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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娜娜笑问道：“柏总不是在做秀吧？”
柏志林说：“做什么秀？你们不要小看了我们亚太。我们和华氏集团虽然不能比，可我们毕竟是平川最大的民营公司，是平川乃至全省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一直采取扶持政策，新闻舆论对我们的动向也十分关注。所以，你们下决心和我们合作是不会吃亏的。”
华娜娜说：“给你们5％的股份，你还说我不真诚，咱们怎么谈得下去呢？”
柏志林说：“我又不是问你要干股。我在合作意向书上写得很清楚嘛，在建国际大厦的三年中，亚太保证按双方议定的计划和方式投足3000万。3000万咋着也得占10％到15％嘛。”华娜娜直摇头，说：“你哪来的3000万呀？我可提醒你，柏总，房地产利大风险也大。万一大陆的房地产在谷底徘徊三五年，你的期房卖不出去，你咋和我们华氏兑现你协议书上的诺言？”
柏志林说：“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华娜娜挥挥手说：“算了吧，柏总！我可是摸过底了，大陆银行对你们这种民营企业在贷款上控制得本来就很紧，对你们搞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得就更紧了，对不对？所以，我劝你们再想想，还是量力而行为宜。”
柏志林说：“我再重申一下：我们亚太公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营公司，是民营公司的一面旗帜，不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对我们都是扶持的。”
这时，公关部马小姐带着王大瑞来了。
柏志林做出一副不快的样子，对马小姐说：“马经理，我叫你和王记者谈，你咋又把王记者带到我这儿来了？”
王大瑞知道女儿对自己年轻厂长田大贵的那一份深情，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好，好，你这一票很关键。我们报社评职称，评委会投票时，有的人就差一票没被评上国家记者职称。”
父女俩挤在厨房弄晚饭时，女儿又说：“一宣布投票结果，大贵哥可高兴了，厂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也当场欢呼起来。还唱起了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只有老厂长和那个副局长挂着脸。听说市里深化改革的文件已下来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要搬走，谁有真本事谁上，我们这个小厂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王大瑞一边洗着菜，一边想：女儿一颗心都在田大贵身上了，根本不清楚这种改革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田大贵这小伙子很能干，碾米厂在他手里可能会有起色，可对女儿来说，却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女儿工作不到两年就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病休了一年多，能保住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和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就不错了。
于是，他便叹口气说：“媛媛，大贵当厂长是好事，可你要记住，这与你关系并不太大，你主要还是养病，不要对大贵和厂里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厂里很难，大贵也很难。深化改革对我这个治不好的病人来说，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它对我们厂肯定有好处。我相信，大贵哥他们会靠这些改革措施在平川创造出奇迹来！也许到那时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也、也会好过些，再也不用爸爸您四处拉赞助，为我筹集医药费了。想到爸爸您身为党报记者，为拉点赞助四处求人，我心里就难过得想哭。我就想，如果我的病能好，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就守在爸爸您身边，伺候爸爸一辈子。”
王大瑞心里一酸，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为怕女儿看见，王大瑞忙用衣襟揩了揩脸。
王媛媛点着煤气炉，开始炒菜时，王大瑞才缓过点情绪，故作轻松地说：“媛媛，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哩。其实呀，你老爸拉赞助挺容易的。你老爸是国家职称记者，又是党报工业记者，认识这么多厂长、经理，到哪儿开开口不能要个三万、两万呀？今天我随便走走，就要了两万五，咱能提2500元，加上报社同事们捐的钱，下月的医疗费不就够了？！”
王媛媛说：“下月不一定去了，我觉得还好。”
王大瑞生气了，说：“胡说！你比医生高明？叫你去你就去，别烦。”
王媛媛哭着说道：“爸，您别瞒我了，谁不知道现在经济滑坡？咱市哪有多少效益好的企业呀？您那赞助好拉么？您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厂长、经理们都叫您王大吹，骨子里都看不起您呀！所以，爸，能省一点，咱还是省一点吧。既是绝症，咱就认吧！我不能把您的身体和名誉都拖垮掉。”
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说着，便唱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
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起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女儿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厂这个新班子怎么样？大贵厂长兼书记26岁，汤副厂长23岁，俞副书记24岁，平均年龄24.33岁，只怕整个平川市也找不出这么年轻的班子了吧？”
王大瑞习惯地说：“好，好，太好了，有时间我就写篇文章给你们吹吹。”
女儿冲着父亲嗔道：“又来了！你就不能说宣传吗？老是吹吹。”
王大瑞笑了：“对，宣传，有机会我就帮你们宣传。”
田大贵很认真地说：“王老师，您还真得帮我们宣传一下呢！不要看我们只是个100多人的小厂，我们和纺织机械集团一样，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的头一批试点单位哩。我们这个小班子的构成，不但是市粮食局，连市委组织部孙部长都亲自过问哩。没有市委组织部的全力支持，我们那个只会喝酒的老厂长和那个只会卖计划粮的副局长没准真会把我们搞垮呢。”
王大瑞问：“你咋得罪他们了？”
田大贵说：“我哪得罪他们了？我是按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办事。其一，把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精神变成具体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其二，走得更远了一点，打破了国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我们一上台就宣布了一条：凡是企业急需的人才，不管户口，不论级别，不拘性质，都可以来我们厂工作。不到半个月，真就来了一批能人干将，有农村乡镇企业的采购员，有集体厂的技术员，还有河南的大学生。我们就想筹资改造现有厂房和设备，上一条豆奶粉生产线。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厂长四处告，四处问‘这个平川碾米厂还是国营企业吗？田大贵和他那两个穿开裆裤的小伙计想干什么？’”汤副厂长也说：“粮食局有些领导也说话了，说是碾米厂不是幼儿园，不能让田大贵带着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胡闹。”
俞副书记说：“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赵副局长以为田厂长的民意测验票过不了大半数，没想到田厂长竟得了95票。这就说明，厂里有23的同志拥护我们的改革，这就是人心。”
田大贵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也不想想，不改革还混得下去吗？过去搞计划经济，你投多少粮，我碾多少米，吃不饱，也饿不死。现在国家把粮价放开了，谁还到你这国营厂来碾米？价格贵不说，态度又不好。好，厂子没活干了，从老厂长到工人，都抄起手做国家主人公，这就年年亏损，三年下来这么个小厂竟亏了280万！还有脸说是政策计划性亏损！我在上任前一天的会上就说了，现在没有计划了，只有政策，市委给我们的是深化改革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走向市场，我们这个厂子就没有出路，大家就得失业！现在组织上和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带大家去闯市场。即使我田大贵不中用，撞得满头是血，大家还得闯下去，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营小厂闯出一条血路来！”
王大瑞也激动了，大声说：“小田厂长说得好！闯市场就得有这种不怕撞得满头是血的勇气，就得有这种前仆后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对这种人，我们是应当极端感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年轻，就是闯出点乱子，也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敬。”
说这话时，王大瑞就想，怪不得女儿对田大贵这么一往情深，原来这个田大贵不但相貌英俊，还是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厂长。
三个年轻人和王大瑞谈了很多，不知不觉已是夜里11点多了，起身告辞时，田大贵才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悄悄放到桌上。
王大瑞问：“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说：“这是我们三人的一点心意。目前厂里要上豆奶粉生产线，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凑了4000元，给媛媛先应应急吧。”
王大瑞忙把钱塞还给田大贵，说：“这不行，媛媛已经拖累了厂子，哪能让你们个人再掏这么多钱？！”
田大贵说：“王老师，过去，我们和媛媛在一个班组干活，和亲兄妹一样；今天，我们又成了媛媛的领导，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不关心媛媛。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子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媛媛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阵子顶过去，大家都会好起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把媛媛送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女儿失声哭了起来。
王大瑞眼睛也湿润了。
透过朦胧的泪眼，王大瑞看到，女儿郑重地接过了钱，贴在自己胸前摆了一会儿，又把钱还给了田大贵，哽咽着说：“这些钱算我收下了，现在，我就用它缴厂里上豆奶粉生产线的集资款吧。”
田大贵怔住了。
汤副厂长忙说：“媛媛，你又不是不知道，厂里规定的，离退休职工和重病号一律不搞集资。”
王媛媛噙着泪说：“我希望咱厂快好起来呀！咱厂好起来了，我才能好起来！大贵哥不是说了么，到咱厂好起来了，就能送我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
田大贵从汤副厂长手里拿过钱，点点头说：“好，媛媛，你就等着吧，我田大贵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就”
田大贵说不下去了，眼内噙满泪水扭头就走。
王大瑞没去送，也没让女儿去送。他知道，田大贵不愿让媛媛看到他这个年轻厂长的眼泪。这天夜晚，王大瑞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天中经历过的事情，见过的脸孔，全于黑暗中扑拥到眼前。从老战友张大同的纺织机械集团，到头一次接触的民营亚太公司，到女儿所在的小小碾米厂，和厂里田大贵那三个年轻人，无一不让他感慨万分。一种激动而又颇有些悲壮的情绪携雷挟电，呼啸着鼓胀在他心中，这种感觉已是许久没有过了。大睁着两眼，看着发黄的蚊帐顶，王大瑞对自己说，王记者，你太渺小！你太庸俗！人家张大同在三间破车棚里，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为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明天，不顾一切地拼争着，像打仗似的。亚太的柏志林，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替平川的民营企业争口气，绞尽脑汁，忙个不停。只有你，王记者，眼睛光盯着人家的钱袋，为了拿那两个提成四处跑去凑热闹。你王记者别说和张大同、田大贵这些人比，就是和自己女儿比，都俗不可耐。女儿病成这样，还关心着她那小小碾米厂的命运，还把朋友们送她的救命钱交出去上生产线。而你呢，王记者！你这个平川工业口的资深记者，就不该为这些在改革第一线上冲杀拼搏的同志们做些什么吗？你当年的激情哪里去了？女儿尚且知道工厂好了，她的命运才会好，你王记者难道就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吗？平川的工矿企业不走出整体滑坡的谷底，你们平川日报的广告赞助都拉不着，每月的奖金都没着落。
里外是睡不着，王大瑞索性从床上爬起来，站在窗前去抽烟。
拉赞助的经历，让王大瑞于不经意中窥见了平川的工业现状，这现状颇像一幅悲壮而有气势的图画。困难重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杀出一条发展壮大的血路，失去了计划经济保护的国营小厂也要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吴明雄这个市委书记和今日的平川市委确是有胆识、有气魄的，竟在全国第一个进行这种深化改革的试点。还有抓大放小的政策，也实在是聪明。他王大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写出一篇好文章。坐在破写字台前，拧亮桌上的台灯，王大瑞想都没想，就信手写下了文章的标题：杀出一条血路来———平川市深化改革纪实之一。
文章从纺织机械集团三间破车棚里的紧张工作气氛写起，到重病的女儿为了一个小小碾米厂的命运，把4000元救命钱交给自己新上任的年轻厂长结束。文中夹叙夹议，洋溢着一种少有的激情。
王大瑞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被打破了，试点企业干部群众的商品经济观念、改革开放观念增强了。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命题。平川严峻的经济形势逼出了平川改革的新思路，试点企业的干部群众无不认识到，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平川碾米厂重病女工王媛媛含泪泣血说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代表着人民群众欢迎改革、支持改革的心声。”把写好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王大瑞颇为得意，在朦胧的灯光下自己对自己说：很不错嘛，王记者！你还是有记者良心的，你还有热血！你写自己真心想写的东西还是能写好的嘛！这篇文章不但能在平川日报上发，也许还能被国家级大报转载呢！
考虑到可能会上国家级大报，王大瑞格外慎重起来，又用挑剔的眼光把文章重读一遍，这就读出了点问题：文章中几处提到的王媛媛可是他女儿呀，自己这么写好么？知道内情的同志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他王大吹吹到自己女儿头上来了？
文章中关于女儿的几处文字十分精彩，可以说是这篇文章中最感人的地方，只有对病弱女儿倾注了深深父爱才能写得出来。
王大瑞想来想去，还是没下笔改掉这些文字，心里想，他写的都是事实，不是编造的，也不是要替女儿吹嘘什么，他吹嘘女儿有什么意义呢？女儿重病在身，既不想出名，又不想做官，谁爱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好了。
他和自己挚爱的女儿也要在未来的生活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哩。
华娜娜笑问道：“柏总不是在做秀吧？”
柏志林说：“做什么秀？你们不要小看了我们亚太。我们和华氏集团虽然不能比，可我们毕竟是平川最大的民营公司，是平川乃至全省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一直采取扶持政策，新闻舆论对我们的动向也十分关注。所以，你们下决心和我们合作是不会吃亏的。”
华娜娜说：“给你们5％的股份，你还说我不真诚，咱们怎么谈得下去呢？”
柏志林说：“我又不是问你要干股。我在合作意向书上写得很清楚嘛，在建国际大厦的三年中，亚太保证按双方议定的计划和方式投足3000万。3000万咋着也得占10％到15％嘛。”华娜娜直摇头，说：“你哪来的3000万呀？我可提醒你，柏总，房地产利大风险也大。万一大陆的房地产在谷底徘徊三五年，你的期房卖不出去，你咋和我们华氏兑现你协议书上的诺言？”
柏志林说：“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华娜娜挥挥手说：“算了吧，柏总！我可是摸过底了，大陆银行对你们这种民营企业在贷款上控制得本来就很紧，对你们搞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得就更紧了，对不对？所以，我劝你们再想想，还是量力而行为宜。”
柏志林说：“我再重申一下：我们亚太公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营公司，是民营公司的一面旗帜，不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对我们都是扶持的。”
这时，公关部马小姐带着王大瑞来了。
柏志林做出一副不快的样子，对马小姐说：“马经理，我叫你和王记者谈，你咋又把王记者带到我这儿来了？”
王大瑞知道女儿对自己年轻厂长田大贵的那一份深情，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好，好，你这一票很关键。我们报社评职称，评委会投票时，有的人就差一票没被评上国家记者职称。”
父女俩挤在厨房弄晚饭时，女儿又说：“一宣布投票结果，大贵哥可高兴了，厂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也当场欢呼起来。还唱起了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只有老厂长和那个副局长挂着脸。听说市里深化改革的文件已下来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要搬走，谁有真本事谁上，我们这个小厂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王大瑞一边洗着菜，一边想：女儿一颗心都在田大贵身上了，根本不清楚这种改革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田大贵这小伙子很能干，碾米厂在他手里可能会有起色，可对女儿来说，却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女儿工作不到两年就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病休了一年多，能保住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和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就不错了。
于是，他便叹口气说：“媛媛，大贵当厂长是好事，可你要记住，这与你关系并不太大，你主要还是养病，不要对大贵和厂里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厂里很难，大贵也很难。深化改革对我这个治不好的病人来说，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它对我们厂肯定有好处。我相信，大贵哥他们会靠这些改革措施在平川创造出奇迹来！也许到那时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也、也会好过些，再也不用爸爸您四处拉赞助，为我筹集医药费了。想到爸爸您身为党报记者，为拉点赞助四处求人，我心里就难过得想哭。我就想，如果我的病能好，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就守在爸爸您身边，伺候爸爸一辈子。”
王大瑞心里一酸，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为怕女儿看见，王大瑞忙用衣襟揩了揩脸。
王媛媛点着煤气炉，开始炒菜时，王大瑞才缓过点情绪，故作轻松地说：“媛媛，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哩。其实呀，你老爸拉赞助挺容易的。你老爸是国家职称记者，又是党报工业记者，认识这么多厂长、经理，到哪儿开开口不能要个三万、两万呀？今天我随便走走，就要了两万五，咱能提2500元，加上报社同事们捐的钱，下月的医疗费不就够了？！”
王媛媛说：“下月不一定去了，我觉得还好。”
王大瑞生气了，说：“胡说！你比医生高明？叫你去你就去，别烦。”
王媛媛哭着说道：“爸，您别瞒我了，谁不知道现在经济滑坡？咱市哪有多少效益好的企业呀？您那赞助好拉么？您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厂长、经理们都叫您王大吹，骨子里都看不起您呀！所以，爸，能省一点，咱还是省一点吧。既是绝症，咱就认吧！我不能把您的身体和名誉都拖垮掉。”
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说着，便唱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
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起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女儿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厂这个新班子怎么样？大贵厂长兼书记26岁，汤副厂长23岁，俞副书记24岁，平均年龄24.33岁，只怕整个平川市也找不出这么年轻的班子了吧？”
王大瑞习惯地说：“好，好，太好了，有时间我就写篇文章给你们吹吹。”
女儿冲着父亲嗔道：“又来了！你就不能说宣传吗？老是吹吹。”
王大瑞笑了：“对，宣传，有机会我就帮你们宣传。”
田大贵很认真地说：“王老师，您还真得帮我们宣传一下呢！不要看我们只是个100多人的小厂，我们和纺织机械集团一样，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的头一批试点单位哩。我们这个小班子的构成，不但是市粮食局，连市委组织部孙部长都亲自过问哩。没有市委组织部的全力支持，我们那个只会喝酒的老厂长和那个只会卖计划粮的副局长没准真会把我们搞垮呢。”
王大瑞问：“你咋得罪他们了？”
田大贵说：“我哪得罪他们了？我是按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办事。其一，把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精神变成具体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其二，走得更远了一点，打破了国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我们一上台就宣布了一条：凡是企业急需的人才，不管户口，不论级别，不拘性质，都可以来我们厂工作。不到半个月，真就来了一批能人干将，有农村乡镇企业的采购员，有集体厂的技术员，还有河南的大学生。我们就想筹资改造现有厂房和设备，上一条豆奶粉生产线。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厂长四处告，四处问‘这个平川碾米厂还是国营企业吗？田大贵和他那两个穿开裆裤的小伙计想干什么？’”汤副厂长也说：“粮食局有些领导也说话了，说是碾米厂不是幼儿园，不能让田大贵带着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胡闹。”
俞副书记说：“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赵副局长以为田厂长的民意测验票过不了大半数，没想到田厂长竟得了95票。这就说明，厂里有23的同志拥护我们的改革，这就是人心。”
田大贵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也不想想，不改革还混得下去吗？过去搞计划经济，你投多少粮，我碾多少米，吃不饱，也饿不死。现在国家把粮价放开了，谁还到你这国营厂来碾米？价格贵不说，态度又不好。好，厂子没活干了，从老厂长到工人，都抄起手做国家主人公，这就年年亏损，三年下来这么个小厂竟亏了280万！还有脸说是政策计划性亏损！我在上任前一天的会上就说了，现在没有计划了，只有政策，市委给我们的是深化改革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走向市场，我们这个厂子就没有出路，大家就得失业！现在组织上和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带大家去闯市场。即使我田大贵不中用，撞得满头是血，大家还得闯下去，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营小厂闯出一条血路来！”
王大瑞也激动了，大声说：“小田厂长说得好！闯市场就得有这种不怕撞得满头是血的勇气，就得有这种前仆后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对这种人，我们是应当极端感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年轻，就是闯出点乱子，也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敬。”
说这话时，王大瑞就想，怪不得女儿对田大贵这么一往情深，原来这个田大贵不但相貌英俊，还是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厂长。
三个年轻人和王大瑞谈了很多，不知不觉已是夜里11点多了，起身告辞时，田大贵才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悄悄放到桌上。
王大瑞问：“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说：“这是我们三人的一点心意。目前厂里要上豆奶粉生产线，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凑了4000元，给媛媛先应应急吧。”
王大瑞忙把钱塞还给田大贵，说：“这不行，媛媛已经拖累了厂子，哪能让你们个人再掏这么多钱？！”
田大贵说：“王老师，过去，我们和媛媛在一个班组干活，和亲兄妹一样；今天，我们又成了媛媛的领导，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不关心媛媛。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子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媛媛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阵子顶过去，大家都会好起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把媛媛送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女儿失声哭了起来。
王大瑞眼睛也湿润了。
透过朦胧的泪眼，王大瑞看到，女儿郑重地接过了钱，贴在自己胸前摆了一会儿，又把钱还给了田大贵，哽咽着说：“这些钱算我收下了，现在，我就用它缴厂里上豆奶粉生产线的集资款吧。”
田大贵怔住了。
汤副厂长忙说：“媛媛，你又不是不知道，厂里规定的，离退休职工和重病号一律不搞集资。”
王媛媛噙着泪说：“我希望咱厂快好起来呀！咱厂好起来了，我才能好起来！大贵哥不是说了么，到咱厂好起来了，就能送我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
田大贵从汤副厂长手里拿过钱，点点头说：“好，媛媛，你就等着吧，我田大贵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就”
田大贵说不下去了，眼内噙满泪水扭头就走。
王大瑞没去送，也没让女儿去送。他知道，田大贵不愿让媛媛看到他这个年轻厂长的眼泪。这天夜晚，王大瑞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天中经历过的事情，见过的脸孔，全于黑暗中扑拥到眼前。从老战友张大同的纺织机械集团，到头一次接触的民营亚太公司，到女儿所在的小小碾米厂，和厂里田大贵那三个年轻人，无一不让他感慨万分。一种激动而又颇有些悲壮的情绪携雷挟电，呼啸着鼓胀在他心中，这种感觉已是许久没有过了。大睁着两眼，看着发黄的蚊帐顶，王大瑞对自己说，王记者，你太渺小！你太庸俗！人家张大同在三间破车棚里，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为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明天，不顾一切地拼争着，像打仗似的。亚太的柏志林，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替平川的民营企业争口气，绞尽脑汁，忙个不停。只有你，王记者，眼睛光盯着人家的钱袋，为了拿那两个提成四处跑去凑热闹。你王记者别说和张大同、田大贵这些人比，就是和自己女儿比，都俗不可耐。女儿病成这样，还关心着她那小小碾米厂的命运，还把朋友们送她的救命钱交出去上生产线。而你呢，王记者！你这个平川工业口的资深记者，就不该为这些在改革第一线上冲杀拼搏的同志们做些什么吗？你当年的激情哪里去了？女儿尚且知道工厂好了，她的命运才会好，你王记者难道就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吗？平川的工矿企业不走出整体滑坡的谷底，你们平川日报的广告赞助都拉不着，每月的奖金都没着落。
里外是睡不着，王大瑞索性从床上爬起来，站在窗前去抽烟。
拉赞助的经历，让王大瑞于不经意中窥见了平川的工业现状，这现状颇像一幅悲壮而有气势的图画。困难重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杀出一条发展壮大的血路，失去了计划经济保护的国营小厂也要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吴明雄这个市委书记和今日的平川市委确是有胆识、有气魄的，竟在全国第一个进行这种深化改革的试点。还有抓大放小的政策，也实在是聪明。他王大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写出一篇好文章。坐在破写字台前，拧亮桌上的台灯，王大瑞想都没想，就信手写下了文章的标题：杀出一条血路来———平川市深化改革纪实之一。
文章从纺织机械集团三间破车棚里的紧张工作气氛写起，到重病的女儿为了一个小小碾米厂的命运，把4000元救命钱交给自己新上任的年轻厂长结束。文中夹叙夹议，洋溢着一种少有的激情。
王大瑞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被打破了，试点企业干部群众的商品经济观念、改革开放观念增强了。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命题。平川严峻的经济形势逼出了平川改革的新思路，试点企业的干部群众无不认识到，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平川碾米厂重病女工王媛媛含泪泣血说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代表着人民群众欢迎改革、支持改革的心声。”把写好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王大瑞颇为得意，在朦胧的灯光下自己对自己说：很不错嘛，王记者！你还是有记者良心的，你还有热血！你写自己真心想写的东西还是能写好的嘛！这篇文章不但能在平川日报上发，也许还能被国家级大报转载呢！
考虑到可能会上国家级大报，王大瑞格外慎重起来，又用挑剔的眼光把文章重读一遍，这就读出了点问题：文章中几处提到的王媛媛可是他女儿呀，自己这么写好么？知道内情的同志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他王大吹吹到自己女儿头上来了？
文章中关于女儿的几处文字十分精彩，可以说是这篇文章中最感人的地方，只有对病弱女儿倾注了深深父爱才能写得出来。
王大瑞想来想去，还是没下笔改掉这些文字，心里想，他写的都是事实，不是编造的，也不是要替女儿吹嘘什么，他吹嘘女儿有什么意义呢？女儿重病在身，既不想出名，又不想做官，谁爱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好了。
他和自己挚爱的女儿也要在未来的生活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