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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关，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拼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采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战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 -->>
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关，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拼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采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战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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