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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西山，粤军是自顾不暇，还有心思异想天开，做梦一举打到长江边上，和‘皖系’最后一个拥有军权的督军卢永祥聚兵一处，妄想消灭曹锟。这不是把好不容易得来的广东地盘和发展起来的粤军，往火坑里推吗？
他小徐将军再有本事，为什么不去和王学谦商量北伐，反而眼巴巴的从浙江跑到上海。不就是王学谦已经看透‘皖系’再无崛起的可能了吗？
要知道，皖系和浙江的王学谦的关系，可要比广东的临时政府来的深厚的多。
朋友都不帮满，你一个外人，瞎参合什么？
问题是，陈炯明一直认为这是政见不合，是可以辩论的，能够商量的。让他没料到的是，他成了‘叛徒’，孙大先生年近花甲之龄却要再一次尝到了失败的味道。
按照孙大先生的习惯，失落是难免的，但过了几天肯定会满血满状态复活，然后召集天下有志之士来围剿他这个叛徒，想起这些，陈炯明就牙花子疼。
未来的广州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大帅，那位还困在非常大总统府，您看！”
“那位啊！”陈炯明一听到大总统这三个字，就脑仁疼，不觉皱眉问。不过，不用手下提醒了，他就已经想起来孙大先生在逃跑的时候，把老婆忘在家里了。
陈炯明也是气的，张口骂道：“这个老匹夫，尽做些不着四六的事。当年上下都反对他休妻另娶，还是朋友家的女儿，他也敢下得去手？不要脸的事都让他做尽了。现在倒好，自己跑了，老婆不要了，你说全天下有这样不要脸的混蛋吗？”
“是是是！”
陈炯明气的呼哧带喘的，部下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充愣。问了一句：“可人在广州也不是个事，是不是带到督军府？”
“混账东西，他孙大炮不要脸，我是不要脸的人吗？”
陈炯明气的一巴掌打在部下的脑袋上。军帽都搧飞了。人却又无力的坐下，挥挥手道：“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把人给我送到香港，不，到了香港之后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上路费。不要慢待了对方，这孙大炮真是缺大德了。 ”
陈炯明想想都觉得自己冤的很，他只不过想让孙大先生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好好的先把广东治理好，打好后方的基础，难道他错了么？
打发走了身边的副官，陈炯明叫来了司令部参谋长，下令道：“向全国通电，广东主张联省自治，拥护民国民主政权。”
“这个……”
参谋长不敢马上应承下来。只是小声的提醒道：“大帅，这样一来，我们算是彻底和孙大总统决裂了，而且我们真的要支持曹锟吗？”
陈炯明瞪眼道：“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我都要成过街老鼠了，还有心思想这些？”
让孙大先生脸面扫地。
广东督军陈炯门进退维谷。
两人本就揪心挠肺般的难受，可偏偏就有人很高兴，而且这位幸灾乐祸的人的声望一点都不比孙大先生差，在近代文坛政坛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梁启超。
至于这位怎么和孙大先生结仇的原因也很简单，梁启超是‘保皇党’。‘变色龙’，是清廷遗老遗少的小辫子，这些都是‘国党’嘲讽这位近代思想大师的惯用语气；而梁启超呢？他嘲笑‘国党’为‘口头革命家’、‘远距离革命家’、‘嘴炮无敌’。
而当时主要机构在南洋的‘国党’偏偏就不能反驳，煽动无知青年替他们送死的事实。
梁启超能嘲笑‘国党’高层的敢做不敢当。是因为‘维新党’出了一个谭嗣同，其父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而他更是光绪近臣，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可就是这么一个书生，做了一句‘国党’高层谁也都不敢做的事。
‘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愿做变法流血之第一人！’
一个书生。贵公子，胸膛里却藏着心怀天下的正气，听到这句话的人，就算在看不起‘维新党’的固执和狭隘，也要对谭嗣同，还有另外‘维新党’重要人物竖起大拇指，高唱一句：“六君子高义。”
而且文人骂人，自古都是办法百出。
打个比方，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后在青年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他是一个敢和天下人打官司也全然不惧的硬茬。当初他和章士钊骂战的时候，正好碰到学生游行，最后被军警打散了。不过他没有参加游行，可第二天，很多报纸上都写了这么一则消息：“……游行被军警武力驱散，谭姓青年学生头部刀伤，昏迷未醒；北大教授周树人被打，掉门牙两颗……”
报纸鲁迅当晚就看到了，可是他纳闷啊！
游行他是知道，可没参加呀，想着会不会弄错了？可问题是，他的门牙掉落，却是真的，不过都好几年前的事了，那还是他在教育部做佥事（科长）的时候，一次坐人力车不小心，车夫摔倒了，连累他脸刹着地，门牙飞了两个。后来门牙都已经补好了，平时也不大看得出来，这都是好几年之前的老黄历了。怎么就有记者说他门牙掉了，还是被军警打的，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连鲁迅都闹不明白，什么地方出错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一次翻医书的时候，才明白报纸报导的深意。太龌龊了，原来中医之中的理论：牙属于肾，‘牙损’属于‘肾阴亏’，就是骂鲁迅肾虚。引申出来的意思还有，‘那方面无能’、‘没儿子’，‘老绝户’之类的话。（等到他儿子出生，终于可以证明报纸上都是一片胡言的时候，N多年过去了……）
鲁迅当然不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半晚上的坐在家里的书桌前运气……然后从书桌的抽屉里掏出一个小本本，上面都是他仇人（没办法，太不招人待见），翻到‘业儒’这一科目，找到《世界报》（民国时期的小报都喜欢起非常拉风的名字，听着像是路透社，美联社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编辑一栏，发现副主编竟是章士钊的弟子，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孙子闹鬼！’连夜写文章骂回去，写文章的中间，耗掉老刀牌香烟三包，咬坏的笔杆一支，就不做详细赘述……
作为读书人中的一员，才高八斗的大学教授鲁迅，都要琢磨好几天，才能闹明白，‘掉门牙事件’的真正落脚。
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报纸的副主编的笔伐。
换成章士钊，可能会更加隐晦，更加让人琢磨不透。
没办法，华夏的文人都喜欢这一套。这一次，换成了梁启超，这位笔力之雄厚，胸中浩瀚如星辰般的学者，真要奚落一番孙大先生，定能写出一篇连‘国党’都不会提及的文章来，能让孙大先生的文学素养，刚好能看懂，还能气得他半死。问题是鲁迅能骂回去，骂的国学大家章士钊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因为他有那个本事和能力。但是‘国党’之内，归置、归置，有谁有胆量说：用文章，骂的梁启超太抬不起头来？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份能耐。
只能气的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这也是‘国党’的悲哀！连写文章骂人都骂不过，舆论阵地都掌握不了，还想着治国平天下，掌握政权，这不是扯吗？
可好死不死的，孙大先生就一头撞了上去。逃到上海，惊魂未定，在法租界的莫里哀路的花园洋房里，孙大先生长吁短叹的看着报纸，很多，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报纸都让手下买来了。广州兵变的事态实在太严重，不得不让他重视。
很快，他就看到了天津《大公报》上，梁启超的文章，辞藻之华丽，用词之考究，引证之详殷，不得不称赞其为一篇好文章。通篇没有提到一个当代人的名字，上溯三皇五帝，下至明清，连话本犄角旮旯里的典故人物都让他给找出来了，化作一个个方块字，却仿佛利刃似的，一刀又一刀的插在孙大先生的胸口。
脸红了。
眼也红了。
手又抖了……
“老匹夫欺人太甚，呀呀，气死我也！”
气的连说话都不利索了，这下孙大先生身边的人可都吓坏了，可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孙大先生腿一蹬，都已翻白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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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西山，粤军是自顾不暇，还有心思异想天开，做梦一举打到长江边上，和‘皖系’最后一个拥有军权的督军卢永祥聚兵一处，妄想消灭曹锟。这不是把好不容易得来的广东地盘和发展起来的粤军，往火坑里推吗？
他小徐将军再有本事，为什么不去和王学谦商量北伐，反而眼巴巴的从浙江跑到上海。不就是王学谦已经看透‘皖系’再无崛起的可能了吗？
要知道，皖系和浙江的王学谦的关系，可要比广东的临时政府来的深厚的多。
朋友都不帮满，你一个外人，瞎参合什么？
问题是，陈炯明一直认为这是政见不合，是可以辩论的，能够商量的。让他没料到的是，他成了‘叛徒’，孙大先生年近花甲之龄却要再一次尝到了失败的味道。
按照孙大先生的习惯，失落是难免的，但过了几天肯定会满血满状态复活，然后召集天下有志之士来围剿他这个叛徒，想起这些，陈炯明就牙花子疼。
未来的广州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大帅，那位还困在非常大总统府，您看！”
“那位啊！”陈炯明一听到大总统这三个字，就脑仁疼，不觉皱眉问。不过，不用手下提醒了，他就已经想起来孙大先生在逃跑的时候，把老婆忘在家里了。
陈炯明也是气的，张口骂道：“这个老匹夫，尽做些不着四六的事。当年上下都反对他休妻另娶，还是朋友家的女儿，他也敢下得去手？不要脸的事都让他做尽了。现在倒好，自己跑了，老婆不要了，你说全天下有这样不要脸的混蛋吗？”
“是是是！”
陈炯明气的呼哧带喘的，部下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充愣。问了一句：“可人在广州也不是个事，是不是带到督军府？”
“混账东西，他孙大炮不要脸，我是不要脸的人吗？”
陈炯明气的一巴掌打在部下的脑袋上。军帽都搧飞了。人却又无力的坐下，挥挥手道：“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把人给我送到香港，不，到了香港之后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上路费。不要慢待了对方，这孙大炮真是缺大德了。 ”
陈炯明想想都觉得自己冤的很，他只不过想让孙大先生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好好的先把广东治理好，打好后方的基础，难道他错了么？
打发走了身边的副官，陈炯明叫来了司令部参谋长，下令道：“向全国通电，广东主张联省自治，拥护民国民主政权。”
“这个……”
参谋长不敢马上应承下来。只是小声的提醒道：“大帅，这样一来，我们算是彻底和孙大总统决裂了，而且我们真的要支持曹锟吗？”
陈炯明瞪眼道：“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我都要成过街老鼠了，还有心思想这些？”
让孙大先生脸面扫地。
广东督军陈炯门进退维谷。
两人本就揪心挠肺般的难受，可偏偏就有人很高兴，而且这位幸灾乐祸的人的声望一点都不比孙大先生差，在近代文坛政坛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梁启超。
至于这位怎么和孙大先生结仇的原因也很简单，梁启超是‘保皇党’。‘变色龙’，是清廷遗老遗少的小辫子，这些都是‘国党’嘲讽这位近代思想大师的惯用语气；而梁启超呢？他嘲笑‘国党’为‘口头革命家’、‘远距离革命家’、‘嘴炮无敌’。
而当时主要机构在南洋的‘国党’偏偏就不能反驳，煽动无知青年替他们送死的事实。
梁启超能嘲笑‘国党’高层的敢做不敢当。是因为‘维新党’出了一个谭嗣同，其父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而他更是光绪近臣，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可就是这么一个书生，做了一句‘国党’高层谁也都不敢做的事。
‘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愿做变法流血之第一人！’
一个书生。贵公子，胸膛里却藏着心怀天下的正气，听到这句话的人，就算在看不起‘维新党’的固执和狭隘，也要对谭嗣同，还有另外‘维新党’重要人物竖起大拇指，高唱一句：“六君子高义。”
而且文人骂人，自古都是办法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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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华夏的文人都喜欢这一套。这一次，换成了梁启超，这位笔力之雄厚，胸中浩瀚如星辰般的学者，真要奚落一番孙大先生，定能写出一篇连‘国党’都不会提及的文章来，能让孙大先生的文学素养，刚好能看懂，还能气得他半死。问题是鲁迅能骂回去，骂的国学大家章士钊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因为他有那个本事和能力。但是‘国党’之内，归置、归置，有谁有胆量说：用文章，骂的梁启超太抬不起头来？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份能耐。
只能气的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这也是‘国党’的悲哀！连写文章骂人都骂不过，舆论阵地都掌握不了，还想着治国平天下，掌握政权，这不是扯吗？
可好死不死的，孙大先生就一头撞了上去。逃到上海，惊魂未定，在法租界的莫里哀路的花园洋房里，孙大先生长吁短叹的看着报纸，很多，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报纸都让手下买来了。广州兵变的事态实在太严重，不得不让他重视。
很快，他就看到了天津《大公报》上，梁启超的文章，辞藻之华丽，用词之考究，引证之详殷，不得不称赞其为一篇好文章。通篇没有提到一个当代人的名字，上溯三皇五帝，下至明清，连话本犄角旮旯里的典故人物都让他给找出来了，化作一个个方块字，却仿佛利刃似的，一刀又一刀的插在孙大先生的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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