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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 -->>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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