队跑“采购”，且是受公社革委会郝书记委托；其次是我家被指定公社驻腰杭工作队的“派饭店”，陆陆续续的县社干部开始走进我们的家门。如郝书记、宋财主任、盛广德等竟成了我家的常客。
考虑到我母亲分娩日益临近，加之继父又总不在家，所以张君书记又责成二队郭福队长把“老邢二姑娘”派来我家一则为帮忙做饭，二则为照顾我母。于是从1972年元旦开始，老邢二姑娘便出现在我家的生活圈。白天来我家做饭，晚上回自家过夜。在此期间，尽管老邢二姑娘来我家带有“公派”性质，但不明真相的人还是妄口八舌地给她制造了不少的“流言蜚语”。都说她动机不纯，是想要把自己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法嫁给当时只有14岁的我做一个现代“童养媳”。
其不知，当老邢二姑娘听到这些风言风语后，她表现出异常镇定的样子，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睬。
眼下，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想站在永远感念当年那位不幸女孩的角度对她当时的内心世界做出恰如其分的解剖与诠释：
首先，必须承认她在内心是深深地爱着我的。自从她非常有心地在“叉房框”那次晚宴上把我母亲搀进房中休息那一刻，她就把自己陷入了对我的“单相思”中，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方面，她的家人全都是举双手反对的。其中尤以他的父亲老盛头和母亲反对更甚（是我30年后才知道）。她父母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嫁给我怕收不到“彩礼”耽误了给儿子娶媳妇。就为这，倔犟的老邢二姑娘跟父母吵翻了天，依旧要“一条道跑到黑”。说句实话，此时的她已经把自己完全放进了永远都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梦境里……
其次，是她只相信“契而不舍，金石为开”这个人生理数，却忽略了男女两人个性差异和婚姻的“缘份属性”。这一点才是“老邢二姑娘”命运极具悲剧性色彩的“根源所在”。
再次，她没有读懂母亲的心。其实在我跟母亲二人之间，有一点她“赌”对了。我是孝子，只要过了母亲这关事就算搞定。但她错在没能读懂深藏在我母亲内心深处的“门第观念”。换言之，她高估了自己，看低了我母。
第四，我与老邢二姑娘之间只有尊重没有情爱。因为在我的感情世界里我早已把她“锚定”为自己特别尊重的一位姐姐。正因如此，彼此在很长时间的相处过程中才没有“越雷池一步”。
冲灯说话，老邢二姑娘是绝对有恩于我们这个灾厄连连的家庭的。我跟母亲对她的那份愧疚将永存在心。因为我们对这位不幸的女人将永远心存一份亏欠。
鉴于关乎“老邢二姑娘”的话题本书后续章节还将继续提到，故在此暂不赘述了。
屈指算来，我在腰杭乃小学总共上了两年半学。其中四年级半学期、五年级一学年，外加戴帽初中一个学年。这段学习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学业上有所长进，社会实践上得到锻炼，而且政治上还跨上一个“新台阶”（加入了共青团）。
常言道：“人生有三幸。一幸生养有位好母亲；二幸求学遇上好老师；三幸工作碰上好领导。”唠起这个话题来，我总觉得命运还是特别厚爱于我的。下面我要用多一点的笔墨讲讲我与小学恩师邢福山之间的故事：
邢福山老师，腰杭本地人，不到30岁的年纪。小个子，不胖不瘦，长得还挺白净，举止言谈带有很浓的书生气。上课时能用粉笔写一手漂亮的板书。他是个大烟鬼，每天进入课堂上课时都会从家里带来卷好的“蛤蟆头”纸烟。烟抽得最甚的时候，都能把坐在前排的男女学生呛得“咔咔”地直咳嗽。
看得出，邢老师对于多了我这位门下学子非常高兴。没过多久，就让我取代杜少臣担任了一班之长。当时学校的政治空气要浓过学习氛围。涉及学农学军的实践活动几乎取代了正常的课堂教学。针对这种情况，邢老师打心里不是滋味。但表面上他还得装出不敢忤逆学校的课程安排，故只能在暗中干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在他看来，学校是让孩子学习的地方，把课堂变成田园和练兵场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党的教育方针是相违背的。为此，他本着“学习知识与强化能力培养”兼而顾之的理念为我们班设计了三项活动：
其一是结合“学农学军”实践，开展了每月一次的“优秀作文讲评活动”。必须承认，这项活动使我本人受益非浅。活动期间我曾有3篇作文被做为范文进行讲评，不仅增强了我的写作自信，而且还帮我养成了勤动笔爱写作的好习惯。
其二是鼓励我们积极开展“校外时事政宣活动”。在这方面他每周都事先在报纸上筛选圏定报道内容然后让我们报道组用手持喇叭利用周三晚饭后，在村部中央广场搭建的广播台上对全体村民宣讲半个小时。此项活动，我们校外报道组雷打不动地坚持了整整一年。说句心里话，这种宣传到底效果如何？根本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即凡参加活动者的口语能力和政治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其三是积极倡导促成我们在学校掀起了“学唱样板戏活动”。本项活动起初是最先在我班开展起来的，接着又推广到全校。在此期间，他曾亲任编导并推荐由我出任学校宣传队长。参加演出的学生都是四、五年级的。排的最完整的剧目是《智取威虎山》。我在剧中扮演杨子荣；同学盛贯财扮演座山雕；葛玉林扮演小炉匠栾平；杜少臣、邢福林、侯喜才、王生、张玉喜、沈洪昌、沈洪文、刘维新依次扮演八大金刚。这部剧排完后，曾先后在学校、大队部、小岗子、兰家堡和腰杭一、二、三队演出7场，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而后，我们演出队带着这一剧目还参加了大屯中心校的“学唱样板戏文艺汇演”并荣获一等奖。也正是由于这次活动取得的知名度，我还光荣地被确定为1972年度大屯公社革委会换届选举唯一上台参加主席团的“红小兵代表”。
凡是去过山东曲阜“孔府”的人或许都会记得一块过目不忘的扁额——“万世师表”。是的，邢福山老师则正是在我小学阶段以其特立独行的言传身教对我品行培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尽管他因病已故去多年，但他对待学生宽容而不乏严苛，疼爱而绝不放纵的可爱的“大烟鬼”形象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当1971年8月初的“大洪灾”过后，靠种地吃饭的腰杭乃人家家都愁得坐卧不安。幸亏这场“天灾”发生在新中国诞生后的1971年，且有各级政府及时发放“赈灾粮”兜底，才没让老百姓饿肚子。但这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当时，公社和大队号召各生产队必须打消“等靠要”思想，要通过自谋生路寻求自救。响应这一号召，全腰杭五个生产队都立马组建了“捕鱼作业”和“芦苇收割”自救队。用于捕鱼和冬季收割芦苇的“泡子”是县里从莫莫格乡“苏克马”专门特调给腰杭大队的。芦苇要在上冻后才能收割；鱼现在就可少量捕捞。为了解决镇赉东部四社的灾后扶困济贫问题，县政府还专门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了用于转化“芦苇和小叶樟”的“纤维厂”。至于打出来的“鱼”卖给谁就靠各大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