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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人都说胆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时髦话题。好几次他的音乐会不是由于我去不了，就是这音乐会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机会听到阿难的演唱会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体育馆，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票，正点去，体育馆早已人山人海，哪里挤得进，只好和所有到迟了的人一样站在后排座位上。我没有带望远镜，远远看到阿难长发披肩，手抱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乐队更在半暗中，几乎看不见人。他不像崔健那样穿绿军服，而是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的装束，不修边幅地卷着袖子，脚上一双圆口黑布鞋。
他的声音相当低沉，而笑容比较腼腆。当时观众一说摇滚就情绪如火。等灯光突然聚亮，乐器爆响，全场的呼喊海啸般潮涌起来。还没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拥上台去献鲜花，有的送手绢，送飞吻，不仅是掌声，全场一起唱，用手用脚打着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还疯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为阿难的风格已经转向低吟慢唱。依然听得出摇滚的底子，却完全没有煽动的节奏。也许观众没有听懂，也不需要听懂，不过是借机起哄而已。没有到结束，警察就来了，体育馆里里外外都是，说是人太多，空气不好，已有人晕倒，为了安全起见，得让观众离开。
观众不肯，但麦克风突然不响了，当然没法演出，观众被警察引导着离开。我一直想有个自己认识阿难的机会，也被泡了汤。台上阿难及乐队在收拾乐器，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观众们聚集在体育馆马路上，等着阿难，天下起雨，观众还是等着，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等到。
那是我看过的阿难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后，他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转录到第二个盘子烟花雨印象，的确完全不一样了。“学习”得真不错“自我”也出来了。如果说东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摇滚，我认为阿难走出了一条路子。沿着这条路，阿难甚至可以给西方人一点新的启示。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乐会，没有几个人理解中国摇滚史上的阿难。
苏菲1995年秋天认识我时，证实了阿难的确自那以后没有在国内公开演出过，只是偶尔在朋友开的酒吧和饭店演唱过。国内只知道重金属式的“自我学习”的主唱歌手阿难消失，他们并不奇怪，因为“唐朝”、“黑豹”里的人物也一个个消失，人们已经习惯：歌手不失踪让谁失踪？
我背对广告走了几步，活动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变化。有变化是幸运的，就像这家店里的鱼缸：两条小小的鱼孵出一大片鱼苗，水一动，像树叶一样翻转身，渴望游向远方。我看对面路上，又一个吹笛人出现，少年的眼睛黑又亮，头发卷曲。两个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缓，有点哀伤。怎么和阿难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么一切都在提示这个人的存在。难道我也得像苏菲一样疯狂不成？
工艺小店门前，大都是游客。我到街上找人询问音乐会的事，一个人回答不了，拉来另一个，个个都热心，个个都尽心尽力，不说清楚，都不离开。所以我身边围了五个人，英文夹着不知道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而且互相激烈争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吵吵闹闹，就耐心地听，最后他们总算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广告上写的演出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抄写在本子上，大家都点头证实没有错，还帮我招了电动三轮车。没一会，司机把我带到演出地点。看来是个舞场，布置却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点才开张，此刻正是清场整理时间。
老板被叫来，瘦瘦的高个子。我讲了有个中国音乐家在这儿演出过，两月前了。“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叫ananda。”接着我描绘了阿难的年龄和长相。
“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听的那个？”老板想了想说。
“唱得怎么样？听懂了吗？”我好奇地问。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们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点跟乐队吵起来。两边配合不了，乐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班子，两边的节奏合不上。嘘声太多，很失败。不明白那人怎么要来演唱，他是你什么人？”
我不说话，阿难的失败，无管怎样情形，我都不乐意听。
“那是你爱人吧，小伙子很俏呀。”老板拿我开心。
我只好说“或许是吧，请你回忆一下，这个中国歌手住什么旅馆，之后去什么地方演出？”
“这个我可不知道。”
“请帮忙。”
“你刚才说是中国人？哦，不对，他像个伊朗人，塔吉克人，总之不会是中国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中国人演唱，听众也从来没有中国人，你这样的旅客一年也来不了几个。所以你是我们今夜的贵客。快到时间了，你留下来看演出吗？”
我看看手表，才五点半，他怎么说到时间了？
看见我看表，老板笑笑“你才到德里吧，过两天你就不会看手表。表没有用。你瞧，我们都不戴表，因为我们心里有个表，”他诡秘地眨了眨眼。
他这么一说，我决定留下来看看阿难唱歌的地方，尽是些什么样的表演。
离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点东西。经过邮筒，有人用板车推着一个有许多抽屉的书桌，桌面可以收起来。我边走边问“卖吗？多少钱？”
他穿着白衣，没有停下，说不卖。我说我想看那些关着的抽屉。他和我对视两秒，点点头，他目光往上，我跟着这目光，看到蓝花花的天，有一条奇长的白线挂在空中，是飞机驶过吗？因为没有风，才久久留在那儿，划过了整个天空。从来没看见那么长的线，从地那端迈向地另一头。
再低头，奇怪得很，书桌和白衣人不见了。周围都是比我皮肤深黑的人，一个包头穿着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条花绿绿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来，像进机场海关时，我知道任何时候，微笑总是合算，否则海关官员会觉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随身行李统统倒出，检查，还可能罚你款，搞不好，让你在小屋子里蹲一夜。
众所周知，我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丈夫，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表面。没有我，他照样活，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也能活，还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写书，看书，写书，让想象在想象中升华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亲：他最爱我，我以前并不知道他爱我，当然我也不知道爱他，到我懂得爱他时，他不在世了。事情总是这样，就跟人老了，经验累积知识累积，成了一个智者，却离死一声咳嗽这么点距离。后悔没用，但我还是后悔，我没有能够爱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亲。这月上旬，我乘飞机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里总是绵绵细雨，沉沉雾气，从长江上往两岸山坡漫开，几乎使过江的轮船封渡。从渡轮下来，举着伞，从江边烟厂新建的厂房中钻来钻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阶回半山腰母亲家，我从小生长的家。应该感谢命运，旧院成了新的白楼，我多年写作的劳动所得给母亲换来一个二居室。我脱了满是泥沙的皮鞋，搁了雨伞，穿过客厅，进了她房间，轻轻走到她床边。她头发更稀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认不出我，把邻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没有太阳落入江里，看不见记忆里的夕阳，只有细雨滴答声。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有满腹话要对她说，她却一再重复地说要去养老院，养老院比家好，有人说话，我想与人说话。“妈妈，你记得小女儿吗？”
“她走了，她永远都不会回家。”母亲说。
“为什么？”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远我越清静。”母亲声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妈妈。”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个狠心人啊！”母亲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你让我去养老院吧。”她重复地说，她要跟人说话。我的哥嫂照顾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看电视直看到屏幕起麻点，没有节目为止。哥嫂他们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亲的房间，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听声音，为了看图像。母亲可能很久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这样，可我从未发现，也从不关心，好像母亲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亲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荡荡，并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穿过甘地博物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日落时分，一定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进去的人络绎不绝。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撤在河里。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与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他说到印度，一脸神圣。他在老家被抽当壮丁，他被当成外县人，编入另一个部队，他的原部队开拔云南缅甸，战败去了印度。所以他与印度擦边而过。
那时我刚上初中，只有十三岁，开始上世界地理课。从课本里读，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半岛上，八亿多人，有几十个民族，叫什么印度斯坦、泰鲁固、孟加拉，主要说印地语和英语，海岸线很长，北部是高山，中部是平原，西部有沙漠，高原在南部，有条美丽的恒河。气候很热，出米小麦棉花茶叶。首都在新德里。1950年和我国建交。荷花是国花，蓝孔雀是国鸟。我只知道这些。
父亲那天说了很多，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刚才穿过马路时，看见一个面孔像父亲的人，不过那人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轻一些。如果这人朝我走近，叫我认他，我会认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念父亲。
我七点一刻到歌厅，晚了，却正好演出开始。一台正宗当代印度流行歌曲在表演。台上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脐，沙丽很透明，乳房如丰收果实沉甸甸，手臂与手指一抬一勾一让，腰一动一闪一转，眼光如钻石，一闭一开都令人想入非非，脚实实在在地移动。听不懂唱的什么，但那旋律似乎永远不变：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样。叫人觉得印度人怎么几千年编不出一首新歌。或许他们听中国人的歌，也是同样印象吧？难怪阿难的歌，他们听不出好处。
不过，如果不是让我天天听，我不反对一年听一次印度歌。我小时，多远的爬坡上坎路都要扛一根凳子看露天电影，放映队在广场和操场支起一小块幕布，幕前幕后人山人海。那番热闹，一起贪婪地吸收文化营养。很难遇见好电影，更没有艺术的电影。与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及国产片相比，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确是相当动人。
一下子我全部想起来了。那男主角拉兹长大的孟买贫民窟，像我生长的南岸贫民窟，怎么看怎么像。里面的歌舞，尤其是那一段拉兹的父母结婚不久，泛舟阿拉巴赫河，岸上一队村妇载歌载舞，在和水手们对唱。旧时代的黑白电影，云彩是云彩，河水是河水，真实得伸手一拽，上面的人就可以下幕布来。那些人只可能是女神，从天而降，而舞台上已经现代化的女人，却和那些电影里的女人很像，丰乳高耸，四肢灵活，尤其是那眉眼如妖精，把我比惨了。
今天台上领舞的女演员一身黄，头发插满鲜花，她动跨动得我神经发软，她抬头抬得我害怕一下弄丢了她，她脖子一动眼神一扫最抓我魂，因为她的鼻环和肚脐银环一起亮一起闪，突然天神返回人间，有着人间世俗女子的情意绵绵。有条蛇缠在她身上，一会儿蛇在地上盘旋而上，与她对舞。一刹那，舞台上只有她和蛇，她唱，唱得蛇愤怒，唱得蛇快乐，最后竟掩面羞愧而去，我能感觉歌词像在讲故事。鼓声和笛子夹在电吉他和钢琴中间，小号黑管在歌唱停顿时加强，哀伤万分。台上出现了男演员，个个英俊，健壮如牛，五官轮廓如雕像，有的头发还卷曲，挑选过似的，比街上的印度男人干净利落。
我不是说我不爱印度男人：在全世界，中国人与印度人，是两大移民。他们能分别与西方人通婚比较多，互相通婚却几乎没有。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许非要我选择一个人在一起，那么，我第一得选一个中国人，第二才是其它民族，实在钟情了，哪怕黑人也行，单单没有想象过和一个印度人过日子，再漂亮也不会。奇怪得很，我知道我不会，就是做一时情人也不会。或许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原因。
正在胡思乱想时，中场休息，我站起来。照例女厕所门口要排队。前面一个印度姑娘朝我微笑，我也朝她点点头。我们走到过道，她双手合十，有礼貌地问：“你从中国来？”
“是的，你从中国来？”
“是啊。”
“北京？”
“是从北京来。”
她样子很友善，又问我第一次或第二次来这舞场，喜欢吗？以前来过印度没有？她牛仔短裙，紧身体恤衫，头发烫过，和一般中国姑娘一样，只是更漂亮一些，有两个酒窝。我一一回答她时，脑子一转，问她知不知道ananda？
“我是他的崇拜者。”
得来真是意外，我“啊”的一声。
她笑了，反问我：“那你呢？”
“你说呢？”
她哈哈大笑，
一下对我很亲热，拉着我的手到厕所一个小间里。她神秘地关上门，然后从小黑皮包里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打开是一张头像，和我今天在街上见过的广告一模一样，不过尺寸小些，而且像是用剪刀剪过，只剩下头像。“你看这就是阿难，你看这是他的签名。”
看不清楚，签名很草。我把图片拿到洗手台的镜子前，灯光明显亮一点。还好，签的是中文，再草也辨认得出来，的确是阿难二字。这下证实了阿难就是ananda，我很高兴我的一丁点佛教知识还真派了用场。
为人人都说胆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时髦话题。好几次他的音乐会不是由于我去不了，就是这音乐会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机会听到阿难的演唱会是在1986年春天，在北京体育馆，好不容易弄到一张票，正点去，体育馆早已人山人海，哪里挤得进，只好和所有到迟了的人一样站在后排座位上。我没有带望远镜，远远看到阿难长发披肩，手抱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柱光打在他身上。而伴奏乐队更在半暗中，几乎看不见人。他不像崔健那样穿绿军服，而是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的装束，不修边幅地卷着袖子，脚上一双圆口黑布鞋。
他的声音相当低沉，而笑容比较腼腆。当时观众一说摇滚就情绪如火。等灯光突然聚亮，乐器爆响，全场的呼喊海啸般潮涌起来。还没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子拥上台去献鲜花，有的送手绢，送飞吻，不仅是掌声，全场一起唱，用手用脚打着拍子，站在位子上跳，比看足球还疯狂。
但是我感到奇怪，因为阿难的风格已经转向低吟慢唱。依然听得出摇滚的底子，却完全没有煽动的节奏。也许观众没有听懂，也不需要听懂，不过是借机起哄而已。没有到结束，警察就来了，体育馆里里外外都是，说是人太多，空气不好，已有人晕倒，为了安全起见，得让观众离开。
观众不肯，但麦克风突然不响了，当然没法演出，观众被警察引导着离开。我一直想有个自己认识阿难的机会，也被泡了汤。台上阿难及乐队在收拾乐器，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观众们聚集在体育馆马路上，等着阿难，天下起雨，观众还是等着，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等到。
那是我看过的阿难唯一的一次演出，此后，他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转录到第二个盘子烟花雨印象，的确完全不一样了。“学习”得真不错“自我”也出来了。如果说东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摇滚，我认为阿难走出了一条路子。沿着这条路，阿难甚至可以给西方人一点新的启示。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乐会，没有几个人理解中国摇滚史上的阿难。
苏菲1995年秋天认识我时，证实了阿难的确自那以后没有在国内公开演出过，只是偶尔在朋友开的酒吧和饭店演唱过。国内只知道重金属式的“自我学习”的主唱歌手阿难消失，他们并不奇怪，因为“唐朝”、“黑豹”里的人物也一个个消失，人们已经习惯：歌手不失踪让谁失踪？
我背对广告走了几步，活动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变化。有变化是幸运的，就像这家店里的鱼缸：两条小小的鱼孵出一大片鱼苗，水一动，像树叶一样翻转身，渴望游向远方。我看对面路上，又一个吹笛人出现，少年的眼睛黑又亮，头发卷曲。两个吹笛人共吹一支曲子，悠缓，有点哀伤。怎么和阿难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么一切都在提示这个人的存在。难道我也得像苏菲一样疯狂不成？
工艺小店门前，大都是游客。我到街上找人询问音乐会的事，一个人回答不了，拉来另一个，个个都热心，个个都尽心尽力，不说清楚，都不离开。所以我身边围了五个人，英文夹着不知道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而且互相激烈争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吵吵闹闹，就耐心地听，最后他们总算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广告上写的演出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抄写在本子上，大家都点头证实没有错，还帮我招了电动三轮车。没一会，司机把我带到演出地点。看来是个舞场，布置却很印度色彩。要晚上七点才开张，此刻正是清场整理时间。
老板被叫来，瘦瘦的高个子。我讲了有个中国音乐家在这儿演出过，两月前了。“知道他在哪里吗？他叫ananda。”接着我描绘了阿难的年龄和长相。
“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打听的那个？”老板想了想说。
“唱得怎么样？听懂了吗？”我好奇地问。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们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点跟乐队吵起来。两边配合不了，乐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班子，两边的节奏合不上。嘘声太多，很失败。不明白那人怎么要来演唱，他是你什么人？”
我不说话，阿难的失败，无管怎样情形，我都不乐意听。
“那是你爱人吧，小伙子很俏呀。”老板拿我开心。
我只好说“或许是吧，请你回忆一下，这个中国歌手住什么旅馆，之后去什么地方演出？”
“这个我可不知道。”
“请帮忙。”
“你刚才说是中国人？哦，不对，他像个伊朗人，塔吉克人，总之不会是中国人，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中国人演唱，听众也从来没有中国人，你这样的旅客一年也来不了几个。所以你是我们今夜的贵客。快到时间了，你留下来看演出吗？”
我看看手表，才五点半，他怎么说到时间了？
看见我看表，老板笑笑“你才到德里吧，过两天你就不会看手表。表没有用。你瞧，我们都不戴表，因为我们心里有个表，”他诡秘地眨了眨眼。
他这么一说，我决定留下来看看阿难唱歌的地方，尽是些什么样的表演。
离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点东西。经过邮筒，有人用板车推着一个有许多抽屉的书桌，桌面可以收起来。我边走边问“卖吗？多少钱？”
他穿着白衣，没有停下，说不卖。我说我想看那些关着的抽屉。他和我对视两秒，点点头，他目光往上，我跟着这目光，看到蓝花花的天，有一条奇长的白线挂在空中，是飞机驶过吗？因为没有风，才久久留在那儿，划过了整个天空。从来没看见那么长的线，从地那端迈向地另一头。
再低头，奇怪得很，书桌和白衣人不见了。周围都是比我皮肤深黑的人，一个包头穿着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条花绿绿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来，像进机场海关时，我知道任何时候，微笑总是合算，否则海关官员会觉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随身行李统统倒出，检查，还可能罚你款，搞不好，让你在小屋子里蹲一夜。
众所周知，我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丈夫，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表面。没有我，他照样活，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也能活，还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写书，看书，写书，让想象在想象中升华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亲：他最爱我，我以前并不知道他爱我，当然我也不知道爱他，到我懂得爱他时，他不在世了。事情总是这样，就跟人老了，经验累积知识累积，成了一个智者，却离死一声咳嗽这么点距离。后悔没用，但我还是后悔，我没有能够爱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亲。这月上旬，我乘飞机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里总是绵绵细雨，沉沉雾气，从长江上往两岸山坡漫开，几乎使过江的轮船封渡。从渡轮下来，举着伞，从江边烟厂新建的厂房中钻来钻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阶回半山腰母亲家，我从小生长的家。应该感谢命运，旧院成了新的白楼，我多年写作的劳动所得给母亲换来一个二居室。我脱了满是泥沙的皮鞋，搁了雨伞，穿过客厅，进了她房间，轻轻走到她床边。她头发更稀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认不出我，把邻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没有太阳落入江里，看不见记忆里的夕阳，只有细雨滴答声。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有满腹话要对她说，她却一再重复地说要去养老院，养老院比家好，有人说话，我想与人说话。“妈妈，你记得小女儿吗？”
“她走了，她永远都不会回家。”母亲说。
“为什么？”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远我越清静。”母亲声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妈妈。”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个狠心人啊！”母亲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你让我去养老院吧。”她重复地说，她要跟人说话。我的哥嫂照顾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看电视直看到屏幕起麻点，没有节目为止。哥嫂他们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亲的房间，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听声音，为了看图像。母亲可能很久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这样，可我从未发现，也从不关心，好像母亲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亲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荡荡，并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穿过甘地博物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日落时分，一定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进去的人络绎不绝。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撤在河里。
我突然想起来，第一个和我提印度的人，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与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他说到印度，一脸神圣。他在老家被抽当壮丁，他被当成外县人，编入另一个部队，他的原部队开拔云南缅甸，战败去了印度。所以他与印度擦边而过。
那时我刚上初中，只有十三岁，开始上世界地理课。从课本里读，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半岛上，八亿多人，有几十个民族，叫什么印度斯坦、泰鲁固、孟加拉，主要说印地语和英语，海岸线很长，北部是高山，中部是平原，西部有沙漠，高原在南部，有条美丽的恒河。气候很热，出米小麦棉花茶叶。首都在新德里。1950年和我国建交。荷花是国花，蓝孔雀是国鸟。我只知道这些。
父亲那天说了很多，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刚才穿过马路时，看见一个面孔像父亲的人，不过那人黑一些，鼻子高一些，年轻一些。如果这人朝我走近，叫我认他，我会认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念父亲。
我七点一刻到歌厅，晚了，却正好演出开始。一台正宗当代印度流行歌曲在表演。台上一排舞女一律露肚脐，沙丽很透明，乳房如丰收果实沉甸甸，手臂与手指一抬一勾一让，腰一动一闪一转，眼光如钻石，一闭一开都令人想入非非，脚实实在在地移动。听不懂唱的什么，但那旋律似乎永远不变：所有的印度歌曲，全一样。叫人觉得印度人怎么几千年编不出一首新歌。或许他们听中国人的歌，也是同样印象吧？难怪阿难的歌，他们听不出好处。
不过，如果不是让我天天听，我不反对一年听一次印度歌。我小时，多远的爬坡上坎路都要扛一根凳子看露天电影，放映队在广场和操场支起一小块幕布，幕前幕后人山人海。那番热闹，一起贪婪地吸收文化营养。很难遇见好电影，更没有艺术的电影。与朝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及国产片相比，印度电影流浪者的确是相当动人。
一下子我全部想起来了。那男主角拉兹长大的孟买贫民窟，像我生长的南岸贫民窟，怎么看怎么像。里面的歌舞，尤其是那一段拉兹的父母结婚不久，泛舟阿拉巴赫河，岸上一队村妇载歌载舞，在和水手们对唱。旧时代的黑白电影，云彩是云彩，河水是河水，真实得伸手一拽，上面的人就可以下幕布来。那些人只可能是女神，从天而降，而舞台上已经现代化的女人，却和那些电影里的女人很像，丰乳高耸，四肢灵活，尤其是那眉眼如妖精，把我比惨了。
今天台上领舞的女演员一身黄，头发插满鲜花，她动跨动得我神经发软，她抬头抬得我害怕一下弄丢了她，她脖子一动眼神一扫最抓我魂，因为她的鼻环和肚脐银环一起亮一起闪，突然天神返回人间，有着人间世俗女子的情意绵绵。有条蛇缠在她身上，一会儿蛇在地上盘旋而上，与她对舞。一刹那，舞台上只有她和蛇，她唱，唱得蛇愤怒，唱得蛇快乐，最后竟掩面羞愧而去，我能感觉歌词像在讲故事。鼓声和笛子夹在电吉他和钢琴中间，小号黑管在歌唱停顿时加强，哀伤万分。台上出现了男演员，个个英俊，健壮如牛，五官轮廓如雕像，有的头发还卷曲，挑选过似的，比街上的印度男人干净利落。
我不是说我不爱印度男人：在全世界，中国人与印度人，是两大移民。他们能分别与西方人通婚比较多，互相通婚却几乎没有。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许非要我选择一个人在一起，那么，我第一得选一个中国人，第二才是其它民族，实在钟情了，哪怕黑人也行，单单没有想象过和一个印度人过日子，再漂亮也不会。奇怪得很，我知道我不会，就是做一时情人也不会。或许我不知道的原因，就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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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从中国来？”
“是啊。”
“北京？”
“是从北京来。”
她样子很友善，又问我第一次或第二次来这舞场，喜欢吗？以前来过印度没有？她牛仔短裙，紧身体恤衫，头发烫过，和一般中国姑娘一样，只是更漂亮一些，有两个酒窝。我一一回答她时，脑子一转，问她知不知道ananda？
“我是他的崇拜者。”
得来真是意外，我“啊”的一声。
她笑了，反问我：“那你呢？”
“你说呢？”
她哈哈大笑，
一下对我很亲热，拉着我的手到厕所一个小间里。她神秘地关上门，然后从小黑皮包里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打开是一张头像，和我今天在街上见过的广告一模一样，不过尺寸小些，而且像是用剪刀剪过，只剩下头像。“你看这就是阿难，你看这是他的签名。”
看不清楚，签名很草。我把图片拿到洗手台的镜子前，灯光明显亮一点。还好，签的是中文，再草也辨认得出来，的确是阿难二字。这下证实了阿难就是ananda，我很高兴我的一丁点佛教知识还真派了用场。