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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sp;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