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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郾城，三姨给我留下了一支很好听的儿歌：
喔喔喔，鸡叫了，义勇军来到了。
打红旗，骑白马，雪亮的大刀腰中挎。
你送饭，我烧茶，大家都来招待他。
母亲到漯河励行中学教书以后，我就把这支儿歌从郾城唱到了漯河。
漯河油坊胡同一号的孩子们不会唱这支儿歌。在那个狭窄的长条形院子里，依次住着身分各异的房客——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向他的弟子们讲授“孟子曰”的私塾先生，无儿无女、全靠做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寡妇，按时上班、风雨无阻、天上掉炸弹也一往无前的银行职员，未向官方注册而把太阳穴上的一小块“俏皮膏药”作为营业标志的妓女。他们各自做着与那支儿歌毫不相干的事情。
一天黄昏，白胖胖的妓女照旧倚门而立，照旧用微红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斜乜着小巷里的行人。巷子那边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她就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扭动腰肢，胳膊交叉胸前托起了高耸的乳峰，但她很快又松了发条，乳峰像瘪了气的布袋耷拉下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一只脚上穿着张开嘴的破鞋，另一只是沾满泥巴的光脚丫子。
我正跟银行职员的孩子比赛“撞钟”——在迎壁墙上撞铜板，看谁的铜板撞得远。我有一个杰出的铜板，在墙上“当”地反弹出去“叮叮咚咚”地滚出门楼、蹦下台阶，绕着一只沾满泥垢的赤脚踅了一圈，躺在一个高傲的大拇脚趾头旁边不动了。我弯腰捡起铜板时，脚趾头向我梗了一下，脚趾头的上方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一张长满了黑胡茬子的脸庞，黑亮的眼睛一闪，我就跳起来，叫了一声：“姨父！”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都骨碌着眼珠转来转去地瞅他，像瞅着一个沿途行乞的流浪汉或是发配天边的囚徒。母亲听了他的低语就骇然变色，急忙让我领着他抄小路翻过寨墙，到沙河里洗了澡，换上了我父亲留下的服装，又特意请来一个剃头挑子，把他一头刺猬般的乱发变成了整齐的“寸头”满脸黑胡茬子也一扫而光。母亲急急去到离漯河不远的郾城找姥爷去了。
从母亲与小姨的低语里，我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一群拿枪的人抓走了三姨，正在追杀姨父。姨父让我母亲立即转告姥爷，请他设法营救三姨，给母亲留下一个密闭的信封，来不及考察我是否用弹弓消灭过老鼠或是否击中过鬼子的飞机，又在我和大杂院沉入梦境的时候悄然离去。
二十六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气恼地说“外调”人员怎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你姨父从南阳逃到漯河的事情？还给我拍桌子！
母亲说，姨父是从南阳石桥的一所中学侥幸逃生的。他和我三姨从郾城潜逃到那里，分别以教导主任和国文教师的身分隐蔽下来，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人“咚咚”地敲门，接着又听到杂沓的脚步“噼里啪啦”地踏着泥水急急跑开的声音，感到情况异常，没有开门。他们做对了。解放后，有两个落网的特务供述说，国民党谍报机关从豫西得到了情报，急来南阳石桥抓人，还下了死命令，抓不住活的要死的！雨夜敲门的就是这两个特务。他们听说我姨父是“双枪将”不敢贸然破门，就把一个班的军警埋伏在门外的小巷里，敲了门就跑，试图把姨父和三姨诱出，在街巷里抓捕。姨父和三姨没有开门，却被堵在屋子里陷入绝境。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姨父的眼睛盯住了屋子的后墙。那是一面土墙，他看到墙上有一块水湿的印渍，目光就霍地一亮。那是连阴雨泡湿了墙根脚的印渍。他急忙操起一把铁铲，在墙上捅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与三姨抱起不满一岁的婴儿穿墙而出。他们没有吹灯，甚至没有忘记从屋子里拖过一个柜子，堵住了墙上的窟窿，... -->>
在郾城，三姨给我留下了一支很好听的儿歌：
喔喔喔，鸡叫了，义勇军来到了。
打红旗，骑白马，雪亮的大刀腰中挎。
你送饭，我烧茶，大家都来招待他。
母亲到漯河励行中学教书以后，我就把这支儿歌从郾城唱到了漯河。
漯河油坊胡同一号的孩子们不会唱这支儿歌。在那个狭窄的长条形院子里，依次住着身分各异的房客——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向他的弟子们讲授“孟子曰”的私塾先生，无儿无女、全靠做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寡妇，按时上班、风雨无阻、天上掉炸弹也一往无前的银行职员，未向官方注册而把太阳穴上的一小块“俏皮膏药”作为营业标志的妓女。他们各自做着与那支儿歌毫不相干的事情。
一天黄昏，白胖胖的妓女照旧倚门而立，照旧用微红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斜乜着小巷里的行人。巷子那边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她就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扭动腰肢，胳膊交叉胸前托起了高耸的乳峰，但她很快又松了发条，乳峰像瘪了气的布袋耷拉下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一只脚上穿着张开嘴的破鞋，另一只是沾满泥巴的光脚丫子。
我正跟银行职员的孩子比赛“撞钟”——在迎壁墙上撞铜板，看谁的铜板撞得远。我有一个杰出的铜板，在墙上“当”地反弹出去“叮叮咚咚”地滚出门楼、蹦下台阶，绕着一只沾满泥垢的赤脚踅了一圈，躺在一个高傲的大拇脚趾头旁边不动了。我弯腰捡起铜板时，脚趾头向我梗了一下，脚趾头的上方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一张长满了黑胡茬子的脸庞，黑亮的眼睛一闪，我就跳起来，叫了一声：“姨父！”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都骨碌着眼珠转来转去地瞅他，像瞅着一个沿途行乞的流浪汉或是发配天边的囚徒。母亲听了他的低语就骇然变色，急忙让我领着他抄小路翻过寨墙，到沙河里洗了澡，换上了我父亲留下的服装，又特意请来一个剃头挑子，把他一头刺猬般的乱发变成了整齐的“寸头”满脸黑胡茬子也一扫而光。母亲急急去到离漯河不远的郾城找姥爷去了。
从母亲与小姨的低语里，我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一群拿枪的人抓走了三姨，正在追杀姨父。姨父让我母亲立即转告姥爷，请他设法营救三姨，给母亲留下一个密闭的信封，来不及考察我是否用弹弓消灭过老鼠或是否击中过鬼子的飞机，又在我和大杂院沉入梦境的时候悄然离去。
二十六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气恼地说“外调”人员怎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你姨父从南阳逃到漯河的事情？还给我拍桌子！
母亲说，姨父是从南阳石桥的一所中学侥幸逃生的。他和我三姨从郾城潜逃到那里，分别以教导主任和国文教师的身分隐蔽下来，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人“咚咚”地敲门，接着又听到杂沓的脚步“噼里啪啦”地踏着泥水急急跑开的声音，感到情况异常，没有开门。他们做对了。解放后，有两个落网的特务供述说，国民党谍报机关从豫西得到了情报，急来南阳石桥抓人，还下了死命令，抓不住活的要死的！雨夜敲门的就是这两个特务。他们听说我姨父是“双枪将”不敢贸然破门，就把一个班的军警埋伏在门外的小巷里，敲了门就跑，试图把姨父和三姨诱出，在街巷里抓捕。姨父和三姨没有开门，却被堵在屋子里陷入绝境。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姨父的眼睛盯住了屋子的后墙。那是一面土墙，他看到墙上有一块水湿的印渍，目光就霍地一亮。那是连阴雨泡湿了墙根脚的印渍。他急忙操起一把铁铲，在墙上捅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与三姨抱起不满一岁的婴儿穿墙而出。他们没有吹灯，甚至没有忘记从屋子里拖过一个柜子，堵住了墙上的窟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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