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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部，翘着尾巴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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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作品。但我无意于奉劝大家皈依佛教，因为我并不认为信仰就等于宗教，并不认为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说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是佛。作为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里，信仰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无主正在成为刈害生命的帮凶，炸药呛人的热息正在销蚀所有的凉爽，人心在义无反顾地走进黑夜之后却没有迎来朝暾与云光。
没有道德约束，没有良心发现，没有神，没有魂，没有救赎，没有主宰，自然就没有诚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已是难上加难。当世界性的精神危机电掣而来时，当无数人不能用信仰保证自己拥有灵魂时，当早已沉入渊谷之底的“底线”仍然被我们践踏得七零八碎时，我找到了写作伏藏的现实理由。
伏藏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其实也是事实：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雨果告诉我们：完美的人生不是没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忏悔就赎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的命题拷问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的灵魂，然后得出结论：有爱就有一切。而托尔斯泰却让我们幡然醒悟：当生存的危机、不公的待遇、贫富的悬殊已成事实，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爱一切包括爱敌人的博爱。为了爱的死亡是再生，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爱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甘地的不抵抗是爱，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独立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爱，他因此实现了一个种族的梦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可以达到的宽度，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南非。
还有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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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我的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领带，也算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吧，一晃眼就忘了。”好在人文社人才济济，终于从发行部来了一位青年，翘起指头三下五除二搞定了。就这样他们不怕麻烦，把我捯饬成了一个干部，翘着尾巴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当代就是这样一帮不会打领带的当代文人在打造经营，脱略形骸的文人习气，从容自若的处世姿态，让他显得开放而松弛。你瞧他一身正装，有板有型，脖子上却是没有拘束的，想吼什么就吼什么。所以像我这个粗放的、直率的、独野的作者，便也有了一席之地。还说领带，穿西装打领带的文学太正式，像场合里的朗诵；不西装不领带的文学太随便，好比插了葱的猪嘴，被厚道的人们说成了象；有西装不领带的文学似乎刚刚好——要先锋那是怀旧的先锋，要时尚那是积淀的时尚，要历史那是当下需要的历史，要文化那是可以发行的文化，这大概就是当代的模样。不堕“常边”也不堕“断边”中道即佛道。
喜欢囚在当代，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羞于见人。这些年我逃避了多少约见和约稿已经记不清了，每一次逃避的成功，都让我歉疚，有时是见了面吃了饭再逃避的，那就更是歉疚得要死。想一想被我回避的那些朋友，大都也是办杂志、搞出版的，我本事太小，写得太慢，总不能老是许愿而不兑现。想做一个守信的人，就只能不赴宴，不许愿，老老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许了第一个，就勇嫁到底。朋友们，我是得罪了你们的，在这惨淡动人的恳挚里，有你们的宽宥和谅解，那就是我的阳光。
就在囚于当代的某一天，昌义问起我藏獒3之后的计划，我谈到了仓央嘉措，谈到了“伏藏”但当时我并没有确定这一定就是我的“下一部”昌义听了很激动，比我激动多了，一上午都在说这个话题，吃了盒饭送我去机场时还在说。我很想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却没有时间，上了飞机再记，发现许多细节已经随着激动的消失而消失。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就是那个香音无敌的神王、已逝的歌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已然是我生活的主宰了，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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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作品。但我无意于奉劝大家皈依佛教，因为我并不认为信仰就等于宗教，并不认为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说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是佛。作为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里，信仰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无主正在成为刈害生命的帮凶，炸药呛人的热息正在销蚀所有的凉爽，人心在义无反顾地走进黑夜之后却没有迎来朝暾与云光。
没有道德约束，没有良心发现，没有神，没有魂，没有救赎，没有主宰，自然就没有诚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已是难上加难。当世界性的精神危机电掣而来时，当无数人不能用信仰保证自己拥有灵魂时，当早已沉入渊谷之底的“底线”仍然被我们践踏得七零八碎时，我找到了写作伏藏的现实理由。
伏藏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其实也是事实：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雨果告诉我们：完美的人生不是没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忏悔就赎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的命题拷问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的灵魂，然后得出结论：有爱就有一切。而托尔斯泰却让我们幡然醒悟：当生存的危机、不公的待遇、贫富的悬殊已成事实，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爱一切包括爱敌人的博爱。为了爱的死亡是再生，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爱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甘地的不抵抗是爱，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独立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爱，他因此实现了一个种族的梦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可以达到的宽度，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南非。
还有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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