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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寂女。”
“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我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像的。”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ài，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ài。”
每当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些离经叛道的名言时，每当再读杜拉斯那些素简又迷离的小说时，平果都会暗下决心，等到有一天去了法国，到了巴黎，一定要去探访一下杜拉斯的故居和墓地。
要说平果逛巴黎街道，犹如漫步一个个露天博物馆。
路边建筑，百年以上的，比比皆是。而街角或墙壁上爬墙虎等等碧草、苍苔都像妖娆宫女，可以牵扯出无数骇人听闻的改朝换代。
每一条街街牌，都像一张张文化展馆的标牌，贴些各类显赫的名字。等把巴黎的地名背熟了，也就等于读了本历史教科书。
在巴黎，平果去过了16区的雨果大道、8区的巴尔扎克路、伏尔泰站、狄德罗站……甚至走进小街小巷，也能旁逸斜出，被赫赫有名的人名晃到了眼前一片白光。
比如在爱丽舍宫街对面，有一条小路横在面前，瞥一眼路牌：霍，杜拉斯路。
在蒙帕纳斯公墓。
并不算特别大的园区里，那块著名的刻着“M D”字母，长满青苔、颜色暗沉的石板墓地，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墓盖，周围摆放了一些盆栽植物，显得清新，生机勃勃。
墓地的样式，和不远处的萨特和波伏娃合葬墓一样，平整寻常，但少了一块墓碑。
在墓盖上，可以寻找到墓地重修的原因——YANN ANDREA，1952-2014。
是的，就是这个“扬”，杜拉斯的最后情人。
就是他，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岁诞辰过后的三个月，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去世，在杜拉斯逝世18年之后。
同样是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里举行葬礼，扬·安德烈随后被合葬于杜拉斯的墓穴里，名字就刻在杜拉斯的下面，就像他们两人生前的关系一样：后者的生活完全被前者控制着，却永远也挣脱不开。
这一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曾经让平果十分地费解又钦佩。
走过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就在双叟咖啡馆的对面，教堂前的小广场上，终日挤满了喧闹的游客。
平果在双叟咖啡馆感受完毕加索、海明威的气息，就会去关心隔壁圣·贝诺特街5号墙上的那块法语牌子，牌子上写着：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于1942—1996曾住在这栋公寓里。
杜拉斯，永远的魅惑。
平果叹口气，告诉平涵涵说：
“知道么？老妈就是爱读她的书，所有的，她的书，我全部买回家来一遍遍地阅读。当然，我也钦佩她的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充满了一种不懈追求爱情、自由与尊严的极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高级精致。
譬如她的代表作《琴声如诉》，将41000字的中篇小说当成了长篇，前后用23次笔墨来抒写法国的黄昏夕阳。
如泣如诉的钢琴声，声声悦耳，伴随着夕阳西下，诠释着一份不可能的爱情，一种极致、纯净、渴望的男女情感。
展示了一种当代人生活的苦闷、空虚，人与人沟通的苦难，茫然中的默默等待，没有目标，没有爱情，甚至没有欲望，危机一触即发的精神神经，如影随形的死亡氛围。
“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境况，使得爱情，似惟有在死亡中才可得到绝对爱情、疯狂爱情。
而事实上，这种爱情，是永恒不可能的。
绝望爱情，在头脑绝对清晰、冷静的女作家笔下，成为了绝唱——理性控制下，简洁的文字白描出理性所不理解的种种事理。
痛彻心扉，意境悠长，像变调了的中板，如歌的行板。”
平涵涵凝视着母亲的眼睛，笑说：“好吧，我们去追寻杜拉斯吧！走，探访她的故居去！”
平果知道，杜拉斯十八岁回到了法国之后，除了在父亲故乡呆过之外，基本上只有三个住处，其中在巴黎的，就是在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5号。
平果母女俩终于来到了这里。
大门上方嵌有一块纪念牌，是巴黎市政府2011年才安放的，上面写着：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42年-1996年曾在此楼居住。
四楼左边，木质白色百叶窗紧闭。据说这个见证过无数事件的房间早就不再属于杜拉斯。在她去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出租的这套房被房东要求收了回去。杜拉斯的儿子让·马斯科罗曾想保留，把它变成一个纪念场所，因难度太大而放弃。
圣伯努瓦路短促而细窄，在南面路口和圣日耳曼大街相接，附近有个圣日耳曼－德普雷老教堂，那个三角地带就是巴黎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圈”：花神咖啡，双偶咖啡，大街对面还有老酒馆里普——在20世纪中期，左岸此地，曾是巴黎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
在她家楼下，街对面有个小餐馆“小圣伯努瓦”，据说是杜拉斯最爱的餐馆。家常味道，百年老店，墙上写着开业于1901年。餐馆里挂了各种老照片，当然也有杜拉斯的，不过现在侍应生都是在她去世后，才进店的。
1943年，就在这个房间，名叫玛格丽特·多纳迪厄从法国海外领地“印度支那”回到巴黎读完法学院的女孩终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她在封页署下一个笔名，从此，成为了“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是她父亲的家乡洛特－加龙省一个小镇的名字。
父亲去世后，她随母亲及两个哥哥曾回杜拉斯住过两年。据说那个名叫普拉提耶的旧庄园，当时还是她父亲的产业。
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里，她以女主人公莫德的视角反复描摹了庄园周围的风物，还有那趟途经波尔多的小火车。
青春期的杜拉斯十分漂亮迷人，就像她在大学时一样，是朋友圈里的磁石。
在圣伯努瓦5号四楼的这个窗栏前，她留下许多照片，都是那时还未“备受摧残”的面容，是一副迷倒所有人的眼睛、脸蛋和腰身。
从1942年到1996年，一直和这个房间同在的只有杜拉斯一个人，但在生命最后两年，杜拉斯又彻底回到圣伯努瓦路5号这个最初的居所，写作的起点。
杜拉斯就坐在四楼窗前，扬·安德烈亚记下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我是野蛮而绝望的作家。”
是的，杜拉斯就是这样，野性十足地将诚挚而真实的人生考量化为一种宣泄，以清丽、寂寞又妖冶的文字表达出来。
步入咖啡馆内，要了一杯原味咖啡，平涵涵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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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寂女。”
“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我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像的。”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ài，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ài。”
每当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些离经叛道的名言时，每当再读杜拉斯那些素简又迷离的小说时，平果都会暗下决心，等到有一天去了法国，到了巴黎，一定要去探访一下杜拉斯的故居和墓地。
要说平果逛巴黎街道，犹如漫步一个个露天博物馆。
路边建筑，百年以上的，比比皆是。而街角或墙壁上爬墙虎等等碧草、苍苔都像妖娆宫女，可以牵扯出无数骇人听闻的改朝换代。
每一条街街牌，都像一张张文化展馆的标牌，贴些各类显赫的名字。等把巴黎的地名背熟了，也就等于读了本历史教科书。
在巴黎，平果去过了16区的雨果大道、8区的巴尔扎克路、伏尔泰站、狄德罗站……甚至走进小街小巷，也能旁逸斜出，被赫赫有名的人名晃到了眼前一片白光。
比如在爱丽舍宫街对面，有一条小路横在面前，瞥一眼路牌：霍，杜拉斯路。
在蒙帕纳斯公墓。
并不算特别大的园区里，那块著名的刻着“M D”字母，长满青苔、颜色暗沉的石板墓地，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墓盖，周围摆放了一些盆栽植物，显得清新，生机勃勃。
墓地的样式，和不远处的萨特和波伏娃合葬墓一样，平整寻常，但少了一块墓碑。
在墓盖上，可以寻找到墓地重修的原因——YANN ANDREA，1952-2014。
是的，就是这个“扬”，杜拉斯的最后情人。
就是他，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岁诞辰过后的三个月，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扬·安德烈去世，在杜拉斯逝世18年之后。
同样是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里举行葬礼，扬·安德烈随后被合葬于杜拉斯的墓穴里，名字就刻在杜拉斯的下面，就像他们两人生前的关系一样：后者的生活完全被前者控制着，却永远也挣脱不开。
这一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曾经让平果十分地费解又钦佩。
走过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就在双叟咖啡馆的对面，教堂前的小广场上，终日挤满了喧闹的游客。
平果在双叟咖啡馆感受完毕加索、海明威的气息，就会去关心隔壁圣·贝诺特街5号墙上的那块法语牌子，牌子上写着：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于1942—1996曾住在这栋公寓里。
杜拉斯，永远的魅惑。
平果叹口气，告诉平涵涵说：
“知道么？老妈就是爱读她的书，所有的，她的书，我全部买回家来一遍遍地阅读。当然，我也钦佩她的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充满了一种不懈追求爱情、自由与尊严的极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高级精致。
譬如她的代表作《琴声如诉》，将41000字的中篇小说当成了长篇，前后用23次笔墨来抒写法国的黄昏夕阳。
如泣如诉的钢琴声，声声悦耳，伴随着夕阳西下，诠释着一份不可能的爱情，一种极致、纯净、渴望的男女情感。
展示了一种当代人生活的苦闷、空虚，人与人沟通的苦难，茫然中的默默等待，没有目标，没有爱情，甚至没有欲望，危机一触即发的精神神经，如影随形的死亡氛围。
“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境况，使得爱情，似惟有在死亡中才可得到绝对爱情、疯狂爱情。
而事实上，这种爱情，是永恒不可能的。
绝望爱情，在头脑绝对清晰、冷静的女作家笔下，成为了绝唱——理性控制下，简洁的文字白描出理性所不理解的种种事理。
痛彻心扉，意境悠长，像变调了的中板，如歌的行板。”
平涵涵凝视着母亲的眼睛，笑说：“好吧，我们去追寻杜拉斯吧！走，探访她的故居去！”
平果知道，杜拉斯十八岁回到了法国之后，除了在父亲故乡呆过之外，基本上只有三个住处，其中在巴黎的，就是在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5号。
平果母女俩终于来到了这里。
大门上方嵌有一块纪念牌，是巴黎市政府2011年才安放的，上面写着：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1942年-1996年曾在此楼居住。
四楼左边，木质白色百叶窗紧闭。据说这个见证过无数事件的房间早就不再属于杜拉斯。在她去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出租的这套房被房东要求收了回去。杜拉斯的儿子让·马斯科罗曾想保留，把它变成一个纪念场所，因难度太大而放弃。
圣伯努瓦路短促而细窄，在南面路口和圣日耳曼大街相接，附近有个圣日耳曼－德普雷老教堂，那个三角地带就是巴黎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圈”：花神咖啡，双偶咖啡，大街对面还有老酒馆里普——在20世纪中期，左岸此地，曾是巴黎知识分子的聚会场所。
在她家楼下，街对面有个小餐馆“小圣伯努瓦”，据说是杜拉斯最爱的餐馆。家常味道，百年老店，墙上写着开业于1901年。餐馆里挂了各种老照片，当然也有杜拉斯的，不过现在侍应生都是在她去世后，才进店的。
1943年，就在这个房间，名叫玛格丽特·多纳迪厄从法国海外领地“印度支那”回到巴黎读完法学院的女孩终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她在封页署下一个笔名，从此，成为了“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是她父亲的家乡洛特－加龙省一个小镇的名字。
父亲去世后，她随母亲及两个哥哥曾回杜拉斯住过两年。据说那个名叫普拉提耶的旧庄园，当时还是她父亲的产业。
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里，她以女主人公莫德的视角反复描摹了庄园周围的风物，还有那趟途经波尔多的小火车。
青春期的杜拉斯十分漂亮迷人，就像她在大学时一样，是朋友圈里的磁石。
在圣伯努瓦5号四楼的这个窗栏前，她留下许多照片，都是那时还未“备受摧残”的面容，是一副迷倒所有人的眼睛、脸蛋和腰身。
从1942年到1996年，一直和这个房间同在的只有杜拉斯一个人，但在生命最后两年，杜拉斯又彻底回到圣伯努瓦路5号这个最初的居所，写作的起点。
杜拉斯就坐在四楼窗前，扬·安德烈亚记下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我是野蛮而绝望的作家。”
是的，杜拉斯就是这样，野性十足地将诚挚而真实的人生考量化为一种宣泄，以清丽、寂寞又妖冶的文字表达出来。
步入咖啡馆内，要了一杯原味咖啡，平涵涵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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