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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笠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也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委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有一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笠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人凤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四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霁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哪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无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他们也会毫不掩饰地坦白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附近。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搓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报，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毛人凤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凤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竟送到中共办事处。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见是“送呈毛人凤先生亲启”的文件，也照例收下，并拿送文簿给他看。当他看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三脚两步来到沈醉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他，问他怎么办？
沈醉考虑了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沈醉一面叫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回去一下，同时他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当他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交通员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后来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拉拢权贵，手腕高明，决不轻易得罪人，对蒋经国更是俯首帖耳
毛人凤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深，在国民党政府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介石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笠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极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人凤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爱理不理地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笠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诚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便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后来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诚和毛人凤竟然往来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凤照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做一下，马上叫毛人凤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丰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发展，大家都慢慢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笠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动计划。戴笠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使戴笠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诚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让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陈诚的指示，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凤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度去巴结的时候，毛人凤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诚，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人凤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反感，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钦，除了把美国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多方面找机会去拉何的关系。军统大特务沈醉于1948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要多与何的侄儿(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沈醉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写信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回信叫他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可是也同样支持何。他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省府秘书长，什么人当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人凤也要联合他一同暗中倒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当云南警务处扩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人凤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纵同意了这一意见，而委派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凤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凤去询问这一情况。毛人凤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人凤把处理情况向何应钦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人凤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人凤会巴结，又是浙江同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人凤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军统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
毛人凤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他的老婆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凤结婚后，对毛人凤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的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人凤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人凤活动，给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劝别人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凤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工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济时一样花点钱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人凤便在这方面投其所好。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时，毛人凤曾下令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人凤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人凤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人凤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1949年9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毛人凤先去机场布置。后来蒋经国先来了，毛人凤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说话时低三下四的。他还对下属说：“你把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也都靠得很拢。
善于借他人之手排除异己，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与过去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他认为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留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他的心里是有算盘的：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国民党就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国民党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军统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肋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军统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军统。
在他这一措施之下，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的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以及1947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叛变的人，都一起被他抛弃下来。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某，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凤，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人凤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又如替军统搞过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某，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某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后来毛人凤听到有人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反感。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贸然下手。
在上海临解放前，毛人凤曾派人去逮捕余乐醒，但他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人凤的毒手。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人凤去试试看，当国民党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一些军政头子的迷信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满地都是红的，他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他们要把国旗改为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昆明和下属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笠先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毛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蒋介石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他坐了几次便要把车子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一处也不要，宁愿自己另找。有些人还以为他比郑介民、唐纵两人高明些，其实他是由于迷信关系，害怕不吉利；甚至连戴笠生前自行设计的军统新建的大厦门中那间最好的办公室，他也忌讳，不愿在那里面去办公，而选择一间他认为方位朝向最适宜于他的一间办公室，一直不肯变动。当他从副局长升为局长后，许多人都劝他搬到郑介民那间局长室去，他坚决不同意。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这间办公室很顺利，何必去动它。”由于命中缺火，毛人凤的化名便叫“以炎”，多年来一直用这个化名。
爱好京戏，喜好玩弄女性
毛人凤对京戏特别爱好，他在昆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甚至两场京戏。当时马连良和于素秋在云南大戏院演出，他每晚都要去，因此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每晚总是在戏院给他订好十几个座位，并先派特务在前后两排布置好，把中间一排五六个最好的座位留给他。周伯先还同时在戏院门前派出一批特务等候照料，一等他下汽车，特务们便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戏院去。那种排场，使得整个戏院看戏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对此却非常得意，事情再忙，也得抽空去看一出压轴戏。
毛人凤曾多次想把于素秋聘到台湾去，于素秋经常和他接近，曾几次到他家拜访。毛人凤一听见于来，立刻把要办的事都搁下来，和于一谈就是几小时，这时谁也不敢去惊动他们。有次于素秋白天有戏要出台，戏院经理到时找不到她。一打听她到毛人凤家来了，便派人赶来接她回去准备出演。她仗着毛人凤的势力对来人说：“你们是怕今天客人要退票呢，还是准备以后不做生意？毛先生留我吃饭，你们敢不敢说个不字？”戏院里的人一声不吭走了，只好回去挂上一面“于素秋因急病不能演出”的牌子请求观众原谅。
毛人凤和戴笠一样爱玩弄女性，不过毛人凤的条件没有戴笠那么优越，往往只能利用机会和乘人之危来达到他的目的。抗战时，军统特务李广和在山西的天主教中有一点力量，一向利用这个关系从事特务活动，并与日伪发生关系。当时他还不了解蒋介石早在实行曲线救国政策，因此不敢把他同日寇的关系据实报告军统。当他奉日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人凤看刘青芳非常风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人凤在征得戴笠的同意后，便亲自陪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人凤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不久还由毛人凤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人凤的关系竞选国大代表，毛人凤也答应支持她。她便仆仆风尘，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人凤的关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凤帮忙，不久也落入毛人凤的圈套。毛人凤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事还不少。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不过两三年便被赶出了大陆，于1956年在台北因病死去，被蒋介石追赠上将军衔。
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笠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也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委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有一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笠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人凤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四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霁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哪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无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他们也会毫不掩饰地坦白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附近。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搓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报，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毛人凤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凤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竟送到中共办事处。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见是“送呈毛人凤先生亲启”的文件，也照例收下，并拿送文簿给他看。当他看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三脚两步来到沈醉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他，问他怎么办？
沈醉考虑了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沈醉一面叫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回去一下，同时他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当他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交通员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后来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拉拢权贵，手腕高明，决不轻易得罪人，对蒋经国更是俯首帖耳
毛人凤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深，在国民党政府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介石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笠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极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人凤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爱理不理地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笠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诚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便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后来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诚和毛人凤竟然往来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凤照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做一下，马上叫毛人凤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丰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发展，大家都慢慢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笠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动计划。戴笠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使戴笠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诚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让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陈诚的指示，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凤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度去巴结的时候，毛人凤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诚，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人凤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反感，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钦，除了把美国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多方面找机会去拉何的关系。军统大特务沈醉于1948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要多与何的侄儿(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沈醉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写信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回信叫他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可是也同样支持何。他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省府秘书长，什么人当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人凤也要联合他一同暗中倒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当云南警务处扩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人凤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纵同意了这一意见，而委派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凤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凤去询问这一情况。毛人凤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人凤把处理情况向何应钦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人凤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人凤会巴结，又是浙江同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人凤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军统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
毛人凤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他的老婆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凤结婚后，对毛人凤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的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人凤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人凤活动，给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劝别人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凤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工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济时一样花点钱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人凤便在这方面投其所好。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时，毛人凤曾下令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人凤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人凤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人凤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1949年9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毛人凤先去机场布置。后来蒋经国先来了，毛人凤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说话时低三下四的。他还对下属说：“你把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也都靠得很拢。
善于借他人之手排除异己，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与过去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他认为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留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他的心里是有算盘的：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国民党就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国民党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军统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肋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军统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军统。
在他这一措施之下，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的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以及1947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叛变的人，都一起被他抛弃下来。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某，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凤，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人凤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又如替军统搞过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某，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某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后来毛人凤听到有人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反感。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贸然下手。
在上海临解放前，毛人凤曾派人去逮捕余乐醒，但他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人凤的毒手。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人凤去试试看，当国民党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一些军政头子的迷信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满地都是红的，他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他们要把国旗改为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昆明和下属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笠先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毛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蒋介石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他坐了几次便要把车子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一处也不要，宁愿自己另找。有些人还以为他比郑介民、唐纵两人高明些，其实他是由于迷信关系，害怕不吉利；甚至连戴笠生前自行设计的军统新建的大厦门中那间最好的办公室，他也忌讳，不愿在那里面去办公，而选择一间他认为方位朝向最适宜于他的一间办公室，一直不肯变动。当他从副局长升为局长后，许多人都劝他搬到郑介民那间局长室去，他坚决不同意。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这间办公室很顺利，何必去动它。”由于命中缺火，毛人凤的化名便叫“以炎”，多年来一直用这个化名。
爱好京戏，喜好玩弄女性
毛人凤对京戏特别爱好，他在昆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甚至两场京戏。当时马连良和于素秋在云南大戏院演出，他每晚都要去，因此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每晚总是在戏院给他订好十几个座位，并先派特务在前后两排布置好，把中间一排五六个最好的座位留给他。周伯先还同时在戏院门前派出一批特务等候照料，一等他下汽车，特务们便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戏院去。那种排场，使得整个戏院看戏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对此却非常得意，事情再忙，也得抽空去看一出压轴戏。
毛人凤曾多次想把于素秋聘到台湾去，于素秋经常和他接近，曾几次到他家拜访。毛人凤一听见于来，立刻把要办的事都搁下来，和于一谈就是几小时，这时谁也不敢去惊动他们。有次于素秋白天有戏要出台，戏院经理到时找不到她。一打听她到毛人凤家来了，便派人赶来接她回去准备出演。她仗着毛人凤的势力对来人说：“你们是怕今天客人要退票呢，还是准备以后不做生意？毛先生留我吃饭，你们敢不敢说个不字？”戏院里的人一声不吭走了，只好回去挂上一面“于素秋因急病不能演出”的牌子请求观众原谅。
毛人凤和戴笠一样爱玩弄女性，不过毛人凤的条件没有戴笠那么优越，往往只能利用机会和乘人之危来达到他的目的。抗战时，军统特务李广和在山西的天主教中有一点力量，一向利用这个关系从事特务活动，并与日伪发生关系。当时他还不了解蒋介石早在实行曲线救国政策，因此不敢把他同日寇的关系据实报告军统。当他奉日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人凤看刘青芳非常风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人凤在征得戴笠的同意后，便亲自陪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人凤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不久还由毛人凤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人凤的关系竞选国大代表，毛人凤也答应支持她。她便仆仆风尘，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人凤的关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凤帮忙，不久也落入毛人凤的圈套。毛人凤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事还不少。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不过两三年便被赶出了大陆，于1956年在台北因病死去，被蒋介石追赠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