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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二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50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秽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这就是历史?
三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四
堕落,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五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觉得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六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七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八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益、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意去记。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九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十
周末,当代商城。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一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二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十三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十四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一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冒险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祥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暮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十五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六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七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匾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信、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十八
刘再复先生在议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澳等,也有很多故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是非功过,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群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十九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 -->>
一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二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50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秽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所谓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这就是历史?
三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四
堕落,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五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觉得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六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七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八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益、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意去记。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九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十
周末,当代商城。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一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二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十三
这个世界上,爱我的人很多,真正理解我的人呢?
十四
生命可贵。
斯大林就是一个异常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有一次他必须乘飞机去波茨坦,飞机准备好了。但是经过长时间动摇后,他拒绝乘飞机,决定改乘火车。代表团甚至开会都迟到了,准备得这么长久,一切都作了检查。一贝利亚报告说:准备了一条专线,专门的列车,装甲的底部。在离柏林的每一公里上站有约15名士兵,并有数辆装甲车护送。在波茨坦,有内务部所属的7个精锐团围成了3个圈守卫着他,而契卡分子又有多少。可是别人的生命对他来说只是官方不公开的统计学范围的事。
生命可贵。
记得拉练途经冒险体验矿工的生活,带我们参观的一名工人师傅说,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井下暗无天日,漆黑一片,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塌方呢?瓦斯灯下,他安祥的笑容显得那样动人。我闻到他身上呛人的烟味和汗味,暮然觉得这个陌生人的生命与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十五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十六
孔夫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十七
我对“学术”总持怀疑的态度。学术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思想匾乏的时代。在清代,学术大师们舒舒服服地做亡国奴,舒舒服服地搞学术研究。音韵、训信、版本、文献终于掩盖了扬州嘉定的血与火,掩盖了三寸金莲与猪尾巴。
十八
刘再复先生在议论二十五种怪人论中指出:“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是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澳等,也有很多故书。然而奇怪的是,到了本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似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著书、教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读张中行先生的杂文,写及红楼的点滴旧是非功过,尤其令人神往。特立独行之士、异想天开之论,比比皆是。又读汪曾祺的散文,追忆西南联大的校园琐事,同样让人心仪。困窘中的尊严,苦涩中的幽默,乃见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之人格独立。大“好听”的课和值得崇拜的教授如同凤毛群角。老先生方方正正,年轻教授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斟词酌句。
如果每个教授都变作了同一个面孔,那么北大和别的学校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刘再复先生则看得更远,他引用了密勒的名言:“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我想寻找北大的故事,今天的北大的故事。
十九
一天晚上,我经过一片建筑工地。一座巨型大厦即将完工,旁边有一排破旧底矮的房屋。其中,有一家小杂货铺,门口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民工。他们睁着眼睛贪婪地看着,尽管小小的屏幕上布满雪花,画面模糊不清。然而,好恶却由不得他们,杂货铺的主人可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看,啪地一声就调到另一个频道去了。一阵轻轻的惋惜声之后,他们又津津有味地看下去。那天晚上,气温是零下好几度。
这是一群无声的人。在这座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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