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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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校,往往为此煞费苦心,破费万金。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辉煌,否则便不免前途黯淡。据我的经验,事情决非这样绝对。我高中读上海中学,大学读北京大学,当然都是名校,但是,小学和初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边了。我读的紫金小学在上海老城区一条狭小的石子路上,入读时还是私营的,快毕业时才转为公立。初中读的是上海市成都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记得在被成都中学录取后,我带我小学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春去探究竟。因为尚未开学,校门关着,我们只能隔着竹篱笆墙朝里窥看,能隐约看见操场和校舍一角。看了一会儿,我俩相视叹道:真大啊!比起鸽笼般的紫金小学,当然大多了。当时黄万春家已决定迁居香港,所以他没有在上海报考初中。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使我心中顿时充满自豪。我压根儿没有去想,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学里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校。
我入初中时刚满十一岁,还在贪玩的年龄。那时候,我家才从老城区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很大,除了几栋二层小洋楼外,还盖了许多茅屋。人民广场的前身是赛马场,那几栋小洋楼是赛马场老板的财产。解放后,这位老板的财产被剥夺,现在寄居在其中一栋楼里,而我家则成了他的新邻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贫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人所说的江北佬,从江苏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过,也有一些江北佬住进了楼房。院子里孩子很多,根据住楼房还是住茅房分成了两拨,在住楼房的孩子眼里,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后不久,我便成了住楼房的孩子的头儿。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像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给这个老头。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我们常常全副行头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这种情形引起了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
我家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上初三时,人民广场扩建和整修,那个大院子被拆掉了,我们只得又搬家。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半是我少年时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候,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我们这些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地穿越。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伙伴们进到公园里,小心拨开草丛,用手电筒的灯光镇住蟋蟀,然后满载而归。在那个年代,即使像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够玩乡下孩子的游戏,比如斗蟋蟀和养蚕。我也是养蚕的爱好者,每年季节一到,小摊上便有幼蚕供应,我就买一些养在纸盒里。伺弄蚕宝宝,给它们换新鲜的桑叶,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在这过程中,真是每天都有惊喜,其乐无穷。
我想说的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的职责绝对不是专门做功课,玩理应是他的重要的生活内容。倘若现在我回忆我的初中时光,只能记起我如何用功学习,从来不曾快活地玩过,我该觉得自己有一个多么不幸的少年时代。当然,同时我也是爱读书的,在别的文章中我已经吹嘘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了,例如拿到小学升初中的准考证后,我立即奔上海图书馆而去,因为这个证件是允许进那里的最低资格证件,又例如在家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后,我宁愿步行上学,省下车费来买书。孩子的天性一是爱玩,二是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庆幸我这两种天性在初中时代都没有受到压制。让我斗胆说一句狂话: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素质足够好,那么,只要你不去压制他的天性,不管他上不上名校,他将来都一定会有出息的。现在我自己有了孩子,在她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我想我不会太看重她能否进入名校,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不管她上怎样的学校,务必让她有一个幸福自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保护她的天性不被今日的教育体制损害。
200210
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校,往往为此煞费苦心,破费万金。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辉煌,否则便不免前途黯淡。据我的经验,事情决非这样绝对。我高中读上海中学,大学读北京大学,当然都是名校,但是,小学和初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边了。我读的紫金小学在上海老城区一条狭小的石子路上,入读时还是私营的,快毕业时才转为公立。初中读的是上海市成都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记得在被成都中学录取后,我带我小学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春去探究竟。因为尚未开学,校门关着,我们只能隔着竹篱笆墙朝里窥看,能隐约看见操场和校舍一角。看了一会儿,我俩相视叹道:真大啊!比起鸽笼般的紫金小学,当然大多了。当时黄万春家已决定迁居香港,所以他没有在上海报考初中。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使我心中顿时充满自豪。我压根儿没有去想,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学里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校。
我入初中时刚满十一岁,还在贪玩的年龄。那时候,我家才从老城区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很大,除了几栋二层小洋楼外,还盖了许多茅屋。人民广场的前身是赛马场,那几栋小洋楼是赛马场老板的财产。解放后,这位老板的财产被剥夺,现在寄居在其中一栋楼里,而我家则成了他的新邻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贫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人所说的江北佬,从江苏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过,也有一些江北佬住进了楼房。院子里孩子很多,根据住楼房还是住茅房分成了两拨,在住楼房的孩子眼里,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后不久,我便成了住楼房的孩子的头儿。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像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给这个老头。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我们常常全副行头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这种情形引起了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
我家住在那个大院子里的时间并不长。上初三时,人民广场扩建和整修,那个大院子被拆掉了,我们只得又搬家。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半是我少年时代玩得最快活的日子。那时候,人民广场一带还很有野趣,到处杂草丛生。在我家对面,横穿广场,是人民公园。我们这些孩子完全不必买门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园围墙的什么位置有一个洞,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自由地穿越。夏天的夜晚,我常常和伙伴们进到公园里,小心拨开草丛,用手电筒的灯光镇住蟋蟀,然后满载而归。在那个年代,即使像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孩子也能够玩乡下孩子的游戏,比如斗蟋蟀和养蚕。我也是养蚕的爱好者,每年季节一到,小摊上便有幼蚕供应,我就买一些养在纸盒里。伺弄蚕宝宝,给它们换新鲜的桑叶,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身体逐渐透亮,用稻草搭一座小山,看它们爬上去吐丝作茧,在这过程中,真是每天都有惊喜,其乐无穷。
我想说的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的职责绝对不是专门做功课,玩理应是他的重要的生活内容。倘若现在我回忆我的初中时光,只能记起我如何用功学习,从来不曾快活地玩过,我该觉得自己有一个多么不幸的少年时代。当然,同时我也是爱读书的,在别的文章中我已经吹嘘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事迹了,例如拿到小学升初中的准考证后,我立即奔上海图书馆而去,因为这个证件是允许进那里的最低资格证件,又例如在家搬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后,我宁愿步行上学,省下车费来买书。孩子的天性一是爱玩,二是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我庆幸我这两种天性在初中时代都没有受到压制。让我斗胆说一句狂话:一个孩子如果他的素质足够好,那么,只要你不去压制他的天性,不管他上不上名校,他将来都一定会有出息的。现在我自己有了孩子,在她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我想我不会太看重她能否进入名校,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不管她上怎样的学校,务必让她有一个幸福自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保护她的天性不被今日的教育体制损害。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