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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一章弱小代表死亡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可是也在恶化苏德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作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推向多瑙河口，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始终存在，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和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公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
这些谈判顶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六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 -->>
第三百一十一章弱小代表死亡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可是也在恶化苏德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作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推向多瑙河口，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始终存在，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和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公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
这些谈判顶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主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六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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