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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梁晓秀当初来法国时从国内带来了6个大红喜字，那是她亲手在红纸上剪出来的，当时准备在法国布置新房时用。在她的想象中，宋福禄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新房，置办了所有结婚用品。她到法国后，只要把那些大红喜字一贴上，新房就算布置好了。
他们办完结婚证书的第二天早晨，梁晓秀起床后，拿出三个大红喜字贴在了她自己房间的墙壁上、窗户上和门上，以此庆祝他们的结婚。她想对亏从国内带来了那些大红喜字，否则她结婚连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现在贴上那些大红喜字后，她感觉可以渲染结婚的喜庆气氛了。
早晨，宋福禄从房间出来，第一眼就看到了梁晓秀房间的门上和窗户上都贴上了大喜字，便在门外问道：“晓秀，你起床了？”
梁晓秀推开门说，她刚把大红喜字贴上，她还有三个大喜字，想贴在宋福禄的房间里。
宋福禄便说：“我们又不住在一起，在我房间贴喜字有什么用呢？”他看着那些大红喜字虽然也觉得有喜庆的气氛，但总觉得心里欠着梁晓秀，他没为她置办任何结婚用品，一想起来就感觉太对不起人家了。他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没有。她贴喜字，那是一种对婚姻的表达，一种无声的埋怨。
梁晓秀一脸灿烂，喜气洋洋地说：“喜庆呗。结婚了，总得有点喜庆的气氛吧。有了这些大红喜字，我看着心里热乎，我才会意识到我们结婚了。”她那样说时没想到深深刺激了宋福禄，他觉着自己作为一个大男人，没能力为新婚妻子置办结婚用品，简直是窝囊透顶了。他内疚，自责，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也是啊，那就贴吧。”宋福禄只好无奈地说，准备自己贴那三个大喜字。
“我给你贴吧，”梁晓秀莞尔一笑，说，“这个喜字得女人贴才有好运。”
“还有这个说法？”
“在我们村就是女人贴喜字。”
梁晓秀在宋福禄的房间里也贴了3个大红喜字，一个贴在墙上，一个贴在窗户上，一个贴在门上。贴完之后，他们看了好半天，但都没有说话。
梁晓秀私下想：宋福禄天天看着大红喜字，他就会记得他是结了婚的男人，他该承担家庭责任了。大红喜字就是对他的鞭策和鼓励，就是他奋发图强的动力。
女人的心思往往和男人不一样，梁晓秀的想法虽然过于简单，但那毕竟是她作为女人的一种表达方式。
宋福禄则想：这个姑娘可真不容易，嫁了他，什么都没得到，只好拿出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大红喜字来营造结婚的喜庆气氛，可是他们竟然还不能同居。那么，那些大红喜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新婚是大喜的日子：新婚入洞房，天经地义。他们独特的婚姻在于：他们没有同房，而是分居而住。这叫什么结婚？宋福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法回答；梁晓秀则认为，情况特殊，他们只能分居。
他们办理结婚手续之前，宋福禄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他们暂时还不能同居，而要分居。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旦同房，梁晓秀就会怀孕，而他们当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他们的生活还没有着落，他们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至于同房，那是以后在考虑的事。
梁晓秀当时就同意了宋福禄提出的条件，所以，他们办理结婚手续后没有住到一起，谁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关于同房的事，宋福禄和梁晓秀其实都没有把话说透，说清楚。
别看宋福禄已经是30岁的男人了，但他对男女之事知之甚少。他16岁离开家乡到香港时，对男女之事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朦胧的想法都没有。到了香港，他整天打工，几乎没有休闲时间，更没有想到男女之事。22岁到法国后，他更忙了，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15小时，期间虽然偶尔也想过女人，但很快就把自己的欲望压下去了。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等自立门户后，他再想成家立业的事。
29岁那年，他堂叔提出让他在30岁时开店娶媳妇，那时他才第一次真正想到了女人。
这样一来，他到30岁时还没有接触过女人，对男女之事还朦朦胧胧，以为只要男女住在一个房间，女人就会怀孕生孩子。可见他的生活压力有多大，他的堂叔把他剥削得多么厉害，没让他等到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他堂叔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只会干活的机器，而没有任何其他非分之想的人了。
梁晓秀与宋福禄则完全不同。她虽然还差三个月才满18周岁，但她对男女之事要比宋福禄懂得多。在农村人们农闲时，无论男女总爱谈论男女之事，那方面的信息她听得太多了。临出国前，母亲还特意给她讲了结婚同房的注意事项；她的女同学和女朋友也曾和她开玩笑，说过好多那方面的事。
宋福禄说，他担心他们同房她会怀孕，所以他们暂时分居。她当时想，不同居也行，反正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算是正式夫妻了。她当时本想说他们同居可以先采取避孕措施，那样她就不会怀孕了，但她没好意思说出口。她感觉宋福禄似乎对男女之事不大懂，甚至都没有一点那方面的欲望。
按理说，男人娶了媳妇都要急着同房，可是宋福禄当时确实没有那方面的欲望，生活的重担把他压得快喘不过气了，他的欲望被牢牢压在了心底。
这对新人见面4个多月，甚至连手都没拉过，更没有亲吻、拥抱，一点亲热的举动都没有。
他们的结婚真是独一无二，前所未闻。
也不是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梁晓秀当初来法国时从国内带来了6个大红喜字，那是她亲手在红纸上剪出来的，当时准备在法国布置新房时用。在她的想象中，宋福禄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新房，置办了所有结婚用品。她到法国后，只要把那些大红喜字一贴上，新房就算布置好了。
他们办完结婚证书的第二天早晨，梁晓秀起床后，拿出三个大红喜字贴在了她自己房间的墙壁上、窗户上和门上，以此庆祝他们的结婚。她想对亏从国内带来了那些大红喜字，否则她结婚连一点喜庆的气氛都没有；现在贴上那些大红喜字后，她感觉可以渲染结婚的喜庆气氛了。
早晨，宋福禄从房间出来，第一眼就看到了梁晓秀房间的门上和窗户上都贴上了大喜字，便在门外问道：“晓秀，你起床了？”
梁晓秀推开门说，她刚把大红喜字贴上，她还有三个大喜字，想贴在宋福禄的房间里。
宋福禄便说：“我们又不住在一起，在我房间贴喜字有什么用呢？”他看着那些大红喜字虽然也觉得有喜庆的气氛，但总觉得心里欠着梁晓秀，他没为她置办任何结婚用品，一想起来就感觉太对不起人家了。他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没有。她贴喜字，那是一种对婚姻的表达，一种无声的埋怨。
梁晓秀一脸灿烂，喜气洋洋地说：“喜庆呗。结婚了，总得有点喜庆的气氛吧。有了这些大红喜字，我看着心里热乎，我才会意识到我们结婚了。”她那样说时没想到深深刺激了宋福禄，他觉着自己作为一个大男人，没能力为新婚妻子置办结婚用品，简直是窝囊透顶了。他内疚，自责，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也是啊，那就贴吧。”宋福禄只好无奈地说，准备自己贴那三个大喜字。
“我给你贴吧，”梁晓秀莞尔一笑，说，“这个喜字得女人贴才有好运。”
“还有这个说法？”
“在我们村就是女人贴喜字。”
梁晓秀在宋福禄的房间里也贴了3个大红喜字，一个贴在墙上，一个贴在窗户上，一个贴在门上。贴完之后，他们看了好半天，但都没有说话。
梁晓秀私下想：宋福禄天天看着大红喜字，他就会记得他是结了婚的男人，他该承担家庭责任了。大红喜字就是对他的鞭策和鼓励，就是他奋发图强的动力。
女人的心思往往和男人不一样，梁晓秀的想法虽然过于简单，但那毕竟是她作为女人的一种表达方式。
宋福禄则想：这个姑娘可真不容易，嫁了他，什么都没得到，只好拿出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大红喜字来营造结婚的喜庆气氛，可是他们竟然还不能同居。那么，那些大红喜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新婚是大喜的日子：新婚入洞房，天经地义。他们独特的婚姻在于：他们没有同房，而是分居而住。这叫什么结婚？宋福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法回答；梁晓秀则认为，情况特殊，他们只能分居。
他们办理结婚手续之前，宋福禄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他们暂时还不能同居，而要分居。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旦同房，梁晓秀就会怀孕，而他们当时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他们的生活还没有着落，他们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至于同房，那是以后在考虑的事。
梁晓秀当时就同意了宋福禄提出的条件，所以，他们办理结婚手续后没有住到一起，谁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关于同房的事，宋福禄和梁晓秀其实都没有把话说透，说清楚。
别看宋福禄已经是30岁的男人了，但他对男女之事知之甚少。他16岁离开家乡到香港时，对男女之事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朦胧的想法都没有。到了香港，他整天打工，几乎没有休闲时间，更没有想到男女之事。22岁到法国后，他更忙了，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15小时，期间虽然偶尔也想过女人，但很快就把自己的欲望压下去了。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等自立门户后，他再想成家立业的事。
29岁那年，他堂叔提出让他在30岁时开店娶媳妇，那时他才第一次真正想到了女人。
这样一来，他到30岁时还没有接触过女人，对男女之事还朦朦胧胧，以为只要男女住在一个房间，女人就会怀孕生孩子。可见他的生活压力有多大，他的堂叔把他剥削得多么厉害，没让他等到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他堂叔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只会干活的机器，而没有任何其他非分之想的人了。
梁晓秀与宋福禄则完全不同。她虽然还差三个月才满18周岁，但她对男女之事要比宋福禄懂得多。在农村人们农闲时，无论男女总爱谈论男女之事，那方面的信息她听得太多了。临出国前，母亲还特意给她讲了结婚同房的注意事项；她的女同学和女朋友也曾和她开玩笑，说过好多那方面的事。
宋福禄说，他担心他们同房她会怀孕，所以他们暂时分居。她当时想，不同居也行，反正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算是正式夫妻了。她当时本想说他们同居可以先采取避孕措施，那样她就不会怀孕了，但她没好意思说出口。她感觉宋福禄似乎对男女之事不大懂，甚至都没有一点那方面的欲望。
按理说，男人娶了媳妇都要急着同房，可是宋福禄当时确实没有那方面的欲望，生活的重担把他压得快喘不过气了，他的欲望被牢牢压在了心底。
这对新人见面4个多月，甚至连手都没拉过，更没有亲吻、拥抱，一点亲热的举动都没有。
他们的结婚真是独一无二，前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