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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林涛说。
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两万元钱。”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没有？”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陈局长又坐了下来：“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没用。”
“不，”我说，“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是的是的，”侦查员使劲儿点头，“一米八，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涛，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大宝说，“龙番七百万人口，怎么找？”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发现。”我说。
“‘六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说：“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我说：“就是那几个饼干袋子。”
“嗯，对。”胡科长说。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我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说：“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我说，“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说：“继续干活。”
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我说，“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宝说，“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xìng交？”
我说。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她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大宝说，“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
我点点头，没说话。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
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
“怎么了？”大宝问。
“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块反光点。”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大宝问。
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遍脚趾，装进物证袋，脱了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DNA实验室。
实验室里，DNA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涂片。我拿过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着。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检验！”我兴奋地说道。
在DNA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
“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在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出售。而且，与之吻合的，戚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IC卡电话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IC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IC卡，是陕西电信发售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陕西？”我说，“凶手是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的怎么会对我们龙番那一块地方那么熟悉？那这案子怎么办？我刚从死者的脚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来没用了。全国这么大，陕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这儿有个好消息。”胡科长说，“我马上到办公室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
4
胡科长的办公室里，胡科长靠在座椅上，喝着茶。
他说：“如果一个胆子不大的凶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你怎么知道凶手胆子不大？”我问。
“我就是做个假设。”胡科长继续卖关子。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胡科长说：“如果我是凶手，我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坟场作案，就会选择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亲戚的坟墓。”
“等等，”我打断胡科长的话，“可是凶手为什么非要去坟场作案？”
“这个不好说。”胡科长说，“但你还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你还是在怀疑李华夏的亲人。可是侦查他们已经说了，李华夏除了个曾孙子，没人回龙番。而且，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怎么会愚昧到给自己的曾祖父献祭活人呢？这肯定是个巧合。”
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林涛说。
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两万元钱。”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没有？”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陈局长又坐了下来：“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没用。”
“不，”我说，“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是的是的，”侦查员使劲儿点头，“一米八，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涛，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大宝说，“龙番七百万人口，怎么找？”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发现。”我说。
“‘六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说：“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我说：“就是那几个饼干袋子。”
“嗯，对。”胡科长说。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我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说：“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我说，“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说：“继续干活。”
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我说，“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宝说，“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xìng交？”
我说。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她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大宝说，“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
我点点头，没说话。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
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
“怎么了？”大宝问。
“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块反光点。”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大宝问。
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遍脚趾，装进物证袋，脱了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DNA实验室。
实验室里，DNA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涂片。我拿过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着。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检验！”我兴奋地说道。
在DNA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
“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在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出售。而且，与之吻合的，戚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IC卡电话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IC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IC卡，是陕西电信发售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陕西？”我说，“凶手是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的怎么会对我们龙番那一块地方那么熟悉？那这案子怎么办？我刚从死者的脚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来没用了。全国这么大，陕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这儿有个好消息。”胡科长说，“我马上到办公室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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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科长的办公室里，胡科长靠在座椅上，喝着茶。
他说：“如果一个胆子不大的凶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你怎么知道凶手胆子不大？”我问。
“我就是做个假设。”胡科长继续卖关子。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胡科长说：“如果我是凶手，我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坟场作案，就会选择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亲戚的坟墓。”
“等等，”我打断胡科长的话，“可是凶手为什么非要去坟场作案？”
“这个不好说。”胡科长说，“但你还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你还是在怀疑李华夏的亲人。可是侦查他们已经说了，李华夏除了个曾孙子，没人回龙番。而且，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怎么会愚昧到给自己的曾祖父献祭活人呢？这肯定是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