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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northern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 -->>
第一节绑鸭子上架的北伐
孙中山晚年一直梦想北伐，曾身临粤北韶关督师，终未如愿。所谓北伐，就是自南向北的武力统一，与吴佩孚的自北而南的军事统一雄图，主义虽异，动武则一。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许多地方上的领袖遂倡导自治，先由各省自治搞起，然后联省自治，最后达成邦联式的和平统一。陈炯明即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孙中山闹翻。
蒋介石绝非唯一继承孙中山北伐遗志之人，所有中山党徒，无论左右，都想北伐以统一中国，国共合作之目的，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亦非北伐莫办。苏俄军援中国国民党，更是要加强北伐的军力。问题是有没有武力统一的实力。蒋介石与俄国顾问季山嘉的争论，也不是要不要北伐的问题。如果俄人反对北伐，则派军事顾问为了什么？送来大批俄制军火，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说，蒋介石屡次提北伐，但为“俄顾问及共产党徒迭次阻挠”是岂有此理的。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大举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事实上，蒋介石直到北伐前夕，对北伐仍是十分犹豫不定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广西的军队已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李宗仁于十日抵达广州，劝蒋北伐，蒋居然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李跟蒋反复辩论很久，蒋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oo至二o一)后来，李宗仁说动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始助长北伐的声势。同时二李明告蒋，推举他为北伐的总司令。其实最有力的荐蒋者，乃是俄国顾问鲍罗廷。
鲍顾问于中山舰事变后，为了“团结”刻意姑息蒋介石。五月间，蒋逼走胡汉民，逮捕吴铁城、欧阳格，做替罪羊，将他们与熊克武等一起关押在虎门要塞的横挡炮台。(见郭汝槐回忆录，页十七)鲍罗廷当然十分欣慰，即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六九)于是鲍罗廷大力动员蒋出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惶愧力辞”！俄国人不懂“惶愧力辞”的传统中国文化，竟然以去就力争，声言蒋如不就，他也不愿意担任顾问，大有同进退之意。(参阅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于六月四日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仍无北伐的迹象，直至七月一日才下北伐动员令；到七月九日才在广州举行大规模的誓师典礼，由孙科捧孙中山遗像，国府主席谭延授印，以及监察委员吴稚晖献旗；到七月下旬蒋介石才离开广州，鲍罗廷在欢送宴会上仍然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当蒋介石在广州轰轰烈烈誓师之时，李宗仁已策反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已据有湘南。李之第七军遂人湘援唐，七月十日克复长沙。当李、唐于七月十五日在衡阳会晤时，蒋介石还未离开广州呢。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当北伐攻势已取得成功后，才在广州誓师的。(见jordan，thenorthernexpedition，p。73)换言之，蒋介石还未出师，李宗仁的第七军、李济深的第四军，以及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打了胜仗，总司令无与焉。
当时李、唐主张一鼓而下武汉，蒋介石却要他们对鄂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显然怕李、唐功高震主，所以想另辟战场，表显一下总司令别有妙计。但是在战术上，夺取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毕竟是上策；在战略上，转攻江西，势必进入孙传芳的地盘，把原持中立的孙传芳逼向吴佩孚，自是下策。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虽已三十九岁，但基本军事训练原极有限，作战经验也无多。只是为了想阻挡李、唐直取武汉，竟暴露了他在战术与战略上的低能。李宗仁还特别于八月九日再赴衡阳，欢迎北上的蒋总司令，并解释直捣武汉的必要。(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抵长沙开军事会议，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影响下，最后才决定李宗仁、唐生智攻打武汉的提案。(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三o至二三一、二三四至二三五；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四)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各军正待命出发，蒋介石忽于八月十四召集第七、第八两军，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典礼，显然要表示一下总司令的威风。不幸得很，显威风结果变成出洋相。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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