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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我们能签吗?”“是他的谁?”“邻居。”“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不错!不错!”“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人呢?”“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我们能签吗?”“是他的谁?”“邻居。”“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不错!不错!”“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人呢?”“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