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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也有一个极大的缺憾,就是我对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竟然毫无印象。当我经历了童年的飘泊,又在十一岁那年回到开封的时候,母亲领我到一条名叫“三圣庙后”的老街,指着一个破败的门楼和一座老屋的后墙,说:“斑儿,你就出生在这里。”
在坑坑洼洼的老屋后墙上,我看见了铁青色的房坡。残缺的瓦片如钝刀刮过的鱼鳞,瓦棱里长满了苍老的瓦松,使人想起远古时代的黑松林。靠近屋檐,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窗口。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吝啬地照在我的脸上。母亲却在这个窗口下为我的分娩受尽痛苦。母亲说,我不那么情愿来到世上,整整折腾了一夜,当窗口露出了血红的曙光,不得不动用剪刀,老屋里才传出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你生下来就有八斤三两重!”母亲曾多次夸耀我带到人间的一个记录,接着是一声叹息“如果听了产科大夫的话,那就不会有你了!”当我长大成人,遇到活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未被认可的偶然性,但我紧接着就会想起母亲为我承受的痛苦,就会感到母亲是将一个八斤三两重的生命托付在我的手中,努力活着就成了我的使命。
我想看看那座慷慨地接纳了我的老屋,推开了一扇油漆斑驳的大门,却有一只肥硕的黑狗霍地蹿出来大声吠叫。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母亲应对着黑狗的进攻且战且退,雨伞在老墙上撞出了“砰砰”的巨响,身上溅满了路沟里的污泥,心中充斥着我并不属于这个古城的悲伤。我知道,父母曾向十多家房东缴纳房租,我们只是在这座古都的胡同里钻来钻去的房客。
到了姥爷承认了父亲的合法性以后,我的头顶才出现了一片绿阴。绿阴覆盖着小巷深处的一座小院。小巷的名字叫西小阁。树叶在小院里摇曳,把摇碎了的阳光洒在我最初的记忆上。我所以说它是“最初的记忆”是因为不管我对“西洋马车”的记忆多么清晰如画、多么栩栩如生,母亲却坚持说我是把他人的传说幻化成了自己的记忆。母亲认可了绿阴,说那是一棵老槐树的绿阴。于是,我又看到了满树洁白的槐花,闻到了人世间给我的第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还有我的老干娘,她是我的保姆。捻线陀螺在她手下滴溜溜地打转。邻家的小脚女人们却跑来参观她的更为精致的小脚。她就脱了三角形小鞋,把包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翘起来,左右扭动着展览给人看。邻家的女人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嘴巴一张一合,但我想不起她们发出的声音“西小阁”给我的最初的记忆是一部动作夸张的无声电影。
我捕捉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只八哥儿的叫声。八哥儿有一身漆黑油亮的羽毛,卧在邻家屋檐下的一个笼子里懒洋洋地打盹儿。有人从鸟笼下经过时,八哥儿才会扭动着脑袋振作起来,用沙哑的声音打着招呼:“喂,吃了没有?”不等人家回话,它就发出沙哑的笑声自顾自地回答:“哈哈,吃啦,吃啦!”每当父母亲去学校上课,刚刚走出小院,八哥儿就会高昂起脑袋发号施令:“老蔡,刘响,出车,出车!”
老蔡或刘响就会从一个昏黑的门洞里跑出来。他俩都是黄包车夫。开封人把黄包车叫“洋车”他俩的“洋车”并肩停靠在一棵小树的绿阴下,车斗、车把和铜制的车灯都擦得锃亮,像一对体面的双胞胎。老蔡和刘响却大不一样。老蔡又黑又瘦,时常穿一条紫花短裤,光着脊梁拉车,气喘吁吁地跑着,用耷拉在肩上的一条乌黑的毛巾擦汗。刘响年轻,快活而健壮,剃光的脑袋如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葫芦闪动着耀眼的青光。他喜爱赤膊穿一件白坎肩,敞着怀,黑色的长裤扎起过于宽大的裤腿,拉起车一溜小跑,裤腿像灯笼一样鼓胀起来。他不时捏一捏车把上的橡皮气球,一个亮闪闪的铜喇叭就会“呜哇呜哇”地叫唤起来。
刘响与别的车夫的最大不同是喜欢唱歌,会用开封小胡同里流行的旱船调唱一支内容特别的歌。我跟母亲坐在车上,听他边跑边唱:“abcdefg呀,hijklmnop,qrstuv呀,咚不隆咚呛,w、x,还有yz呀!”母亲一边听、一边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问:“孟老师,我唱的咋样?”母亲说:“唱的好,你不该中断了学业,真是太可惜了!”刘响说:“要是俺爹能多活几年,能供我多上几年学,说不定我就唱着这歌儿,带上俺娘和八哥儿,去伦敦拉洋车了。伦敦不吃窝头,吃面包。”
我不知道刘响唱的是他自编的“英文字母”歌,却知道他确实没有吃上面包,他吃的是黑窝窝,还要喝胡辣汤。每天一早,他把装着窝窝的干粮兜挂在车把上,拉车向胡同口走去时,八哥儿就会拍打着翅膀叫起来:“胡辣汤,胡辣汤!”卖胡辣汤的矮胖子就在胡同口应声说:“别叫了,我给你哥盛上了!”
刘响很注意八哥儿的营养,常常把煮熟的蛋黄捣碎,拌在鸟食罐里喂八哥儿。晚上,他还要攥着手电,钻到后院荒草棵里捉蚂蚱,他说八哥儿吃了这“活肉”才活得欢势。老蔡责怪说:“你把八哥儿娇惯成啥了,它是你媳妇?”刘响说:“跟媳妇差不了多少,天天拉车回来,只有它还能陪着我说说话儿。”
一个下雨天,刘响没有出车。我见他手托鸟笼,教八哥儿说“古德毛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八哥儿的发音,整整折腾了半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古德毛宁”原来是“good摸rning”当八哥儿终能以英国绅士派头向大家颔首问候早安的时候,刘响又拍着我的脑瓜说:“要是我一时去不了伦敦,等你爸送你出国留洋时,你就把这只八哥儿带上,也叫它戴戴博士帽。”
八哥儿却辜负了刘响的教诲。一天他拉车回来,八哥儿照旧地欢腾雀跃之后,又伸长脖子叫道:“刘响,八格牙鲁!”刘响一呆一愣地望着八哥儿“你小子说啥?”八哥儿又拍着翅膀炫耀它的第二外语:“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哈哈!”刘响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日本儿还没打过来,你小子就他妈的准备当汉奸了?看我宰了你!”老蔡说:“你对它发啥邪火?它又不是东洋鸟,没人教唆它,它咋会用东洋话骂人?”刘响掂起一个破铜盆,一边敲,一边喊叫:“街坊邻里们听着,谁想叫‘八格牙鲁’,就找小日本儿‘八格牙鲁’去,别在咱自家门口‘八格牙鲁’。我喂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鸟,别弄脏了鸟口!”老蔡说:“这地地道道的中国鸟,你咋教它说啥‘古德毛宁’?”刘响分辩说:“那是叫它学西洋人向咱中国人请安,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刘响怎样惩治了八哥儿。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恶声恶气地在门道里大骂八哥儿是“小贱人”、“汉奸坯子”八哥儿扑棱... -->>
我的记忆也有一个极大的缺憾,就是我对自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竟然毫无印象。当我经历了童年的飘泊,又在十一岁那年回到开封的时候,母亲领我到一条名叫“三圣庙后”的老街,指着一个破败的门楼和一座老屋的后墙,说:“斑儿,你就出生在这里。”
在坑坑洼洼的老屋后墙上,我看见了铁青色的房坡。残缺的瓦片如钝刀刮过的鱼鳞,瓦棱里长满了苍老的瓦松,使人想起远古时代的黑松林。靠近屋檐,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窗口。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一缕阳光就是通过这个窗口吝啬地照在我的脸上。母亲却在这个窗口下为我的分娩受尽痛苦。母亲说,我不那么情愿来到世上,整整折腾了一夜,当窗口露出了血红的曙光,不得不动用剪刀,老屋里才传出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你生下来就有八斤三两重!”母亲曾多次夸耀我带到人间的一个记录,接着是一声叹息“如果听了产科大夫的话,那就不会有你了!”当我长大成人,遇到活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未被认可的偶然性,但我紧接着就会想起母亲为我承受的痛苦,就会感到母亲是将一个八斤三两重的生命托付在我的手中,努力活着就成了我的使命。
我想看看那座慷慨地接纳了我的老屋,推开了一扇油漆斑驳的大门,却有一只肥硕的黑狗霍地蹿出来大声吠叫。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母亲应对着黑狗的进攻且战且退,雨伞在老墙上撞出了“砰砰”的巨响,身上溅满了路沟里的污泥,心中充斥着我并不属于这个古城的悲伤。我知道,父母曾向十多家房东缴纳房租,我们只是在这座古都的胡同里钻来钻去的房客。
到了姥爷承认了父亲的合法性以后,我的头顶才出现了一片绿阴。绿阴覆盖着小巷深处的一座小院。小巷的名字叫西小阁。树叶在小院里摇曳,把摇碎了的阳光洒在我最初的记忆上。我所以说它是“最初的记忆”是因为不管我对“西洋马车”的记忆多么清晰如画、多么栩栩如生,母亲却坚持说我是把他人的传说幻化成了自己的记忆。母亲认可了绿阴,说那是一棵老槐树的绿阴。于是,我又看到了满树洁白的槐花,闻到了人世间给我的第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还有我的老干娘,她是我的保姆。捻线陀螺在她手下滴溜溜地打转。邻家的小脚女人们却跑来参观她的更为精致的小脚。她就脱了三角形小鞋,把包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翘起来,左右扭动着展览给人看。邻家的女人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嘴巴一张一合,但我想不起她们发出的声音“西小阁”给我的最初的记忆是一部动作夸张的无声电影。
我捕捉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只八哥儿的叫声。八哥儿有一身漆黑油亮的羽毛,卧在邻家屋檐下的一个笼子里懒洋洋地打盹儿。有人从鸟笼下经过时,八哥儿才会扭动着脑袋振作起来,用沙哑的声音打着招呼:“喂,吃了没有?”不等人家回话,它就发出沙哑的笑声自顾自地回答:“哈哈,吃啦,吃啦!”每当父母亲去学校上课,刚刚走出小院,八哥儿就会高昂起脑袋发号施令:“老蔡,刘响,出车,出车!”
老蔡或刘响就会从一个昏黑的门洞里跑出来。他俩都是黄包车夫。开封人把黄包车叫“洋车”他俩的“洋车”并肩停靠在一棵小树的绿阴下,车斗、车把和铜制的车灯都擦得锃亮,像一对体面的双胞胎。老蔡和刘响却大不一样。老蔡又黑又瘦,时常穿一条紫花短裤,光着脊梁拉车,气喘吁吁地跑着,用耷拉在肩上的一条乌黑的毛巾擦汗。刘响年轻,快活而健壮,剃光的脑袋如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葫芦闪动着耀眼的青光。他喜爱赤膊穿一件白坎肩,敞着怀,黑色的长裤扎起过于宽大的裤腿,拉起车一溜小跑,裤腿像灯笼一样鼓胀起来。他不时捏一捏车把上的橡皮气球,一个亮闪闪的铜喇叭就会“呜哇呜哇”地叫唤起来。
刘响与别的车夫的最大不同是喜欢唱歌,会用开封小胡同里流行的旱船调唱一支内容特别的歌。我跟母亲坐在车上,听他边跑边唱:“abcdefg呀,hijklmnop,qrstuv呀,咚不隆咚呛,w、x,还有yz呀!”母亲一边听、一边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来问:“孟老师,我唱的咋样?”母亲说:“唱的好,你不该中断了学业,真是太可惜了!”刘响说:“要是俺爹能多活几年,能供我多上几年学,说不定我就唱着这歌儿,带上俺娘和八哥儿,去伦敦拉洋车了。伦敦不吃窝头,吃面包。”
我不知道刘响唱的是他自编的“英文字母”歌,却知道他确实没有吃上面包,他吃的是黑窝窝,还要喝胡辣汤。每天一早,他把装着窝窝的干粮兜挂在车把上,拉车向胡同口走去时,八哥儿就会拍打着翅膀叫起来:“胡辣汤,胡辣汤!”卖胡辣汤的矮胖子就在胡同口应声说:“别叫了,我给你哥盛上了!”
刘响很注意八哥儿的营养,常常把煮熟的蛋黄捣碎,拌在鸟食罐里喂八哥儿。晚上,他还要攥着手电,钻到后院荒草棵里捉蚂蚱,他说八哥儿吃了这“活肉”才活得欢势。老蔡责怪说:“你把八哥儿娇惯成啥了,它是你媳妇?”刘响说:“跟媳妇差不了多少,天天拉车回来,只有它还能陪着我说说话儿。”
一个下雨天,刘响没有出车。我见他手托鸟笼,教八哥儿说“古德毛宁”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纠正八哥儿的发音,整整折腾了半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古德毛宁”原来是“good摸rning”当八哥儿终能以英国绅士派头向大家颔首问候早安的时候,刘响又拍着我的脑瓜说:“要是我一时去不了伦敦,等你爸送你出国留洋时,你就把这只八哥儿带上,也叫它戴戴博士帽。”
八哥儿却辜负了刘响的教诲。一天他拉车回来,八哥儿照旧地欢腾雀跃之后,又伸长脖子叫道:“刘响,八格牙鲁!”刘响一呆一愣地望着八哥儿“你小子说啥?”八哥儿又拍着翅膀炫耀它的第二外语:“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哈哈!”刘响咬牙切齿地骂道:“小日本儿还没打过来,你小子就他妈的准备当汉奸了?看我宰了你!”老蔡说:“你对它发啥邪火?它又不是东洋鸟,没人教唆它,它咋会用东洋话骂人?”刘响掂起一个破铜盆,一边敲,一边喊叫:“街坊邻里们听着,谁想叫‘八格牙鲁’,就找小日本儿‘八格牙鲁’去,别在咱自家门口‘八格牙鲁’。我喂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鸟,别弄脏了鸟口!”老蔡说:“这地地道道的中国鸟,你咋教它说啥‘古德毛宁’?”刘响分辩说:“那是叫它学西洋人向咱中国人请安,你懂不懂?”
我不知道刘响怎样惩治了八哥儿。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恶声恶气地在门道里大骂八哥儿是“小贱人”、“汉奸坯子”八哥儿扑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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