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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小部分原因在于，现代主义文学在爱德华时代方兴未艾，毛姆却拒绝随波逐流，依旧固守着现实主义的套路，自然难免被目为前朝的遗老遗少。比如1915年，拿了出版商多达五百英镑（约3650克黄金）预付金的毛姆在因为周游列国而拖稿四年之后，终于将五百多页的《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交由声誉卓著的威廉·海恩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 Ltd）付梓；仅仅几天之后，也就是8月21日，伦敦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竟然刊登了一篇匿名的评论短文，该文极尽嘲讽之能事，给这部后来被公认为英语文学经典的巨著贴上了“腐朽的现实主义”（sordid realism）的标签。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尖酸刻薄的书评显得特别像跳梁小丑的胡言乱语，但话又说回来，《人性的枷锁》的现实主义特征确实非常突出，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毛姆对现实主义的坚持，绝非由于对新写作技巧及理念缺乏了解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固步自封；恰恰相反，他常年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游历，除了精通这些国家的语言，亦谙熟欧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于他可谓了如指掌。毛姆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更早之前的理性主义一样，无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已；它诚然更为新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高于其他流派。这可以从诸君正拿在手上这本《月亮和六便士》第二章里看出来：
如今战争业已来临，它带来了新的风气。年轻人信奉的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神明，我们的后辈将要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也可以看出端倪了。躁动不安的年轻世代在意识到他们的强大之后早已登堂入室，这些人夺门而入，抢占了我们的位子。空气里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有些为老不尊的长者滑稽地模仿年轻人的吵吵嚷嚷，想要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尚未逝去；他们像最有活力的后生那样振臂高呼，但喊出的口号是那么的空洞；他们就像人老珠黄的荡妇，试图通过梳妆打扮和卖弄风情来重获青春永驻的幻觉。那些较为聪明的前辈则大大方方地让开道路。他们无奈的微笑中带着些许宽容的嘲讽。这些人记得当初他们将踌躇满志的前辈踩在脚下时，也正是如此大叫大嚷、出言不逊；他们还预见到这些高举火炬的勇士终有一日也要让出他们的位子。谁也不能够一锤定音。哪怕是新福音，到尼尼微繁荣昌盛的时候不也已经变成旧福音。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以为他们说的话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殊不知此类豪言壮语早已被说过上百遍，而且连说话的腔调也是大同小异。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
这段话是在1918年5月写下的。此前半年，因为不幸罹患曾经在他年幼时夺走其母亲生命的肺结核，他一直在苏格兰的疗养院治病。往前三个月，他充当英国军方情报人员，旅居彼得格勒，游说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让俄罗斯继续留在协约国。再往前到1916年底，他和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结伴云游，自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最终抵达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1917年4月8日才扬帆返回美国。此次长达半年的南太平洋之旅催生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叶子的颤动》（The Trembling of a Leaf）和一部中长篇小说，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
毛姆对南太平洋的兴趣由来已久，其中部分源于各种描绘那片海域的文学作品，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提比》（Typee）和罗伯特·刘易斯·斯蒂文森的《海岛夜谭》（Island Nights，Entertainments）；部分来自他1903年旅居巴黎时产生的对著名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及作品的痴迷。1918年春天，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毛姆的身体大有起色，得到医生的首肯之后南下英格兰，到伦敦附近萨里郡一座占地多达十七英亩有余的别墅休养。是年5月，他动笔创作《月亮和六便士》，用三个月完成了这部尚不足七万五千个单词的小说。
尽管《人性的枷锁》出版后备受攻讦，销量乏善可陈，但毛姆这次并没有更弦改辙，反而顽固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几年前遭到的恶评，他明显仍旧耿耿于怀，于是用上面那段引文活灵活现地描绘当时文坛的风气，紧接着又以乔治时代的诗人乔治·克雷布自许，作出某种意义上的反击：
有时候，一个人在属于他的风云岁月过去之后，还能活着进入全新的时代，这时好奇的人就能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奇特的场面。比如说，现在谁还会想起乔治·克雷布呢？他曾经是个著名的诗人，当时所有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天才，这种现象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并不多见。他师法亚历山大·蒲柏那个流派，用押韵双行体撰写了许多德育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许多诗人唱起新的歌曲。克雷布先生依然用双行体写他的德育故事。我想他肯定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年轻人所写的诗歌，我还想象他会认为那些诗写得很差。当然，大多数确实写得很差。但济慈与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少数诗篇，再加上雪莱的几首名作，确实开辟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精神境界。克雷布先生已经是明日黄花，但他依然用押韵双行体写着他的德育故事。我曾随意翻阅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也许他们当中会有更为激情澎湃的济慈、更为超凡脱俗的雪莱，已经出版过将会流传千古的名作。这我并不清楚。我钦羡他们优美的文笔，我赞美他们欢畅的风格。这些后生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再把他们视为初露锋芒之辈会闹笑话的。但尽管他们的作品很多（他们的词汇量非常丰富，仿佛在摇篮里就开始研读罗杰特的《词林正典》），我却没有读到新意：在我看来，这些人学识有余，而涵养不足。我消受不起他们猛拍我后背的那种热切和扑进我怀里的那种激情，我觉得他们的情感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也有些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老古董。我会继续用双行体撰写德育... -->>
另外小部分原因在于，现代主义文学在爱德华时代方兴未艾，毛姆却拒绝随波逐流，依旧固守着现实主义的套路，自然难免被目为前朝的遗老遗少。比如1915年，拿了出版商多达五百英镑（约3650克黄金）预付金的毛姆在因为周游列国而拖稿四年之后，终于将五百多页的《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交由声誉卓著的威廉·海恩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 Ltd）付梓；仅仅几天之后，也就是8月21日，伦敦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竟然刊登了一篇匿名的评论短文，该文极尽嘲讽之能事，给这部后来被公认为英语文学经典的巨著贴上了“腐朽的现实主义”（sordid realism）的标签。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尖酸刻薄的书评显得特别像跳梁小丑的胡言乱语，但话又说回来，《人性的枷锁》的现实主义特征确实非常突出，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毛姆对现实主义的坚持，绝非由于对新写作技巧及理念缺乏了解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固步自封；恰恰相反，他常年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游历，除了精通这些国家的语言，亦谙熟欧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于他可谓了如指掌。毛姆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更早之前的理性主义一样，无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已；它诚然更为新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高于其他流派。这可以从诸君正拿在手上这本《月亮和六便士》第二章里看出来：
如今战争业已来临，它带来了新的风气。年轻人信奉的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神明，我们的后辈将要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也可以看出端倪了。躁动不安的年轻世代在意识到他们的强大之后早已登堂入室，这些人夺门而入，抢占了我们的位子。空气里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有些为老不尊的长者滑稽地模仿年轻人的吵吵嚷嚷，想要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尚未逝去；他们像最有活力的后生那样振臂高呼，但喊出的口号是那么的空洞；他们就像人老珠黄的荡妇，试图通过梳妆打扮和卖弄风情来重获青春永驻的幻觉。那些较为聪明的前辈则大大方方地让开道路。他们无奈的微笑中带着些许宽容的嘲讽。这些人记得当初他们将踌躇满志的前辈踩在脚下时，也正是如此大叫大嚷、出言不逊；他们还预见到这些高举火炬的勇士终有一日也要让出他们的位子。谁也不能够一锤定音。哪怕是新福音，到尼尼微繁荣昌盛的时候不也已经变成旧福音。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以为他们说的话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殊不知此类豪言壮语早已被说过上百遍，而且连说话的腔调也是大同小异。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
这段话是在1918年5月写下的。此前半年，因为不幸罹患曾经在他年幼时夺走其母亲生命的肺结核，他一直在苏格兰的疗养院治病。往前三个月，他充当英国军方情报人员，旅居彼得格勒，游说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让俄罗斯继续留在协约国。再往前到1916年底，他和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结伴云游，自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最终抵达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1917年4月8日才扬帆返回美国。此次长达半年的南太平洋之旅催生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叶子的颤动》（The Trembling of a Leaf）和一部中长篇小说，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
毛姆对南太平洋的兴趣由来已久，其中部分源于各种描绘那片海域的文学作品，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提比》（Typee）和罗伯特·刘易斯·斯蒂文森的《海岛夜谭》（Island Nights，Entertainments）；部分来自他1903年旅居巴黎时产生的对著名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及作品的痴迷。1918年春天，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毛姆的身体大有起色，得到医生的首肯之后南下英格兰，到伦敦附近萨里郡一座占地多达十七英亩有余的别墅休养。是年5月，他动笔创作《月亮和六便士》，用三个月完成了这部尚不足七万五千个单词的小说。
尽管《人性的枷锁》出版后备受攻讦，销量乏善可陈，但毛姆这次并没有更弦改辙，反而顽固地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几年前遭到的恶评，他明显仍旧耿耿于怀，于是用上面那段引文活灵活现地描绘当时文坛的风气，紧接着又以乔治时代的诗人乔治·克雷布自许，作出某种意义上的反击：
有时候，一个人在属于他的风云岁月过去之后，还能活着进入全新的时代，这时好奇的人就能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奇特的场面。比如说，现在谁还会想起乔治·克雷布呢？他曾经是个著名的诗人，当时所有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天才，这种现象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并不多见。他师法亚历山大·蒲柏那个流派，用押韵双行体撰写了许多德育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许多诗人唱起新的歌曲。克雷布先生依然用双行体写他的德育故事。我想他肯定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年轻人所写的诗歌，我还想象他会认为那些诗写得很差。当然，大多数确实写得很差。但济慈与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少数诗篇，再加上雪莱的几首名作，确实开辟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精神境界。克雷布先生已经是明日黄花，但他依然用押韵双行体写着他的德育故事。我曾随意翻阅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也许他们当中会有更为激情澎湃的济慈、更为超凡脱俗的雪莱，已经出版过将会流传千古的名作。这我并不清楚。我钦羡他们优美的文笔，我赞美他们欢畅的风格。这些后生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再把他们视为初露锋芒之辈会闹笑话的。但尽管他们的作品很多（他们的词汇量非常丰富，仿佛在摇篮里就开始研读罗杰特的《词林正典》），我却没有读到新意：在我看来，这些人学识有余，而涵养不足。我消受不起他们猛拍我后背的那种热切和扑进我怀里的那种激情，我觉得他们的情感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也有些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老古董。我会继续用双行体撰写德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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