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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易崧,渠易崧虽然早有才名,但也是直到五十岁才开始尝试为先人经典做注本。这一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
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名望问题。注书者需有名望方能服众,同一典籍众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学问者更加让人信服,一个无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会无人问津,因
此历来能为经书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宜生虽然自幼通读诗书,即便嫁人后也手不释卷,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了,但若因此就说她能比肩大儒,对经书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无误,乃至穷源竟委,却是绝对夸
张。
所以,她的注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注书。所谓注书,是为解析、注释前人所著之书,凡是认真做学问的,注书时无不力求字义、词义、句义尽量准确,分毫不错,还有知识渊博者,注书时喜欢“挖脚跟”,即纵观
古今,将书里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来源出处,乃至后来又有谁引用过都挖出来,这样的注书方式,非大学问者不能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这种。
起码现在不是。
而她现在做的,与其说是“注书”,倒不如说是“驳书”。
她作注的书是《女四书》。女四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四本书的总称,正如男人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四书作为
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一般,《女诫》等四本书便是当世女子的《四书》。
宜生最熟悉的也是这四本书。
从她牙牙学语,从初次拿笔歪歪扭扭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她的人生便似乎再离不开这四本书。
平日里长辈用女四书教导她,犯错了用女四书罚她抄写,若哪里做的不温婉不淑女不合女子规范,便有人拿女四书教训她……
这是她的经历,也是几乎每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孩子的经历。
可以说,她闭着眼睛都能把女四书默写出来,顺带连各个注本都一清二楚。
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作注,难度上就小了很多,一来这四本书相比真正的经典,可以说十分简单,也没有什么隐晦难懂的道理;二来,自然是宜生对它们太过熟悉。
只是解释这四本书的字词句义,她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她要做的当然不只是如此。
她所作的注本分两部分,一为释义,二为驳斥。
解释它的意思,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驳斥它!注书就只能揣摩原作者思想,为原作者唱赞歌么?书上所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是颠扑不破的么?书是人写的,人都有私欲,有缺点,将一个有私欲有缺点的人写的书奉若
圭臬,不加辨别的规矩自己的言行,甚至要求天下人言行举止都遵从于一本书,这难道不可笑?读书是为明智,却不是为了让自己盲目信书,变成书的奴隶,若有书要求人必须按它所说的怎样怎样做,那这种书不读也罢,因为这种书写出来便不是为了让人明智,而
是为了培养它思想的奴隶和信徒。
在宜生眼里,女四书便是这样的书。
世人推崇它们,要求闺阁女儿时刻谨记着它们,事事以其为向导,这并非因为这四本书多么完美,不过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
而被当做被要求看这些书的女孩儿们来说,她们大多数甚至只读过这些书,那些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书,在世人甚至在她们自己眼里,都是她们不需要的。她们接受的信息极其单一,耳濡目染下便对这几本书深信不疑,等到成为母亲,便又用它们来教导自己的女儿,如此一代代传下去,才有了那么多温婉柔顺的“贤妻良母”
。
前世的宜生便是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哪怕她除了《女诫》等还读了其他很多书,哪怕她也时时有疑惑,怀疑那些书上所说难道都是对的。但身边所有人都用一遍遍地用言语用行为告诉她:是的,书上是对的,你要贤良,你要忍耐,你要做世间女子典范,花心的丈夫要原谅,不慈的婆母要孝顺,姨娘小妾要
和睦相处,庶子庶女要善待……熬过这所有一切,你便是人人夸奖人人羡慕的贤妻良母,人生赢家。
她听从照做了,但内心的怀疑和不甘却从未消失过。
所以她直到死,也没有真正舒心快乐过。
她不想让那些尚未成为“贤妻良母”的女孩子再如她一样了。所以她写《女四书注》,不为注释,不为颂扬,只为批驳。
渠易崧,渠易崧虽然早有才名,但也是直到五十岁才开始尝试为先人经典做注本。这一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
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名望问题。注书者需有名望方能服众,同一典籍众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学问者更加让人信服,一个无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会无人问津,因
此历来能为经书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宜生虽然自幼通读诗书,即便嫁人后也手不释卷,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了,但若因此就说她能比肩大儒,对经书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无误,乃至穷源竟委,却是绝对夸
张。
所以,她的注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注书。所谓注书,是为解析、注释前人所著之书,凡是认真做学问的,注书时无不力求字义、词义、句义尽量准确,分毫不错,还有知识渊博者,注书时喜欢“挖脚跟”,即纵观
古今,将书里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来源出处,乃至后来又有谁引用过都挖出来,这样的注书方式,非大学问者不能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这种。
起码现在不是。
而她现在做的,与其说是“注书”,倒不如说是“驳书”。
她作注的书是《女四书》。女四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四本书的总称,正如男人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四书作为
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一般,《女诫》等四本书便是当世女子的《四书》。
宜生最熟悉的也是这四本书。
从她牙牙学语,从初次拿笔歪歪扭扭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她的人生便似乎再离不开这四本书。
平日里长辈用女四书教导她,犯错了用女四书罚她抄写,若哪里做的不温婉不淑女不合女子规范,便有人拿女四书教训她……
这是她的经历,也是几乎每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孩子的经历。
可以说,她闭着眼睛都能把女四书默写出来,顺带连各个注本都一清二楚。
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作注,难度上就小了很多,一来这四本书相比真正的经典,可以说十分简单,也没有什么隐晦难懂的道理;二来,自然是宜生对它们太过熟悉。
只是解释这四本书的字词句义,她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她要做的当然不只是如此。
她所作的注本分两部分,一为释义,二为驳斥。
解释它的意思,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驳斥它!注书就只能揣摩原作者思想,为原作者唱赞歌么?书上所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是颠扑不破的么?书是人写的,人都有私欲,有缺点,将一个有私欲有缺点的人写的书奉若
圭臬,不加辨别的规矩自己的言行,甚至要求天下人言行举止都遵从于一本书,这难道不可笑?读书是为明智,却不是为了让自己盲目信书,变成书的奴隶,若有书要求人必须按它所说的怎样怎样做,那这种书不读也罢,因为这种书写出来便不是为了让人明智,而
是为了培养它思想的奴隶和信徒。
在宜生眼里,女四书便是这样的书。
世人推崇它们,要求闺阁女儿时刻谨记着它们,事事以其为向导,这并非因为这四本书多么完美,不过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
而被当做被要求看这些书的女孩儿们来说,她们大多数甚至只读过这些书,那些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书,在世人甚至在她们自己眼里,都是她们不需要的。她们接受的信息极其单一,耳濡目染下便对这几本书深信不疑,等到成为母亲,便又用它们来教导自己的女儿,如此一代代传下去,才有了那么多温婉柔顺的“贤妻良母”
。
前世的宜生便是这样一个“贤妻良母”,哪怕她除了《女诫》等还读了其他很多书,哪怕她也时时有疑惑,怀疑那些书上所说难道都是对的。但身边所有人都用一遍遍地用言语用行为告诉她:是的,书上是对的,你要贤良,你要忍耐,你要做世间女子典范,花心的丈夫要原谅,不慈的婆母要孝顺,姨娘小妾要
和睦相处,庶子庶女要善待……熬过这所有一切,你便是人人夸奖人人羡慕的贤妻良母,人生赢家。
她听从照做了,但内心的怀疑和不甘却从未消失过。
所以她直到死,也没有真正舒心快乐过。
她不想让那些尚未成为“贤妻良母”的女孩子再如她一样了。所以她写《女四书注》,不为注释,不为颂扬,只为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