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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战略眼光能看的比大多数人都远，既然他当着李国柱的面说出来，肯定不会是“不成熟”的想法，于是所有人的兴趣都暂时被他吸引过来。
“今年1月，国家通过了西部大开发的国策，政策的主旨就是利用东部各省剩余生产力，对口支援一些西部省份，用以提高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时为了配合政策的推广，还赋予了西部各省许多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这样位于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省份之间的中部和东北的老工业基地省份的出境就颇为尴尬，李省长是不是也为这事烦心，想上马信息试验区就是向中央要的一种补偿措施是吧？”杨星这话问的李国柱黑着脸哑口无言，在座的都是人精，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李国柱如此急慌慌的找杨星和阚东田来城市大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拔苗助长去搞什么高科技。省里其实还有很多优势没发觉出来。我先分析一下省里所谓的弱点，传统观念认为中原省是农业大省，主要农作物和牲畜存栏量都占全国前茅，但农业水平大而不强，没有形成集约高效的新农业模式，只能靠天吃饭，农业产量波动很大。省里也提出过推广大型农机集中耕作，但又遇到个新问题，这种耕作方式，会让本就富裕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富裕，如何处理这多出来的闲散农村劳力很头痛是不是？”
“至于工业方面，省里虽然有一些大型工业项目，但一直无法形成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工业散、分、不精的现象长期存在，并且因为地域关系，海外进出口规模很受制约。省里的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也远远落后于沿海，更缺乏沿海雄厚的金融资本支持，办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是不是？”
“最头痛的可能还是省里剩余劳动力的处置问题，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现在光解决温饱是不行了。种地用了大型农机，要不了那么多人，闲下来的青壮年劳动力怎么办。组织他们到外地打工是个办法，现在沿海很多地方的打工者都有中原人的身影，但背井离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几年城里国有大企业改制，下岗职工也不少，到时候两者相加，省里解决就业的压力相当大，是不是？”
杨星连问三个问题，大家都微微点头，这几大问题环环相扣，几乎是个死结，但听杨星的意思，难道他有办法解决？ “其实大家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考虑问题，把庞大的人力负担看成是一种难得的人力资源，那我们中原可就是全国资源第一大省了！”他话音一落，阚东田的眼睛已经亮了起来，这好像就是当年他和杨星讨论九都未来规划时曾听过的。
“我的公司这几年在制造业上取得的不小成绩，老实说主要是归功于国内组织严密，成本低廉的工人们。我知道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叫嚣我们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很低，改革几十年我们依旧是处于国际制造行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等初级产品制造阶段，所谓‘生产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飞机’，纷纷呼吁要改变我们所处的这种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说到这里城市大学一位副校长脸上露出尴尬表情，因为他正是对这种种意见呼声最高的专家之一。
“不过同志们啊，前途是光明的，但前进道路是曲折的。我也想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但是不行啊，连我们尊敬的前任首长都说过，我们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漫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在现今国际环境里，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还是低廉的人力成本。”杨星虽然曲解领导语录，但现场却没人在意，因为杨星所说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场诸人没有不清楚的。
“既然我们有这个优势，那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发挥这个优势，必须说我们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现在的生意遍布世界，属下的制造企业也去过邻近的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考察，如果只比较人力成本它们比我们还要低，但如果比较起工人的熟练程度、组织服从性和建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和我们的差距还大得很。省里那些下岗职工只需要一定的职业培训就马上能重新上岗，而农民工兄弟只要把必要的技能培训工作跟上，更是一支源源不断的劳动大军，中国工人的制造水平绝对是世界第一，关键看我们如何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了。”杨星总结道。
而且战略眼光能看的比大多数人都远，既然他当着李国柱的面说出来，肯定不会是“不成熟”的想法，于是所有人的兴趣都暂时被他吸引过来。
“今年1月，国家通过了西部大开发的国策，政策的主旨就是利用东部各省剩余生产力，对口支援一些西部省份，用以提高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时为了配合政策的推广，还赋予了西部各省许多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这样位于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省份之间的中部和东北的老工业基地省份的出境就颇为尴尬，李省长是不是也为这事烦心，想上马信息试验区就是向中央要的一种补偿措施是吧？”杨星这话问的李国柱黑着脸哑口无言，在座的都是人精，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李国柱如此急慌慌的找杨星和阚东田来城市大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拔苗助长去搞什么高科技。省里其实还有很多优势没发觉出来。我先分析一下省里所谓的弱点，传统观念认为中原省是农业大省，主要农作物和牲畜存栏量都占全国前茅，但农业水平大而不强，没有形成集约高效的新农业模式，只能靠天吃饭，农业产量波动很大。省里也提出过推广大型农机集中耕作，但又遇到个新问题，这种耕作方式，会让本就富裕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富裕，如何处理这多出来的闲散农村劳力很头痛是不是？”
“至于工业方面，省里虽然有一些大型工业项目，但一直无法形成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工业散、分、不精的现象长期存在，并且因为地域关系，海外进出口规模很受制约。省里的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也远远落后于沿海，更缺乏沿海雄厚的金融资本支持，办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是不是？”
“最头痛的可能还是省里剩余劳动力的处置问题，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现在光解决温饱是不行了。种地用了大型农机，要不了那么多人，闲下来的青壮年劳动力怎么办。组织他们到外地打工是个办法，现在沿海很多地方的打工者都有中原人的身影，但背井离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几年城里国有大企业改制，下岗职工也不少，到时候两者相加，省里解决就业的压力相当大，是不是？”
杨星连问三个问题，大家都微微点头，这几大问题环环相扣，几乎是个死结，但听杨星的意思，难道他有办法解决？ “其实大家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考虑问题，把庞大的人力负担看成是一种难得的人力资源，那我们中原可就是全国资源第一大省了！”他话音一落，阚东田的眼睛已经亮了起来，这好像就是当年他和杨星讨论九都未来规划时曾听过的。
“我的公司这几年在制造业上取得的不小成绩，老实说主要是归功于国内组织严密，成本低廉的工人们。我知道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叫嚣我们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很低，改革几十年我们依旧是处于国际制造行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等初级产品制造阶段，所谓‘生产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飞机’，纷纷呼吁要改变我们所处的这种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说到这里城市大学一位副校长脸上露出尴尬表情，因为他正是对这种种意见呼声最高的专家之一。
“不过同志们啊，前途是光明的，但前进道路是曲折的。我也想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但是不行啊，连我们尊敬的前任首长都说过，我们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漫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在现今国际环境里，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还是低廉的人力成本。”杨星虽然曲解领导语录，但现场却没人在意，因为杨星所说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场诸人没有不清楚的。
“既然我们有这个优势，那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发挥这个优势，必须说我们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现在的生意遍布世界，属下的制造企业也去过邻近的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考察，如果只比较人力成本它们比我们还要低，但如果比较起工人的熟练程度、组织服从性和建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和我们的差距还大得很。省里那些下岗职工只需要一定的职业培训就马上能重新上岗，而农民工兄弟只要把必要的技能培训工作跟上，更是一支源源不断的劳动大军，中国工人的制造水平绝对是世界第一，关键看我们如何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了。”杨星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