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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statesmilitaryintelligence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八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援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惟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卫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阵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六月四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页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
党四全代表秘密大会上郑重宣布，他已决心北上尽其职责，为党国效命。”虽然是秘密会议而蒋的决定立即传出去。许多报道称他即将离开南京，但日期未定。(unitedstatesmilitaryintelligencereport，1911至1941微卷一，reportno.8149，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日)
但是事实上，他离京并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借机下野，以表示他原来是要亲赴东北督战的，只因被逼下野，壮志不酬！我们如稍用点脑筋，便知他之所以下野，因九一八后不抗日之故。如决心抗日，必能团结党内外的抗日共识，又何必要下野呢？九一八之后，抗日不仅是国内的共识，连美国驻华武官也鄙视中国不抵抗，而为马占山喝彩，赞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认为表现出来的“战斗意志”足以赢得中国抗日的最后胜利。外国人旁观者清，更能看出当时中国的分裂与不团结。但是团结的最大障碍乃是元首蒋介石的不抵抗。他的注意力放在国内的敌人，而不太在意国外的敌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绝对错误的、绝对说不通的，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都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主张从“攘外中求安内”(见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但蒋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政策呢？甚至于在九一八以后，他仍然顽固地不抗日，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止。他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把国内的敌人解决之后，再谈抗日，这个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似是振振有词，其实经不起分析与驳斥。所谓“安内”要消灭“共匪”其实蒋介石要安的内，岂止共产党！他还要消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其他的诸多“杂牌军”“其他”都是国民党，对北伐又有功，还是不行，照蒋介石看来，他们是“新军阀”但是蒋介石要安的内，又岂止于国民党内的新军阀，像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照样要“安”！是以要安内成功，必须等到蒋介石成功地铲除一切反对他以及可能反对他的势力。
还有一个理由，说是中国太弱，需要时间养精蓄锐、整军经武，才能抗日。有的甚至还说，中国抗战得还太早，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抗日可更加成功。这种说法实在可哂。这些人似乎认为，那时的日本帝国正在走下坡，而中国正在欣欣向荣。事实恰恰相反，九一八以后日本军国日盛，而中国的情况则每况愈下。要安内去拼命打内战是培养国力的办法吗？继续内战绝对是继续消耗有限的国力。所以，从这个观点看，先安内再抗战根本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因为真正安内完毕，中国更加没有攘外的本钱，油尽灯枯，还抗什么战？
蒋介石的不抗日，引起全国骚然。蒋作宾于九一八之后十日，记道：“南京有六百余学生围攻外交部，王部长(正廷)受重伤。此间(日本)留学生亦有请愿回国之集议。人情奋激，莫可如何。”(蒋作宾日记，页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记：“文武各学生均来要求回国。舌敝唇焦，苦口劝导，终不见听。”(同书，页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记：“闻国内学生大闹，共产党亦乘机而起，前途未可乐观。”(同书，页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记：“南京学生大暴动，捣毁中央党部及外交部，各处已成无政府现象。蔡元培、顾维钧等均受重伤，蒋介石通电下野。”(同书，页三九一)如果蒋介石真要北上督战抗日，群情激愤的学生能不欢欣若狂、一致拥戴，还需要下野吗？在广州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因抗日而反蒋，蒋若抗日，又何必反蒋？
然而抗日激情不仅仅见之于年轻学生，稳健持重的国之硕老，如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电呼吁抗日。章太炎尤其积极，九一八之后，他并未立即抨击南京政府，因国难当头，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荡下领导抗日，但当他发现此一政府既无抗日的计划，更无抗日的意愿时，他便公开谴责南京政府卖国！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良等于上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致电南京当局：如果当局不愿或不能抗日，便应下台，由别人来领导抗日。章太炎当然知道一旦与日本开仗，中国很可能被打败，但他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站起来为维护主权而战，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他虽失望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受到东北义勇军以及十九路军抗日的鼓舞，乃不顾衰病之躯，决心到北方一行，当时陆路已经阻塞，遂改由海道经天津到北平。他最要见的是张学良，他与学良有旧，想借其个人的影响力促使学良抗日。据汤国梨的回忆，学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至此他更深一层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坚不抵抗，对蒋介石亦益为鄙视，故尚在平、津一带访问时，即已严厉批评政府，同时趁讲学之便宣扬爱国精神，鼓励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苏州讲学，特别表扬“儒行”标出“行己有耻”之旨，显然是有现实的政治目的的。他要告诉国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国的侵略，是极为可耻的。之后，他决心长住苏州讲学。这不是退隐，而是要继承顾炎武讲学以救时的传统。同年年底，日军炮击山海关，并声称热河为满洲之一部，以便侵占。章太炎愤怒之余，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与马良发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谓满洲在汉代已为中国之郡，称为辽东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为中国的领土，而热河从来不是满洲之一部，更是中国的领土。此一宣言曾寄达日内瓦的国联，在国内亦传诵一时，代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严厉指责蒋介石之无能，以致继续丧失国土。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继续“安内”、不愿“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不依赖外援，而把抗日的担子由全国的老百姓负起。他在与马良、沈恩孚共同发表的“三老宣言”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中国老百姓已别无选择，只有勇敢地站起来抗日。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个表态抗日者。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誓死保卫察哈尔，并收复失地，冯氏此举，使章太炎尽释前嫌，两人成为好友。从最近发现的章太炎给冯玉祥的五封信看来，章对冯的抗日决心，推誉有加，把领导抗日的责任冀望于冯将军。但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冯玉祥抗得起来吗？他的单独行动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乃于八月间将“同盟军”给解决了，章太炎立即痛责蒋氏的阻碍抗日。那时蒋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认为国难当头，仍然勇于内战，已危及民族的生存，这样的政府早已有负国民所托。但从蒋介石的眼光看来，章太炎这一批主张抗日者，不仅破坏对日和谈，而且为“匪”宣传，帮共产党的忙。但章太炎毫不减弱抨击政府不抗日的声音。于是蒋介石托张继警告太炎不要再谈时事，要他“安心讲学，勿议时事”张继曾与章太炎有金兰之谊，奉命传言，结果被老哥训斥了一顿，指这位老弟要他不说话“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告诉张继，他的持论已算是厚道的了“虽明知当局之有阴私，犹不欲讼言斥之。”他又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张继讨了没趣之后，蒋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苏州送上现款一万元作为“疗疾费”太炎宣布此款作为公用后，继续逼蒋抗日，蒋介石送钱给他，当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继续不断地批评蒋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时呼吁全国团结一致，准备抗日。一二九学运发生后，章太炎全力支援学生，亲自打电报给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释放学生，宋回电给他，保证“和平解决”终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保证相互信赖，庶几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蒋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赖必须基于爱国主义，并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容共。章氏虽未及亲见国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毕竟预见此一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书，属以其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抑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迩来所以语河北者，独云保爱令名，勿入陷阱而已。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东人非始终可保，必不轻于依附。至于小小委蛇，如晋张轨之在凉州，非不与刘、石酬酢也，而领土必不肯弃，名号必不肯更，则所以自守者固在。一闻劝励，当必有努力增倍者矣。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顷者，东方于津、沽等处，又增兵矣。观其用意，亦只以武力胁迫，欲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则犹未也。然势之所激，往往有出虑外者，枢府虽以剿匪诸师进驻晋南，阴为犄角，一旦有急，则未知河北之意，果愿其入境否也？鄙意应之以实，本无他虑，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据之以兴背证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东，以坚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遗弃也，能以一部应战固善，不能独战，则必有济师之请，而晋南诸师，可与并力矣。为今日保全华北计，唯有如此。若以河北难守，而但南抗黄河，河流既长，处处可以窃渡，幸遇水潦涨盛，容可暂安，水涸则必无以阻敌矣。抑鄙意以为今之国计，固不宜恣言远略，惟领土未亡者，则不可不加意顾全。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今共产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气耳。此辈虽多狡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卫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盖闻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以上就形势立说，或不致有大差池。若夫开诚布公，以悬群众，使将相之视枢府，犹手足之头目，转移之妙，自在庙堂，此非草野所能与，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匆遽阵辞，当不以临渴掘井为诮。六月四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页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后，章太炎反对一党专政，不承认南京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遗民，遭到国民党党部的通缉，只好销声匿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总司令就是当时的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就是张学良。后来，他亲自北上面见张学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视蒋氏的南京政府，攻击不遗余力。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当局有鉴于抗日的呼声，宣布召开“国难会议”但议程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基本上并无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章太炎亦在邀请出席之列，但他断然拒绝，声称：“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马上决定抵抗，用不着召开什么国难会议。他怀疑“当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所以雅不愿参加，以“为党国诸贤任过”章太炎继续谴责日本侵略，更直指蒋介石“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置国土沦丧而不顾。乃要求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平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章太炎在这最后的一封信里，重申九一八以后一贯的主张，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他直言共党与日本应两害取其轻，应该联共御日，不能再丧失领土于外人。当时蒋介石仍然坚决贯彻内战，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这种“国共合作”的建议，当然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无论国学大师章太炎或无数年轻学生，都手无寸铁，奈何不了蒋介石。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终以武力逼迫蒋介石走上国共合作的抗日之路。(有关章太炎参阅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