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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里,我在外面的店铺向来往的顾客出售一些日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的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时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们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病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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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里,我在外面的店铺向来往的顾客出售一些日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的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时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们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病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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