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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三年夏六月朔，刘文济于乾元殿举行大朝，在公卿百官、各国使节的见证下，降御旨，赐金册，加冕旒，正式册立皇长子刘继礼为太子。
刘继礼，乃是刘文济与李皇后所生长子，生于雍熙六年，时年未满十九周岁在嫡长制的约束下，要立太子，是不可能避开他的。而刘继礼自幼端谨孝顺，素有贤名......
因此，对于帝国的贵族与官僚们来说，皇帝立太子，所立之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汉又一位年轻的太子。
从很多人的目光中，都能看出一股热切，显然，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又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帝国上下，最具投资价值的，就该是太子了，连世祖皇帝算上，大汉已经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在大汉帝国，成功率是一百。
对嫡长子给予之厚望，刘文济也不是装了，依常制，为其配备东宫属官及卫率，最重要的，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
立太子之前，刘文济着重咨询过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圣母萧太后，一个就是赵王叔刘昉，而对此议，二者都表示认可。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国家既有成制，嫡长无缺无过，当立。
为了表示支持，在刘文济请刘昉做刘继礼太傅之时，在稍微犹豫之后，终是开其尊口，同意再度出山。这已经是刘昉第二次担任太子太傅了，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战，或许对赵王而言，扶立天子，都不如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帝国接班人困难大。
不论如何，在册立完太子之后，由安南王刘文涣薨逝带给皇帝刘文济身心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许多，于是收拾心情，重新上阵，继续搞他的皇帝事业。
端拱三年秋，长江中游连发大水，荆湖北道沿江诸州县受灾尤其严重，灾民百万计，死伤难计。事实上，这几年，长江水患频发，不曾断绝，到端拱三年秋汛，算是集中爆发了。
这算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面临的第一个影响深远、波及广泛、损失严重的大灾害，不管是为立功还是立德，他都得表现出皇帝怜恤百姓的担当来，做出救苦救难的姿态来。
于是，自上而下的，朝廷调集精干人员，筹集粮米衣药物资，全力投入救灾事宜中来。灾害洪流之中，方显英雄本色，这场水灾，对沿江州县的百姓而言是苦难，但对皇帝刘文济来说，却是一次整饬湖北官场的良机。
经过平康半年，包括没有怎么大整的端拱两年，帝国上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初在江陵府蛰伏时，刘文济虽然不问一政，不办一事，但可别真当他是去静养的，默默无闻的同时，他可把荆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个清清楚楚。登基之后，又有武德司那边更详细、全面的情报加以佐证，认识就更深了。
而吏治是最明显，最容易下手，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但借着这次大水，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长江上的，水师内的，贪污的，受贿的，救灾不力的，欺君害民的......
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尤其是端拱三年夏，曾会联合指挥司，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守辽东的规矩，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都没用。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曾会，已然成为平康—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对辽东局势的安定，对安东的压制，他有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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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三年夏六月朔，刘文济于乾元殿举行大朝，在公卿百官、各国使节的见证下，降御旨，赐金册，加冕旒，正式册立皇长子刘继礼为太子。
刘继礼，乃是刘文济与李皇后所生长子，生于雍熙六年，时年未满十九周岁在嫡长制的约束下，要立太子，是不可能避开他的。而刘继礼自幼端谨孝顺，素有贤名......
因此，对于帝国的贵族与官僚们来说，皇帝立太子，所立之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汉又一位年轻的太子。
从很多人的目光中，都能看出一股热切，显然，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又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帝国上下，最具投资价值的，就该是太子了，连世祖皇帝算上，大汉已经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在大汉帝国，成功率是一百。
对嫡长子给予之厚望，刘文济也不是装了，依常制，为其配备东宫属官及卫率，最重要的，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
立太子之前，刘文济着重咨询过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圣母萧太后，一个就是赵王叔刘昉，而对此议，二者都表示认可。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国家既有成制，嫡长无缺无过，当立。
为了表示支持，在刘文济请刘昉做刘继礼太傅之时，在稍微犹豫之后，终是开其尊口，同意再度出山。这已经是刘昉第二次担任太子太傅了，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战，或许对赵王而言，扶立天子，都不如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帝国接班人困难大。
不论如何，在册立完太子之后，由安南王刘文涣薨逝带给皇帝刘文济身心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许多，于是收拾心情，重新上阵，继续搞他的皇帝事业。
端拱三年秋，长江中游连发大水，荆湖北道沿江诸州县受灾尤其严重，灾民百万计，死伤难计。事实上，这几年，长江水患频发，不曾断绝，到端拱三年秋汛，算是集中爆发了。
这算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面临的第一个影响深远、波及广泛、损失严重的大灾害，不管是为立功还是立德，他都得表现出皇帝怜恤百姓的担当来，做出救苦救难的姿态来。
于是，自上而下的，朝廷调集精干人员，筹集粮米衣药物资，全力投入救灾事宜中来。灾害洪流之中，方显英雄本色，这场水灾，对沿江州县的百姓而言是苦难，但对皇帝刘文济来说，却是一次整饬湖北官场的良机。
经过平康半年，包括没有怎么大整的端拱两年，帝国上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初在江陵府蛰伏时，刘文济虽然不问一政，不办一事，但可别真当他是去静养的，默默无闻的同时，他可把荆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个清清楚楚。登基之后，又有武德司那边更详细、全面的情报加以佐证，认识就更深了。
而吏治是最明显，最容易下手，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但借着这次大水，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长江上的，水师内的，贪污的，受贿的，救灾不力的，欺君害民的......
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尤其是端拱三年夏，曾会联合指挥司，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守辽东的规矩，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都没用。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曾会，已然成为平康—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对辽东局势的安定，对安东的压制，他有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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