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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dusie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athenaum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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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娜学过音乐，她甚至作过几首乐曲，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能够领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新颖优美之处。但我有一个问题：令她着迷的是贝多芬的音乐，那音乐的音符，还是那音乐所表现的，换句话说，即音乐与贝蒂娜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呜？真有所谓对艺术的爱，它真地存在过吗？它莫不是一种幻念？当列宁声称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真正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听到的是什么？是音乐？还是一个雄浑的声音，使他回想起灵魂深处有过的庄严的震颤，一种对于鲜血、兄弟之情、行刑、正义、以及绝对存在的向往？他是从音乐中感受到愉悦，还是从音乐所触发的遐想中得到快感呢？而后者则与艺术和美无关。我们还是再回到贝蒂娜：她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还是反歌德的贝多芬？她对音乐的爱，究竟是一种把我们引向神奇的隐喻、引向两种绘画色彩的和谐的无声的爱呢，还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激情，激励我们去加入政党？无论是哪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贝蒂娜反正是把一个礼帽压低、阔步向前的贝多芬的形象送入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形象将世世代代走下去。
一九二七年，贝多芬逝世百年以后，德国的著名杂志dieliterarischewelt（文学世界）采访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询问贝多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这位将礼帽紧扣在脑门上的贝多芬作身后的调查结果如何，编辑们事前一无所知。“巴黎六人团”成员奥利克1以他同代人的名义指出：他们对贝多芬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是否哪天他会被重新发现、重作评价呢？也绝无可能。简直荒唐！雅纳切克2也认定，贝多芬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他激动过。拉威尔3的结论是，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谈到文学传奇，这一次涉及到两顶帽子：一顶是低低地压在两道扫帚眉的前额上；另一顶则拿在一躬到地的人的手中。魔术师爱用帽子变戏法。他们能让物件在帽子中消失，也能让帽中飞出一群鸽子。贝蒂娜从歌德的帽子里变出了象征他的奴性的丑鸟，接着又让贝多芬的音乐消失（当然很不聪明地）在他的帽子里。她为歌德准备了当年泰彻奥布拉得到的和吉米卡特将要得到的东西：荒唐可笑的不朽。但是，荒唐可笑的不朽其实正等着每一个人；对拉威尔来说，把礼帽扣在眉沿的贝多芬比垂首鞠躬的歌德更加荒唐可笑。
看来，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1乔治奥利克（1899一？），法国著名作曲家。
2雅纳切克（1854一1928），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捷克作曲家。
3莫里斯拉威尔（1875一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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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他们也不断向我发难。他们不去读我的书，却撰写什么关于我的书。他们说我不爱我的几个妻子，说我不关心我的儿子，说我一拳把某个批评家的鼻子打歪了，说我撤谎，说我言不由衷，说我自负，说我阳亢，说我自称在战场上负了二百三十处伤，而实际上只有二百一十处，说我手淫，说我不听我母亲的话。”
“这就是不朽。”歌德说。“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若是永恒的审判，那也应该有个像样的法官才是，不该是心胸狭隘的教员，手里还攥着一根答鞭。”
“手执笞鞭、心胸狭隘的教员，永恒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你还想要什么，厄内斯特？”
“我什么也没想要。我曾指望死后平安无事。”
“但你却千方百计想成为不朽。”
“胡说。我只写书，仅此而已。”
“对，一点不错！”歌德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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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dusie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athenaum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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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娜学过音乐，她甚至作过几首乐曲，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能够领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新颖优美之处。但我有一个问题：令她着迷的是贝多芬的音乐，那音乐的音符，还是那音乐所表现的，换句话说，即音乐与贝蒂娜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呜？真有所谓对艺术的爱，它真地存在过吗？它莫不是一种幻念？当列宁声称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真正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听到的是什么？是音乐？还是一个雄浑的声音，使他回想起灵魂深处有过的庄严的震颤，一种对于鲜血、兄弟之情、行刑、正义、以及绝对存在的向往？他是从音乐中感受到愉悦，还是从音乐所触发的遐想中得到快感呢？而后者则与艺术和美无关。我们还是再回到贝蒂娜：她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还是反歌德的贝多芬？她对音乐的爱，究竟是一种把我们引向神奇的隐喻、引向两种绘画色彩的和谐的无声的爱呢，还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激情，激励我们去加入政党？无论是哪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贝蒂娜反正是把一个礼帽压低、阔步向前的贝多芬的形象送入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形象将世世代代走下去。
一九二七年，贝多芬逝世百年以后，德国的著名杂志dieliterarischewelt（文学世界）采访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询问贝多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这位将礼帽紧扣在脑门上的贝多芬作身后的调查结果如何，编辑们事前一无所知。“巴黎六人团”成员奥利克1以他同代人的名义指出：他们对贝多芬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是否哪天他会被重新发现、重作评价呢？也绝无可能。简直荒唐！雅纳切克2也认定，贝多芬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他激动过。拉威尔3的结论是，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谈到文学传奇，这一次涉及到两顶帽子：一顶是低低地压在两道扫帚眉的前额上；另一顶则拿在一躬到地的人的手中。魔术师爱用帽子变戏法。他们能让物件在帽子中消失，也能让帽中飞出一群鸽子。贝蒂娜从歌德的帽子里变出了象征他的奴性的丑鸟，接着又让贝多芬的音乐消失（当然很不聪明地）在他的帽子里。她为歌德准备了当年泰彻奥布拉得到的和吉米卡特将要得到的东西：荒唐可笑的不朽。但是，荒唐可笑的不朽其实正等着每一个人；对拉威尔来说，把礼帽扣在眉沿的贝多芬比垂首鞠躬的歌德更加荒唐可笑。
看来，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1乔治奥利克（1899一？），法国著名作曲家。
2雅纳切克（1854一1928），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捷克作曲家。
3莫里斯拉威尔（1875一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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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他们也不断向我发难。他们不去读我的书，却撰写什么关于我的书。他们说我不爱我的几个妻子，说我不关心我的儿子，说我一拳把某个批评家的鼻子打歪了，说我撤谎，说我言不由衷，说我自负，说我阳亢，说我自称在战场上负了二百三十处伤，而实际上只有二百一十处，说我手淫，说我不听我母亲的话。”
“这就是不朽。”歌德说。“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若是永恒的审判，那也应该有个像样的法官才是，不该是心胸狭隘的教员，手里还攥着一根答鞭。”
“手执笞鞭、心胸狭隘的教员，永恒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你还想要什么，厄内斯特？”
“我什么也没想要。我曾指望死后平安无事。”
“但你却千方百计想成为不朽。”
“胡说。我只写书，仅此而已。”
“对，一点不错！”歌德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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