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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掏出枕下的手表一看，才清晨五点，天却已经大亮了。我清楚地记得夜里的梦，近段时间我的梦夜夜重温：一幢旧房子大木门外带斜坡的空地，很安静的夜里。穿黑衣的守灵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在一个棺木旁边跪着。守灵人背对我，铁皮壳的煤汽灯，还有一盏燃着灯线的菜油灯，灯光都很淡，风吹得一摇一摆。没有哭声，也不说话，但我感到我和守灵人彼此熟悉，我在这人身后跪下，再三伏地揖拜。一旁的白花在凋落，像纸钱一样飘落，随着风声聚集在我的脚下。
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关系，而且关系不同一般。是谁呢？
我的母亲七十六岁，一直多病，但还顽强地活着。我父亲两年前老而寿终，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莲花山，也就是五个月前，细雨纷纷，山上云雾缭绕，松竹茂盛。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长排恭立在父亲的新墓前。作道事的老先生，让我们转过身，掀起后衣角接他远远扔来的米粒，据称接得多的，祖先在天格外保佑，财源滚滚。果然我接得多，大家轰然祝贺我，像中了彩票小奖。我回家却把这把米好好地做了一顿粥，让父亲的灵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里。
而五个月后，就是这天清晨，2001年1月18日清晨，我独自一人躺在德里的帝国旅馆，我都不敢睁开眼去看，怕一睁开眼，那残留的梦痕会一扫而净。如果棺木里是父亲，那他想通过这个梦传递给我不让别人知道的信息。父亲眼睛有病，在我生下后，就不能在船上继续做水手，在我长成一个少女后，就是一个盲人。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他的嗅觉、听觉、感觉、触感，胜过正常人。不在人世的父亲，看见在德里的我，知道我陷在迷津里，他会让善人给我帮助，他会不惜跨过生死之界，给我一只手。
我要去的世界当然在旅馆之外，附近几条街还是很干净，绿树成荫，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互相反映堂皇，与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现代得可爱。往北走，到康诺特圆环，才杂乱起来，印度起来。
到德里老城区，旧德里，方觉得来到一个有自己历史的地方：一股强悍的生命之气，磅礴而来。这个印度17世纪的首都，残存的赭色城门、窄小灰暗的巷道间，都能引出煌煌然闪光的伊斯兰教寺庙建筑。到处是兜售鲜花的小摊，串串叠叠，七八种花色不太有顺序地放在大竹箕上，水珠新鲜晶莹。各种颜色的辣椒香料摊，则是玻璃瓶子、木箱、麻袋整齐陈列，香味浓郁。
我最喜欢那些瓶子，每看到新鲜的色彩，我都驻足观望几秒钟。女人艳丽的沙丽，男人素洁的头巾，还有他们从头到脚闪光的银饰，害得我手痒痒的，想去摸一下，沾一下那快乐。蓝得透明的天，将心气掀得大大的，可以装下任何生猛的色彩。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季节好，气温好，不太热也不太冷，不会如雨季涨水，也不如旱季热得焦心。
现在是一月，苏菲真是会选时间。
看来是旅游旺季，一街人，外国人，外省人，满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挤在街上，加上黄牛白牛与自行车三轮车挤道。披着棉布或丝绸的小商小贩，面含微笑，手拿着玻璃石头银器的项链，跟着游人，劝人买这买那。“不买？”“没问题，拜拜。”高高兴兴走开追下一个。印度英语听起来像含了枚印度橄榄舍不得吐掉。印度这个地方，至少有一点好：我生平第一次不必为自己乱七八糟的英文脸红。于是满街都在含橄榄说没问题。
对着满街飘香，我寻思了半天。回到旅馆吃中饭，心里七上八下，越来越不踏实：苏菲花这么大力气，就是让我写这样鸡毛蒜皮的观光记？这个快快乐乐“没问题”民族的问题，我有什么办法能分析？我觉得苏菲并不是让我来体验印度神秘。突然我想起她的话，那假装禅机的句子“愚者不知难，亦不知无难。”这话大有讲究。我没来得及填肚子，就在电脑前坐下写电子信，也学她的神秘腔调。
“索非索，欲索何索？”
这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我拿起电话，听到苏菲的笑声。
“什么事啊？摊底牌吧，要我做什么，找谁？”
“你认为我想找谁？”她反问。
“你会说是阿难。我当然不会相信。”
“你如我想的一样聪明。”
“好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就是阿难。”
“阿难到了印度？怎么可能。难道他真认为自己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听说他在泰国的寺庙妓院间出没？”
“我请你帮我在印度找。我和他的事，全世界你知道得最多。”
或许真是如此。我到香港，苏菲到北京，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请我吃饭，目的却是谈阿难。所以我成了我馋嘴的牺牲品。我不由得对自己冷笑了。
“印度人口已经到了十亿。你要我这个外乡人找一个人，我去找就是，没问题。但是找不到呢？”
“去找，就能找到。还没有找，你怎么肯定找不到？”她语气竟然有点生气。
我想想，摇摇头，这个苏菲肯定疯了。最先她没有直接说让我去追着采访阿难，我以为是开玩笑：她只是让我随意写印度。现在好像整个印度之行的目的全变了，我是来给大款儿苏菲当差！她雇我做私家侦探，用作家的幌子，找她想找的人！
我重新上街，三条街走下来，印象完全不同了，糟透了：任何东西，一看是黄种人的脸，价格就高出本地人几倍。黄这皮肤是财富的象征，最高级的商店有两类人经常光顾，一是中东石油富豪，二是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价格越是天数，中国人买得越起劲。
而这些街道之脏，实在无法恭维，街两旁的店卫生条件也不好。店主说，小姐喝水，买封死的听装，价格比瓶装水高，但确保是来自出产地的山泉。瓶装的说不定是假的。
啊，哪有这么叫卖的？
平价旅馆都很糟糕，收费还不合理。蚊子嗡嗡叫着满街飞，到处闻得见焦糊的咖喱味。苏菲让我住特价五星级旅馆，恐怕有道理，干净旅馆不容易找。我初到印度，她想保证不让我病倒，病倒了，整个写作计划告吹。摊上切开的西瓜，那水那刀都可能有细菌，只有香蕉这类自带套的水果才保险。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就在我左右，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的情绪，我看不见中国人感觉的出门不安全、处处欺诈勒索现象，可能这个地方的人，连骗人也少一股歹毒劲，一切都充满庸懒闲情和十足的耐心，时间永远都够，一天过得没有停止，再过一天还是这一天，流水流走还会回来。
我早明白出租车司机载上我这个外国人，故意绕着城跑，既费时又费钱。街里的小巷子涌出臭气，小孩一丝不挂在垃圾堆里打滚，一点也不怕凉风。有人裹了一根脏脏的布条，赤脚跪在路边乞讨，有人干脆睡在路上，病得奄奄一息，走过的人视而不见，生命太贱。
这天星期四，不过是个日历上的记录，而我感觉已经在这儿经历了许多个星期四。我继续在街上瞎走。从店里买了一杯热滚热烫的印度奶茶，香浓可口。浪漫又有欢快节奏的音乐传来，和我新奇又低调的心情是一对不太要好的姐妹。北京这时候还下大雪，穿厚厚的羽绒衣戴帽子系大围巾，这儿却像二四八月好时节。下午的阳光非常灿烂，照着人暖融融。
上了一斜坡石阶，又一条街，宽大而望不到尽头，有一连串衣服摊，摊主站着，更多的是坐着，任客挑选衣服。传统工艺小店前人多些，卡片、腊染、织布、木雕、印度教的神，色彩鲜亮，自自然然的大红大紫。路边有扎白头巾的吹笛人，跟着我走，眼睛瞟着我。他魔幻的曲子将让一个女人快乐一世，应该考虑和他私奔，不然北京的一位女记者会笑我没有胆量。可惜我真是没胆量，只能将快乐留给别人。
凡我经过的地方，眼睛扫到的人，都没有我的目标阿难。
苏菲指派我找阿难，如同大海捞针。我边走边在心里骂苏菲，疯子才想得出的计划！什么神经发病！大众罗密欧跑了，天下的朱丽叶都吃错了药。怎么想得出来他会在印度？就因为这个唱歌的人心血来潮取了个佛经中的名字！看来苏菲对艺术家还是没有完全看透。
对疯子，安抚安抚是应该的。
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采访并不重要，我找过了，就好向这个姑奶奶交代：如果真是要采访，见不到他人也一样可以采访，我写了半辈子小说，编这点故事的能力绰绰有余。任务一旦明确，什么都好办。“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中国人，办一点含混事，说几句双关话，真是小学里就教的看家本领。
我心里一笑，就已经想好对付的方案，然后坦然做起逍遥的观光客，沿着街边骑楼赏心悦目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工艺小店一旁的墙上有个音乐会张帖，头像占了百分之八十五，面孔很熟，眼睛深凹，长鼻梁，嘴唇紧抿，神情略带点轻蔑的冷意。但是看不清楚：招帖上已经粘了大小不一的纸片。大概是些出租房子、找工作、修家电、医怪病的广告。我尽量撕掉一些，再看那音乐会张帖，我愣了，这不是阿难吗？
不可能，怎么会呢？
图像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照片漫天飞“有点像”不能算数。时间好像是阿拉伯数字，已过去两个月了。我倒吸了一口气：苏菲的指令还没有佛陀的准。我见到过阿难的照片，起码是五年前的，他的面相在中国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却像长在许多人脸上。我在张帖前犹豫了半天。招帖上面有几个印地文，这种天书的拼法，我在北京临行时恶补了一小时，现在只好拼命回忆。最后，我看出来了，张帖上写着ananda，不是阿难的拼音anan。不过我马上想起来，阿难既然取自佛经，他如果来印度，当然会用“真名”
但就这么一点线索，猜不准这个ananda，是不是苏菲要我找的那个阿难。
中午出旅馆时我已经作了打算，好好看德里，一天时间足够了。下午就去火车站预订票，沿着佛陀的一个个圣境看看，写本相关有趣的书，就对得起自己和苏菲了。
因此，我中午出来时，还抽身去了德里国立博物馆，很近，就在我住的帝国旅馆旁边。印度文物虽然照片见过，但是面对这么多雕塑还是令我惊讶，犍陀罗风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畅写实，笈多王朝时期的佛头虽然是从雕像上断裂下来，但美丽而沉静。早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我看了又看。印单上刻着动物和巫师和图腾。公元十八、十九世纪的唐卡，金、银、青三色，也是漂亮眩目。这个民族够艺术的。
我走到三楼，人并不多，但警卫隔几米就有一个。佛陀肩骨舍利，居然有黑色舍利，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庙风格的玻璃柜里，华丽的投射灯光打在金碧辉煌的展示柜上。感觉是走在珠宝店里，没有佛家的清净和尊严，赶紧撤出来。我找到一个店，喝了一杯茶，歇了一口气，正想课已经上够了，准备去订火车票。不想，在街上看到这张过期的音乐会广告。阿难突然凌虚显身，让我手心额头发凉。这么说，苏菲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她的话“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发脾气。我脑子开始糊涂起来。
或许，该打消去火车站订票的念头。
我很想将面前的广告撕下来，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国自然而然的事，在这里倒要三思。阿难并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的确像在寺庙里住过的人，眼睛清亮，一般人没有这么一双眼睛。看着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我心里骂了一句，转过身，背对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嘴唇性感。
我曾经感兴趣他的许多事，前几年也记得非常牢，去年开始有点淡漠了。这小子该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1950年出生，那么是五十岁。可是这张广告上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样子，头发留得极短，是和尚头。
女人不同，女人天天变，四年一个代沟，无法视而不见。比如我，三十九岁，再也见不到我十八九岁时的眼睛。那时有担忧和恐惧，但仍是一尘不染。要使眼睛清亮，心首先就得清亮。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可能清亮。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对人世处处设防，眼睛就得罩上防护套——没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
我反身再看照片，我觉得不可能是他：阿难眼睛绝对不会依然清亮。
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上音乐学院，后以生病为原因退学。原来应当有个本名，总不至于生下就叫阿难。我听说过他的真名，过耳之风，暂时忘了。
80年代初他组成自己乐队“自我学习”参加在北京的一些“地下”音乐小餐馆小旅馆及俱乐部中演出。我记得当时他的乐队中有一名西班牙贝司和德国的吉他手，那时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拿几个西洋流浪艺人卖野人头。
我有他的两盒音乐磁带：长河不落日和烟花雨印象。这两盘带子如此不同，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是一个歌手推出的？
长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摇滚。那时大家都摇滚，而且都重金属。可是他的乐队的摇滚就是比别人地道，乍一听，完全听不出是东方人做的，彻彻底底的西方刺激。在当时“自我学习”与唐朝、眼镜蛇，add，号称中国摇滚四大乐队，我觉得只有“自我学习”可以乱真。
1990年开始在香港、东南亚、日本及国外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
1990年推出第一张cd专辑我不会在乎。
苏菲认识阿难时是80年代初，当他在地下音乐圈子很火爆的时候。她是第一个采访他的香港记者，当时就写文章评论他气质反叛，个性突出，有自己的理念和乐感。尤其是他的歌词敢于展示敏感的话题，比如自由与性，对于经历过共和国种种劫难的几代人说，有着唤醒他们心灵的力量。
我收集过阿难的音乐，原带录制的质量就不好，借来翻录，
质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属听起来使人心浮气躁，只是因为人人都... -->>
醒来掏出枕下的手表一看，才清晨五点，天却已经大亮了。我清楚地记得夜里的梦，近段时间我的梦夜夜重温：一幢旧房子大木门外带斜坡的空地，很安静的夜里。穿黑衣的守灵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在一个棺木旁边跪着。守灵人背对我，铁皮壳的煤汽灯，还有一盏燃着灯线的菜油灯，灯光都很淡，风吹得一摇一摆。没有哭声，也不说话，但我感到我和守灵人彼此熟悉，我在这人身后跪下，再三伏地揖拜。一旁的白花在凋落，像纸钱一样飘落，随着风声聚集在我的脚下。
那棺木里的人肯定和我有关系，而且关系不同一般。是谁呢？
我的母亲七十六岁，一直多病，但还顽强地活着。我父亲两年前老而寿终，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在2000年8月骨灰才安葬在莲花山，也就是五个月前，细雨纷纷，山上云雾缭绕，松竹茂盛。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长排恭立在父亲的新墓前。作道事的老先生，让我们转过身，掀起后衣角接他远远扔来的米粒，据称接得多的，祖先在天格外保佑，财源滚滚。果然我接得多，大家轰然祝贺我，像中了彩票小奖。我回家却把这把米好好地做了一顿粥，让父亲的灵魂多溶一些在我的血里。
而五个月后，就是这天清晨，2001年1月18日清晨，我独自一人躺在德里的帝国旅馆，我都不敢睁开眼去看，怕一睁开眼，那残留的梦痕会一扫而净。如果棺木里是父亲，那他想通过这个梦传递给我不让别人知道的信息。父亲眼睛有病，在我生下后，就不能在船上继续做水手，在我长成一个少女后，就是一个盲人。盲人和我所不知的世界相通，他的嗅觉、听觉、感觉、触感，胜过正常人。不在人世的父亲，看见在德里的我，知道我陷在迷津里，他会让善人给我帮助，他会不惜跨过生死之界，给我一只手。
我要去的世界当然在旅馆之外，附近几条街还是很干净，绿树成荫，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互相反映堂皇，与全世界有面子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现代得可爱。往北走，到康诺特圆环，才杂乱起来，印度起来。
到德里老城区，旧德里，方觉得来到一个有自己历史的地方：一股强悍的生命之气，磅礴而来。这个印度17世纪的首都，残存的赭色城门、窄小灰暗的巷道间，都能引出煌煌然闪光的伊斯兰教寺庙建筑。到处是兜售鲜花的小摊，串串叠叠，七八种花色不太有顺序地放在大竹箕上，水珠新鲜晶莹。各种颜色的辣椒香料摊，则是玻璃瓶子、木箱、麻袋整齐陈列，香味浓郁。
我最喜欢那些瓶子，每看到新鲜的色彩，我都驻足观望几秒钟。女人艳丽的沙丽，男人素洁的头巾，还有他们从头到脚闪光的银饰，害得我手痒痒的，想去摸一下，沾一下那快乐。蓝得透明的天，将心气掀得大大的，可以装下任何生猛的色彩。每年10月至第二年3月季节好，气温好，不太热也不太冷，不会如雨季涨水，也不如旱季热得焦心。
现在是一月，苏菲真是会选时间。
看来是旅游旺季，一街人，外国人，外省人，满是走路左望右望的人，挤在街上，加上黄牛白牛与自行车三轮车挤道。披着棉布或丝绸的小商小贩，面含微笑，手拿着玻璃石头银器的项链，跟着游人，劝人买这买那。“不买？”“没问题，拜拜。”高高兴兴走开追下一个。印度英语听起来像含了枚印度橄榄舍不得吐掉。印度这个地方，至少有一点好：我生平第一次不必为自己乱七八糟的英文脸红。于是满街都在含橄榄说没问题。
对着满街飘香，我寻思了半天。回到旅馆吃中饭，心里七上八下，越来越不踏实：苏菲花这么大力气，就是让我写这样鸡毛蒜皮的观光记？这个快快乐乐“没问题”民族的问题，我有什么办法能分析？我觉得苏菲并不是让我来体验印度神秘。突然我想起她的话，那假装禅机的句子“愚者不知难，亦不知无难。”这话大有讲究。我没来得及填肚子，就在电脑前坐下写电子信，也学她的神秘腔调。
“索非索，欲索何索？”
这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我拿起电话，听到苏菲的笑声。
“什么事啊？摊底牌吧，要我做什么，找谁？”
“你认为我想找谁？”她反问。
“你会说是阿难。我当然不会相信。”
“你如我想的一样聪明。”
“好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就是阿难。”
“阿难到了印度？怎么可能。难道他真认为自己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听说他在泰国的寺庙妓院间出没？”
“我请你帮我在印度找。我和他的事，全世界你知道得最多。”
或许真是如此。我到香港，苏菲到北京，她都忍不住要好好招待我，请我吃饭，目的却是谈阿难。所以我成了我馋嘴的牺牲品。我不由得对自己冷笑了。
“印度人口已经到了十亿。你要我这个外乡人找一个人，我去找就是，没问题。但是找不到呢？”
“去找，就能找到。还没有找，你怎么肯定找不到？”她语气竟然有点生气。
我想想，摇摇头，这个苏菲肯定疯了。最先她没有直接说让我去追着采访阿难，我以为是开玩笑：她只是让我随意写印度。现在好像整个印度之行的目的全变了，我是来给大款儿苏菲当差！她雇我做私家侦探，用作家的幌子，找她想找的人！
我重新上街，三条街走下来，印象完全不同了，糟透了：任何东西，一看是黄种人的脸，价格就高出本地人几倍。黄这皮肤是财富的象征，最高级的商店有两类人经常光顾，一是中东石油富豪，二是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价格越是天数，中国人买得越起劲。
而这些街道之脏，实在无法恭维，街两旁的店卫生条件也不好。店主说，小姐喝水，买封死的听装，价格比瓶装水高，但确保是来自出产地的山泉。瓶装的说不定是假的。
啊，哪有这么叫卖的？
平价旅馆都很糟糕，收费还不合理。蚊子嗡嗡叫着满街飞，到处闻得见焦糊的咖喱味。苏菲让我住特价五星级旅馆，恐怕有道理，干净旅馆不容易找。我初到印度，她想保证不让我病倒，病倒了，整个写作计划告吹。摊上切开的西瓜，那水那刀都可能有细菌，只有香蕉这类自带套的水果才保险。小偷可能穿行在人群之中，就在我左右，但这一切并不影响我的情绪，我看不见中国人感觉的出门不安全、处处欺诈勒索现象，可能这个地方的人，连骗人也少一股歹毒劲，一切都充满庸懒闲情和十足的耐心，时间永远都够，一天过得没有停止，再过一天还是这一天，流水流走还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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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星期四，不过是个日历上的记录，而我感觉已经在这儿经历了许多个星期四。我继续在街上瞎走。从店里买了一杯热滚热烫的印度奶茶，香浓可口。浪漫又有欢快节奏的音乐传来，和我新奇又低调的心情是一对不太要好的姐妹。北京这时候还下大雪，穿厚厚的羽绒衣戴帽子系大围巾，这儿却像二四八月好时节。下午的阳光非常灿烂，照着人暖融融。
上了一斜坡石阶，又一条街，宽大而望不到尽头，有一连串衣服摊，摊主站着，更多的是坐着，任客挑选衣服。传统工艺小店前人多些，卡片、腊染、织布、木雕、印度教的神，色彩鲜亮，自自然然的大红大紫。路边有扎白头巾的吹笛人，跟着我走，眼睛瞟着我。他魔幻的曲子将让一个女人快乐一世，应该考虑和他私奔，不然北京的一位女记者会笑我没有胆量。可惜我真是没胆量，只能将快乐留给别人。
凡我经过的地方，眼睛扫到的人，都没有我的目标阿难。
苏菲指派我找阿难，如同大海捞针。我边走边在心里骂苏菲，疯子才想得出的计划！什么神经发病！大众罗密欧跑了，天下的朱丽叶都吃错了药。怎么想得出来他会在印度？就因为这个唱歌的人心血来潮取了个佛经中的名字！看来苏菲对艺术家还是没有完全看透。
对疯子，安抚安抚是应该的。
如果找到他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采访并不重要，我找过了，就好向这个姑奶奶交代：如果真是要采访，见不到他人也一样可以采访，我写了半辈子小说，编这点故事的能力绰绰有余。任务一旦明确，什么都好办。“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中国人，办一点含混事，说几句双关话，真是小学里就教的看家本领。
我心里一笑，就已经想好对付的方案，然后坦然做起逍遥的观光客，沿着街边骑楼赏心悦目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工艺小店一旁的墙上有个音乐会张帖，头像占了百分之八十五，面孔很熟，眼睛深凹，长鼻梁，嘴唇紧抿，神情略带点轻蔑的冷意。但是看不清楚：招帖上已经粘了大小不一的纸片。大概是些出租房子、找工作、修家电、医怪病的广告。我尽量撕掉一些，再看那音乐会张帖，我愣了，这不是阿难吗？
不可能，怎么会呢？
图像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照片漫天飞“有点像”不能算数。时间好像是阿拉伯数字，已过去两个月了。我倒吸了一口气：苏菲的指令还没有佛陀的准。我见到过阿难的照片，起码是五年前的，他的面相在中国人中很突出，在印度却像长在许多人脸上。我在张帖前犹豫了半天。招帖上面有几个印地文，这种天书的拼法，我在北京临行时恶补了一小时，现在只好拼命回忆。最后，我看出来了，张帖上写着ananda，不是阿难的拼音anan。不过我马上想起来，阿难既然取自佛经，他如果来印度，当然会用“真名”
但就这么一点线索，猜不准这个ananda，是不是苏菲要我找的那个阿难。
中午出旅馆时我已经作了打算，好好看德里，一天时间足够了。下午就去火车站预订票，沿着佛陀的一个个圣境看看，写本相关有趣的书，就对得起自己和苏菲了。
因此，我中午出来时，还抽身去了德里国立博物馆，很近，就在我住的帝国旅馆旁边。印度文物虽然照片见过，但是面对这么多雕塑还是令我惊讶，犍陀罗风格的黑岩行佛造型流畅写实，笈多王朝时期的佛头虽然是从雕像上断裂下来，但美丽而沉静。早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我看了又看。印单上刻着动物和巫师和图腾。公元十八、十九世纪的唐卡，金、银、青三色，也是漂亮眩目。这个民族够艺术的。
我走到三楼，人并不多，但警卫隔几米就有一个。佛陀肩骨舍利，居然有黑色舍利，大小不一地保存在一座泰式寺庙风格的玻璃柜里，华丽的投射灯光打在金碧辉煌的展示柜上。感觉是走在珠宝店里，没有佛家的清净和尊严，赶紧撤出来。我找到一个店，喝了一杯茶，歇了一口气，正想课已经上够了，准备去订火车票。不想，在街上看到这张过期的音乐会广告。阿难突然凌虚显身，让我手心额头发凉。这么说，苏菲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她的话“去找，就能找到”也不完全是大小姐发脾气。我脑子开始糊涂起来。
或许，该打消去火车站订票的念头。
我很想将面前的广告撕下来，可是不敢造次。在中国自然而然的事，在这里倒要三思。阿难并不像在妓院鬼混的人，的确像在寺庙里住过的人，眼睛清亮，一般人没有这么一双眼睛。看着他棱角分明的嘴唇，我心里骂了一句，转过身，背对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嘴唇性感。
我曾经感兴趣他的许多事，前几年也记得非常牢，去年开始有点淡漠了。这小子该是四十八九的人，如果1950年出生，那么是五十岁。可是这张广告上这小子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最多只有四十的样子，头发留得极短，是和尚头。
女人不同，女人天天变，四年一个代沟，无法视而不见。比如我，三十九岁，再也见不到我十八九岁时的眼睛。那时有担忧和恐惧，但仍是一尘不染。要使眼睛清亮，心首先就得清亮。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可能清亮。干我们这一行的，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警惕。对人世处处设防，眼睛就得罩上防护套——没有人能猜出我的心思。
我反身再看照片，我觉得不可能是他：阿难眼睛绝对不会依然清亮。
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在云南当过支边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上音乐学院，后以生病为原因退学。原来应当有个本名，总不至于生下就叫阿难。我听说过他的真名，过耳之风，暂时忘了。
80年代初他组成自己乐队“自我学习”参加在北京的一些“地下”音乐小餐馆小旅馆及俱乐部中演出。我记得当时他的乐队中有一名西班牙贝司和德国的吉他手，那时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拿几个西洋流浪艺人卖野人头。
我有他的两盒音乐磁带：长河不落日和烟花雨印象。这两盘带子如此不同，我不明白这怎么会是一个歌手推出的？
长河不落日是典型的西方摇滚。那时大家都摇滚，而且都重金属。可是他的乐队的摇滚就是比别人地道，乍一听，完全听不出是东方人做的，彻彻底底的西方刺激。在当时“自我学习”与唐朝、眼镜蛇，add，号称中国摇滚四大乐队，我觉得只有“自我学习”可以乱真。
1990年开始在香港、东南亚、日本及国外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
1990年推出第一张cd专辑我不会在乎。
苏菲认识阿难时是80年代初，当他在地下音乐圈子很火爆的时候。她是第一个采访他的香港记者，当时就写文章评论他气质反叛，个性突出，有自己的理念和乐感。尤其是他的歌词敢于展示敏感的话题，比如自由与性，对于经历过共和国种种劫难的几代人说，有着唤醒他们心灵的力量。
我收集过阿难的音乐，原带录制的质量就不好，借来翻录，
质量就更差，但是他的重金属听起来使人心浮气躁，只是因为人人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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